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依斯（Joseph Beuys 1921—1986）曾经提出过“社会雕塑”的概念，但是，与一般人过于专业化的理解并不相同，在他的心目中，“雕塑”的概念不仅已经被扩大，而且所谓“艺术”的内涵与功能也随之扩大了，即绝不能止于为人类提供纯粹美的感官享受，还必须承担起宗教和道义方面的重任，进而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教育、交流和传播功能的媒介。所以他曾经强调，“我是一个传播者”。在很大程度上，约瑟夫·博依斯一生要努力完成的“社会雕塑”作品，实质上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实验，其目的是要将社会与人们的心灵雕塑得更加健康、更能体现出正义的价值感。如果联系他的一系列作品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基于对理想社会的执著追求，他一直在利用自己的作品向每个观众传递出这样一种信念，即要“改造我们生活的世界”必须人人参与，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任何人也不能袖手旁观！也许，在功利滔滔的消费社会，有些势利自私之人会将他对“理想化社会”的追求划在“乌托邦”的范畴之内，并把他所做的相关作品看作是一个心理医生对社会问题开出的无法实现的药单。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理想”或追求，至今依然有着巨大的存在价值或文化价值。这也正是其深深影响他的学生基弗尔和世界各地优秀艺术家的原因。

王艺  玩偶  白铜  高 700cm  2018 年

从以上的角度出发，我认为，艺术家王艺的创作追求就根植在约瑟夫·博依斯所创立的优秀传统之中。事实上，他的一系列作品尽管题材不尽相同——其中涉及《玩偶》《让我们一起快乐地玩耍》《找不同》《小号研究》《规定》等；使用的媒介亦不尽相同——其中涉及白铜、不锈钢、玻璃钢、树脂、丝网版或现成品等，但无不表达了他对当下社会某些异化现象的反思。只不过从国情和个人的感受出发，他的“社会雕塑”更具中国特点或个人特点。据艺术家介绍，他所有作品的灵感均来自于对现实或历史的反思。另外，和约瑟夫·博依斯一样，他在进行创作时，总是希望一方面将作品中的问题简单而明确地提出来，另一方面还希望能准确传达出一种感情与视觉的直观性。按我理解，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策展人夏可君才将本次展览命名为“调调”，而将这两个具有不同发音的同一个单字凑在一起的含义则是要突出艺术家本人一向坚持的价值观，即要通过必要、合适的调整，让社会最终以正确的调子来取代不正常的调子。按艺术家的说法为，“这个世界是走调了，需要新的艺术来重新调节”。

王艺 让我们一起快乐地玩耍 1 玻璃钢烤漆 高 175cm   2018 年

我注意到，在第一个系列的作品中，顽童是象征性的使者或基本的艺术符号。而且，王艺主要关注的还是儿童接受不良影响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由此他也反思了现实生活中极其不健康的现象。有一点必须强调，他的作品虽然用的是具象或写实的手法，但基于观念表达的需要，大多以虚拟或超现实的方式出现。作品《让我们一起快乐地玩耍1》表现的是24个小孩子围成圆圈做游戏的场景，只见他们身着西装、剃着光头，正互相用持枪的手势对准前面小孩的后脑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准备相互“杀戮”的怪圈。我认为，在这个具有寓言特点的叙述场景里，体现了对于孩童游戏软暴力问题的反思，非常发人深省。

另一幅名为《找不同》的作品被艺术家分成了三组，正如大家所见到的那样，在三组作品中，那些排成方阵并齐步走的儿童不仅带上了相同颜色、相同形状的帽子，还穿上了相同颜色、相同款式的衣服，就像成批生产的机器人一样，观众很难发现他们之间究竟有着什么不同。而这就巧妙地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模式化或整个社会不注重个性培养的严重问题。相信有着共同背景的观众，必然会与作品产生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

王艺  找不同（局部）  树脂  高 55cm 

第三个系列作品《规定》虽为丝网版画，并且是以108幅成年人的形象来做艺术表达，但通过一种使脸部歪曲变形的挤压式处理手法却分明暗示了各种规则、法律、礼仪、道德对个性发展的无情扼杀。在这里，艺术家并不是要简单反对制定各种规则、法律、礼仪、道德等，因为其对于现代社会保持基本运行是必须的，但艺术家希望与此同时还应该考虑每位个体基本生存的权力或个性的存在。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所有人——而不是一部分人——自由发展的理想，一切规则、法律、礼仪、道德等的制定不仅要体现出管理者，而且要体现出每一位个体的意志。毫无疑问，作品所隐寓的不正常现象对于社会和民族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亟须加以解决！

的确，艺术家在作品中并没有对他所强调的社会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我感到，这些问题的提出只要能引起社会的重视就足够了，因为其有可能带来解决的希望，进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借用艺术家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在艺术家重新定调后，把社会上走调与走音的喧嚣调整过来。于是，这也促使艺术家创作了第二系列的作品《小号研究》。很明显，此想法的出现与艺术家以前的军旅经历不无关系。

王艺 小号研究 2  铜 直径 223cm×500cm  2018 年 

装置雕塑系列《小号研究》中的不同作品或以单只、或以几只、或以多达一千多只小号拼接改装而成。由于小号作为一种西方传来的乐器，在不同的演奏者的口中必然会吹出各种不同的调性来，所以艺术家用不同的结构或造型方式体现出了不尽相同的含义。比如《小号研究4》就通过朝向两边的小号批评了社会上有人各吹各调的不良行为；又比如《小号研究7》就通过一把装有十六组按键的超长小号强调了团结一致或同声同调的重要性。然而，艺术家终究还是一个多元主义者，在《小号研究1》中，他就将千余只小号并置成了巨型高塔，而这不仅向我们强调了多元社会必须具有多元声调的价值观，而且以居于其上的一把特大小号暗示了要特别防止以一种声调统一多种声调的危险性。由此，我们也体会到了王艺在建构作品意义形态上的特殊创造力。另一件作品《号外》是将二十几把极具沧桑感、年代感的军号封存在了一个由透明树脂做成的长方形盒子中。但凡了解近一个世纪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些特殊的文化符号已经携带着中国人民追求正义或浴血奋斗的历史，而作者故意将其封存起来，无疑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并要对其进行深刻反思，以进一步促成理想社会的建立！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与仅是关注形式语言、材质特点或艺术本体的艺术家不同，王艺以他追求或肩负的责任感、使命感，很好地创作了他所设想的中国式“社会雕塑”。另外，由于其具有公共性的特点，所以也就具有了社会学或文化学上的意义。而这些是非常值得同行们学习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