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人生中途的素描

梁凡

1951年12月，48岁的蒋彝第四次来到巴黎。此时，上距1933年他的去国赴英已近20年，下距回归故土、结束一生的海外羁旅，还有漫漫26载光阴。同时在现实和隐喻意义上，蒋彝走到了人生之旅的中途。记述他此次巴黎之行的《巴黎画记》，做了见证。

而立去国，古稀方还。蒋彝一生的文学事业，播种于海外，亦主要收获于海外。1935年，他的首部英文著作《中国绘画》在英国出版；两年后，“哑行者画记”的第一部《湖区画记》问世。此后，蒋彝一发不可收，创作了13部“哑行者”游记，有论者赞其有“文、诗、书、画合一之美”（《蒋彝笔下的世界与故园》，陈琳）。具体到《巴黎画记》，早在1956年问世之初，便有西方评论家指出，由于作者“法语不通”，“反而使观察成了他的长处……更增添了观察力和表达力”（《蒋彝作品研究》，任一鸣）。

据说，西人读蒋彝书自有“熟悉之中见别样风景”的乐处，更有论者就此大发“后殖民写作”之高论——但这些，我们且都不去管它，只就其作的中文译本安心读“老乡书”，又待如何？

若将期待定位于通常意义的“游记”，《巴黎画记》恐令观者失望——这不是说作者吝于将笔墨诉诸巴黎。恰恰相反，这本小书对巴黎寻常巷陌、市井人家的细细写来简直是“不要太多”。但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巴黎圣母院、香榭丽舍大道……所有这些通常被认为是“地标”的所在，在书中却往往退缩为背景与配角——从卢森堡公园到赛纳河两岸，从埃菲尔铁塔到香榭丽舍大道旁，蒋彝不厌其烦、娓娓道来的不是哪个“景观”，而是在那里的“巴黎的树”（《第二十章树枝和花瓣》）！

虽然蒋彝号称“哑行者”，并一再以独享“哑行时光”自许，但《巴黎画记》中与人交游的篇幅却着实不少。中年人苦学外语的窘态（《第二章法语有泪》），参观手工艺人精细活计的惊叹（《第十章 皮嘉尔，不止如此》），对落魄卖蒜老人的同情与敬佩（第二十三章 “顽强的生命力”）……《巴黎画集》中的几乎每一次交游，都成为工笔细描的对象本身。一段段交游故事并无多少波澜，作者也几乎不试图从中䌷绎或感悟出什么道理，只是照直写去，让一个个平凡抑或不凡、可敬抑或可爱的灵魂“自我呈现”。

作者:(美)蒋彝  译者:王艳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5月

“素描”，这一书中不时出现、作者常在巴黎街头用心从事的工作，在我看来，正是打开《巴黎画记》艺术之美的钥匙——“素描之文”与穿插其中“素描之图”和谐奏鸣，又正是蒋彝文、画（还有书法）全能的体现。然而，再向深处想一层，“素描”之于蒋彝，或又未必仅是“技法”？毕竟，别的不说，仅就蒋彝的同辈人而言，兼具文学与艺术才华、又有多年海外经历的不乏其人，何以只有蒋彝终究自成其为“蒋彝”？

也许，沿“素描”的笔触，上溯作者的心境，能给我们些许提示。

作为最朴素的表现形式，素描要求创作者尽量贴近客观与写实，将包括前见在内的主观意识尽量悬置——换句话说，在此过程中，是高度个人化的创作者直面其所要处理的对象。但是，由于历史与文化的种种原因，正是这种“高度个人化”的写作姿态，成为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中不折不扣的“异类”。事实上，不必说中国国内作家、学人自“为人生的文学”与“为文学的文学”之争以降的宏大论争，即便是与蒋彝经历相似的林语堂，也是凭英文写就的《吾国与吾民》蜚声文坛——这“路数”与蒋彝的“湖滨漫步”，显然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笔者当然无意在此替任何人强辩高下，但仍愿指出，蒋彝的创作“身姿”，确有大不同于他人之处。

进而言之，在这一写作姿态背后，是蒋彝、尤其是“中年”之后的蒋彝愈益安定包容的写作心态。

读《巴黎画记》，一种萦绕不去的阅读感受是，“中国”在作者笔下“无处不在”，但又好像“无迹可寻”。蒋彝在书中大量引用、自创中国古典诗歌，巴黎的景致与场景每每勾起他有关故土的回忆，此外，更不用提似有向西人炫技之嫌的大量中国书法作品。然而，细心的读者应可注意到，除极少的几处外，书中并无一般海外华人文学当中常见的“文化冲击”“故园之思”这种“分别中西”的痕迹——故国的三十年生活，与海外已近二十载的经历，似已共同融入蒋彝的生命体验，难分轩轾。有论者曾就此指出，“在蒋彝40年代以后的游记作品中，如《巴黎画记》和《都柏林画记》中，蒋彝看待西方文化的眼光变得复杂了，常常会让读者觉得这个作者的文化身份是复合的。”（《蒋彝游记的跨文化语境》，任一鸣）。有理由相信，蒋彝已经将这种安定与包容的心态作为自觉的追求，“以求同而非求异为目的开始记录我的游历”（《波士顿画记》序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品读《巴黎画记》这样一部蒋彝作于人生中途的“素描”，或许仍能提醒如今的我们，在“故园”“他乡”二分之外与之上，还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