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辅民

中国美术报：一个成熟的艺术家与自身的成长环境和经历是分不开的.您在西北出生并长大，对西北的土地情有独钟。数十年来，您的笔触也始终没有离开这片广袤神秘的土地及人民和人文厚重的历史文化。西北民众的生活是您艺术创作的母体，无论是绘画的题材还是内心的皈依，都从来没有远离过。您能否谈谈您的创作经历和感受？

王辅民：是的，我出生在甘肃庆阳，庆阳距离敦煌有 300 多公里，是炎黄子孙最早的活动区域之一，农耕文明在这里发源，留下了非常丰厚的文化遗产。虽然历史上记载这里的农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他们的文化在长期的口传心授之中积累了下来。这种文化的传承是中华民族最具特色的一种传承方式，这些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文化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我认为，如果一个艺术家能够将这些文化轨迹用艺术的方式体现出来，将具有深刻意义。

中国美术报：您近几年创作的“社火”系列作品，引起了美术界的持续关注，它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和中国民间艺术意蕴，作品的用色、用线、用笔形成了一种十分强烈的视觉效果。在创作这些作品之前您有过哪些思考？请您以自己的作品和经历为大家做一些解读。

王辅民：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节日，它涵盖了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观：仁、义、礼、智、信。我从小生活在西部的农村里，春节的“社火”是这里最重要的文化娱乐项目。作为一个画家，我希望把这种民俗、文化体验在作品中反映出来，同时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修养及积累融入作品之中。我以“社火”为创作主题，把中国民间文化元素——比如剪纸、皮影、刺绣——与自己的艺术创作相结合。我认为，艺术创作是一种精神产物，它反映作者心灵及理想，只有这样才能触及艺术的真谛。

中国美术报： “社火”系列作品很接地气，这些作品不仅表达了您作为艺术家的心境，也通过其中的艺术形象对社会现象进行了新的阐释，这是一种很有新意的表现方式。

王辅民： “社火文化”中包含了很多讽刺的意味，这是对某些社会现象讽刺诙谐的表达。我曾经创作过一幅名为《妖言惑众》的作品，创作背景就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氛围之中：社会上的各种真与假、虚与实的信息迷惑着我们，使我们变得盲目和焦虑，在这样的状态之中，怎么去判断真正美的、好的、善的东西？这样的经历启发我创作了这幅作品，我画了呐喊和举旗的人物形象，制造出摇旗呐喊的景象。这幅作品就是对社会上这种现象的批判、讽刺。

王辅民 社火之一 纸本设色 178×228cm 2010年

中国美术报：中国水墨画对色彩的表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近几年您将强烈的色彩融入作品中，这种探索是如何展开的？

王辅民：中国画创作从唐宋以后，以水墨为上，绘画语言方式主要以黑白来表现，文人画更是以黑白来表现五彩世界和文人士大夫的心境。民间艺术具有色彩丰富、强烈的特点，充满炽热的情感，憨厚而热烈。我在创作中吸收民间艺术元素，把强烈的情感和色彩融合到自己的水墨画创作中，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课题。中国画的水墨语言特性对色彩到底能有多大的包容量，水墨与色彩的结合能够融入到什么程度，结合得好与坏，这都是语言探索非常重要的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深感这一课题的难度，许多艺术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这也是我今后艺术创作的驱动力。

中国美术报：您创作的反映西藏人生活的作品如“天地之间”系列和“香巴拉之境”系列可以说是一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您表现出了那块少经世俗尘染的土地上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性，表达出他们在精神领域和视觉领域所体现出的生命价值。

王辅民 祥和高原 纸本设色 2006年

王辅民：国内画西藏人物的画家有很多，大多都在关注这一民族华丽的服饰或者独特的生活形态。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创作西藏题材，在多年的实践中我发现，如何去挖掘西藏人真正的精神和理想可能是最重要的。创作与少数民族有关的艺术作品并不只是表面化地反映人物与其所处的特殊环境，关键的是能不能挖掘出这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内涵，这既能体现一件作品是不是反映了时代特色，也可检验出一个艺术家是不是具有艺术敏感度。我画的西藏题材作品中最早得到大家认可的是“天地之间”系列，西藏人生活在距离天最近的地方，如何表现出这种天、地与人之间的生存关系是我这个时期关注的焦点。西藏是一个极具特性的人文生态环境，宗教对他们的生活影响非常大。他们追求“香巴拉之境”，这既是藏民人生最理想的生活之境，也是他们极为崇尚的宗教之境。我在 90 年代开始思考，怎样用艺术语言表达藏民在追求这样的理想境界时所表现出的生存观念、生活状态和民族文化内涵，这样的思考和艺术实践一直持续了十几年。西藏人生活在辽阔的天地之中，他们形成了强悍、宽博的生存精神，也形成了对天地、自然之神的敬畏之心，这种独特的民族性启发了很多艺术家的创作。2004 年我创作了一幅名为《阿尼玛卿的歌》的作品，在创作之前，我带领兰州画院全体画家到青藏高原、黄河源头体验生活。我在黄河源头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深深体验到了高原人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与大自然抗争的艰辛。这样的经历使我更加贴近高原人的精神，我佩服他们强大的生命力，开始思考怎样在作品中体现出高原人与生存环境的抗争和对自然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一时期，我自己一直处于非常压抑的状态，也需要有一种来自心灵的力量加以抚慰。我在创作中采用了梯形和直立形人物组合方式，表现出高原人的沧桑和宗教般的崇高感；采用了群像式的人物组合，塑造的绘画形象倔强、彪悍。这是对高原生命的尊敬，也是对他们精神的礼赞，同时，也是我心灵的一种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