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做书画鉴藏的人，靠的就是一个眼力。眼力的高低和精准度，直接决定了藏品的质量和价值。收藏史上还真就有这么一个人，凭借着丰富的看画经验和书画训练锻炼出极其“毒辣”的眼力，甚至以此被业内称为现代鉴藏的“一只眼”，可见其眼力之精道。这个人就是吴湖帆。

吴湖帆（1894—1968）出身于苏州名门，初名翼燕，后更多万，又名倩、倩庵，字遹骏，东庄，书画作品上一般都署名湖帆。他擅长中国画，技法全面，画艺精湛，可谓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中的一位重要画家。而他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则远远超出他作为一名画家的意义，因为吴湖帆在鉴赏与收藏上同样颇有成就。作为一位集绘画、鉴赏、收藏于一身的显赫人物，他的艺术修养是全面的，虽然这在中国绘画史中并不是罕见的现象，但能在各方面都获得瞩目的成绩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正如前面所说的，藏品价值的高低与藏家本人的眼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书画方面更是如此，而大量的创作实践和丰富的观画经验则是锻炼眼力的两个重要途径。只有通过这种训练和积累，藏家在面对一件作品时才能够迅速地对其创作过程、气韵、布局、笔法等各方面的情况作出分析，从而得出自己的判断。在这方面，吴湖帆无疑有着先天的条件与优势。

吴湖帆于1894年出生于吴中地带，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地区。明中期这里曾兴起过一个重要的文人画派——“吴门画派”，他本人的住所就是明代文人金俊明“春草闲房”的旧址，这为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大环境。而作为清代著名书画家吴大澂的孙子，吴湖帆自幼受到环境与家庭的薰陶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13岁那年就已经拜陆廉夫为师，向其学习绘画创作。吴湖帆最初从董其昌、“四王”入手，随后又上溯到五代、两宋以及元明诸家，他的绘画技法全面，山水、花鸟、人物无一不精，画艺高超。在学习过程中，他一面悉心观摩家藏历代名迹（这一时期多是观摩学习其祖父吴大澂的旧藏），一面遍游名山大川，把师古人和师造化结合起来，从而在艺术上形成缜丽丰腴、清隽明润的独特风格。他的代表作有《峒关蒲雪图》、《庐山东南五老峰》、《谢眺青山李白楼》、《石壁飞虹》、《庐山小景》、《芙蓉映初日》等，目前可以从《梅景书屋画集》、《吴氏书画集》、《吴湖帆画集》等著作中一窥其作品的风采。同时，他的书法融合了米芾的书体与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并结合自己的意趣，自成一格。高超的画艺与精妙的书法使得吴湖帆成为当时上海最享盛名的一位书画家，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与赵叔孺、吴待秋、冯超然一起被誉为“海上四大家”，又与吴子深、吴待秋、冯超然合称“三吴一冯”，还在20世纪30年代与张大千并称为“南吴（湖帆）北张（大千）”，能与书画奇才张大千齐名，可见其书画影响力之大，而张大千平生佩服的“两个半画家”中，第一个就是吴湖帆，更显出其绘画底蕴的深厚，这都为他训练出精到的鉴赏眼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精于绘画之外，吴湖帆还有着丰富的看画经历，这与他宏富的家藏不无关系。他拥有的历代书画名迹、钟鼎碑拓、陶瓷古籍等精品共达到了1400件之多，其中有继承家传和其他来源的藏品，也有他自己的收藏。

前者主要来自于三个途径：一是来自其祖父吴大澂的旧藏，如他遗留下来的周代邢钟和克鼎，吴湖帆就极为喜爱，甚至将自己的住所命名为“邢克山房”，而吴大澂生前尤为钟爱的40余方古印、50余方官印和28方将军印后来都为吴湖帆所收藏。此外，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虞恭公碑》也是旧藏；二是来自其外祖父沈韵初所赠，沈氏有不少收藏，其中以董其昌的书画为多，曾以“宝董阁”命名自己的斋室并请人治印。前面曾提到过，董其昌的绘画对吴湖帆的艺术风格颇有影响，这与沈韵初将自己所收藏的董氏书画全部赠送给了吴湖帆不无关系，大量的董氏书画不仅丰富了吴湖帆的艺术修养，也开阔了他的观画眼界，也正因为如此，在吴湖帆的藏品中董其昌的作品一直占有显著的份量；三是来自其夫人潘静淑的嫁资，潘静淑的家世十分雄厚，她的曾祖父潘世恩是清代道光帝的宰相，伯父潘祖荫则是光绪帝的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其“攀古楼”中所藏文物的价值可谓富甲东南。潘静淑过门时，嫁资中就有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宋拓本三帖，加上吴大澂的旧藏《虞恭公碑》，正好集欧阳询四本名帖于一室，吴湖帆对此十分珍爱，将家中厅堂命名为“四欧堂”，并将他的长子命名为孟欧、次子为述欧、长女为思欧、次女为惠欧，以此来迎合“四欧”，可见其喜爱之深。而在潘静淑30岁时，岁逢辛酉，恰好与宋景定年间所刻的《梅花喜神谱》的干支相合，因此她的舅舅潘仲午就以所藏的《梅花喜神谱》作为礼物赠送，随后吴湖帆就将其寓所命名为“梅景书屋”，以示珍重。此外，潘静淑的收藏中还有一方先世御赐的玉华砚，洁如堆雪，润若凝脂，夫妇俩人爱之如生命，并将二人的居室命名为“玉华仙馆”。

这些丰富而又高质量的收藏为吴湖帆的书画创作与鉴定工作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早在1935年，他就凭借着在故宫博物院海外展览藏品的辨伪鉴赏工作中的突出表现获得了“一只眼”的美称，与收藏大家钱镜塘同称“鉴定双璧”，并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与姚虞琴、黄葆钺、张大壮并称“沪上四大鉴定家”，以此足以说明他在鉴定界的权威地位。同时，这也为他本人的收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吴湖帆本人收集的珍品以历代书画名迹为多，如北宋米芾的行书《多景楼诗册》、宋梁楷的《睡猿图》、宋王晋卿的《巫峡清秋图》、宋赵构的《千字文》、南宋刘松年的《高山四皓图》、宋画《汉宫春晓图》、宋拓《梁萧敷敬太妃墓志》、宋刻《淮海长短句》、元倪云林的《秋浦渔村图》、元吴镇的《渔父图》、元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前段《剩山图》、元王蒙的《松窗读书图》等，每一件都是国家的一级藏品。此外，他花重金购得隋代碑帖《董美人墓志铭》，珍爱之至，特辟一间屋用以珍藏，并取名为“宝董室”，平时将此碑帖随身携带，甚至有时睡觉也带在身边，他幽默地称之为“与美人同梦”，爱碑入迷到竟以碑为“妻”。同时，他还千方百计搜罗清代的状元写扇，有的出高价收买，有的则用极珍贵的藏品与人交换，历经20年之久共获得75柄写扇，上起顺治, 下至光绪，洋洋大观，也形成了他的一大收藏特色。 

谈及吴湖帆极为精辣独到的眼力，完全担得起他书画鉴赏“一只眼”的美称。一般的收藏家在面对拿不准的作品时多会请他来鉴别真伪，尤其是古画，只要经他一看，立辨真伪，他对自己的鉴定水平也相当自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上海汲古阁主人曹友卿拿着刚购买的一张破旧的《剩山图》请他鉴定。《剩山图》是元代著名山水画家黄公望的著名作品《 富春山居图》的前一段，始画于至正七年(1347 年)，直到至正十年才最终成，共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富春山居图》描绘的是富春江两岸的初秋景色，面上峰峦起伏，山势曲折，山涧江畔有村舍、空亭、渔舟、小桥、丛林、飞泉等景色，景随人迁，令人目不暇接。这幅作品很受明清画家的推崇，但它的流传却经历了一番曲折。《富春山居图》最初为明代书画大家沈周收藏，后为董其昌所得，又经辗转到了宜兴收藏家吴正志手中，吴正志将其作为家传宝物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吴洪裕。吴洪裕生平最珍爱两件书画作品，书法是《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绘画正是这件《富春山居图》。清顺治年间，吴洪裕临死前嘱咐家人将这两件珍贵书画“焚以为殉”，言下之意竟然是要烧了书画作为他的殉葬品。家人不敢违拗其意愿，先烧了《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第二天，当家人将《富春山居图》投入炉中时，吴洪裕已奄奄一息，其侄子见状，连忙从炉火中抢出了画卷，但图已烧去了一段。自此，这一遭受火劫的名画就分作了前后两段。两段的命运也迥然不同，后一段仍沿用《富春山居图》原名，于清乾隆年间被收入宫廷，民国以后成为故宫博物院收藏，解放前夕被运到台湾，现作为镇馆之宝之一被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前一段则在一直在民间辗转流传，最终成为呈现在吴湖帆面前的《剩山图》（其名也是吴湖帆所定）。他一看便知此画出于名手，遂当机立断，经过“谈判”后将家中珍藏的商彝周敦古铜器作为交换，得到了这本珍贵的残卷。随后，吴湖帆在与故宫博物院藏《富春山居图》影印本的对照下，发现它竟然是《富春山居图》的前段，珍重更甚，并将其重新装裱，定名为《剩山图》。为此，吴湖帆还特地为自己增添了一个斋名——“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从这个例子中可以明显看出吴湖帆精湛的眼力、高超的判断力和果敢的决断力，若眼力不济，便无法敏锐地发现这幅作品的珍贵所在，从而遗憾地与珍品失之交臂。

吴湖帆对书画的鉴定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画作鉴定品评的第一要点就是“神韵”，即“画中最紧要处曰神韵, 神韵欠缺则无何如精欤妙欤皆非上品”。真伪在他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他常说一句话：“收藏不是要对得起真伪，而是要对得起良心。”在鉴定过程中，他还不断地寻求技术和思维上的创新，前瞻性地采用了摄影技术等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利用照片来复制和抄录第一手重要资料。同时，他积极接纳西方学者的新鲜理念，采用现代方法, 突破了传统社会观念的束缚和限制，从而扩展了题跋的美学思想与意义。这种创新和改进在当时的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进步意义，中国在那个历史时期面临着外强武装入侵和西方文化思潮的双重影响与冲击,导致国家陷入丧失其自身文化特性和社会延续性的极大危机。在这种忧患的国情下，吴湖帆却另辟蹊径，将传统的鉴赏经验和现代化科技手段相结合，令国人信服的同时，也成功地把中华艺术的瑰宝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他的这些鉴定方法与创新精神为其弟子张珩、徐邦达、杨仁恺等人所继承，奠定了中国当代书画的鉴定的人才与精神基础。

除了鉴赏与收藏书画外，吴湖帆还乐于将书画改头换面，使其重获新生。他藏有的“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和“清四王”（王时敏、王鉴、王晕、王原祁）的山水画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这些藏画大小尺寸竟然都是一致的。这当然不是巧合，吴湖帆的好友冯超然道出事情的真相：“古书画一到吴湖帆手里，若是同时代或同样主题的画，他不是‘斩头’，就是‘截尾’，非把它们弄成同样大小尺寸才罢休。长的割裂，短的加长，中间的连贯就出于他自己的‘接笔’。没见过原件的，一般都看不出。”从中也可以看出吴湖帆装裱技术的高超，他还曾对人开玩笑说：“我是画医院中的内外科兼任医生。”此外，吴湖帆喜爱在书画的裱边、诗塘或直接在珂罗版画册上书写其品鉴意见和对画史的研究心得，字字珠玑，如他对王石谷《写宋人词意山水册》就一题再题，前后竞达八次之多，且文字不断深入，十分精妙。

与许多带有不同目的需求收藏书画的人不同，吴湖帆收藏艺术不带有任何世俗的目的，对于他来说, 收藏鉴定是他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与鉴定、学习、研究传统金石和书画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合而为一的。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在这些日记中, 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书画鉴藏的记载，从中经常可以体会到他面对书画精品的愉悦情绪。如1933年4月26日：“张大千携奚铁生仿米山水及傅青主写经册来，一旦得两故物, 不胜快感。”同年7月24日，吴湖帆购得方兰士仿大痴山水直轴, 又收了朝鲜废摄政王大院君画兰花小直幅, 这两件都是难得的珍品，因此他在日记中感叹道:“天热奇甚, 足不出门, 吃瓜看书为乐事, 亦可称乱世安乐乡。”由此可以看出,收藏书画已经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更是他的赏心乐事,这种顺其自然的恬静心态也成就了他作为一位有成就的画家和收藏鉴赏家的眼力、胸襟和情趣。

解放后，吴湖帆将自己的大部分收藏捐赠给了国家，成为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6年，他将自己尤为钟爱的《富春山居图》残卷《剩山图》以5000元的低价出售给当时的浙江省革命文物管理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省博物馆，传为一段佳话。此外，他更是将费尽心血收藏的全部状元扇无偿捐给苏州博物馆，此举也颇为人所称道。虽然也有部分藏品流散于海内外，有些令人遗憾，但不管这些曾经被吴湖帆鉴藏的艺术珍品在哪里，我们都相信它们得到了比往昔更好的保存和保护，并不断地展示和弘扬着中华璀璨的文化。它们是吴先生生命的延续，而观者在面对这些艺术精品时，也不会忘记它们昔日的主人——吴湖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