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的理想性”到“现实主义” ——王逊美学思想管窥（上）
王浩

长久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美术史论家王逊（1915-1969）的实际成就和贡献并未受到充分重视和评估。相对而言，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实际创建人，王逊培养出了一大批出色的美术史学者，使得其教学理念和学术思想得以传承不绝，其美术史教育和研究方面的成就也尚能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同；不过，对于王逊的美学思想及其造诣，人们则知之甚少。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王逊的坎坷遭遇，其存世论著本来就不多，其中专门的美学著述更是罕见[1]；二是因为王逊在1952年正式任教中央美术学院之后，其主要精力一度放在筹建美术史系及相关工作上，后人对其学术成就和贡献的了解主要也是在美术史研究方面。

然而，虽然王逊的专门美学著述并不多见，但其美学思想散见于他的各种论著中，不仅洞见纷呈，而且渐成体系[2]。考察王逊的美学思想及其演变，既有助于对其学术成就和贡献的整体认识，又可以与20世纪中国美学及相关学术的发展历程相互印证。本文即以目前所见王逊的若干论著为主要依据，兼及其他相关资料，对王逊的美学思想及其学术渊源和知识结构，尤其是其内在逻辑，钩沉索隐并略作阐发，以为对这位才华横溢、英年早逝的前辈学者之纪念。
 
一、学术渊源

王逊的美学思想是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前期的西学东渐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及其前后的启蒙思潮中生发出来的，故而其美学思想首先表现为对来自西方的美学学科以及相关知识的吸收和消化，其次才是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美学思想资源的整理和研究。因此，要了解王逊的美学思想，有必要先来考察其接受及可能接受的美学思想的学术渊源和知识结构。

一般认为，尽管人类的美学思想起源甚早，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美学的诞生却是在18世纪中叶的德国：人们通常把德国学者鲍姆加通于1750年发表《美学》第一卷作为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鲍姆加通在书中把美学定义为“感性认识的科学”，尤其强调美学要研究体现于“自由艺术”的“完善”的感性认识，所以美学也是“自由艺术的理论”[3]。在鲍姆加通之后，美学大致呈现出两种发展态势，即所谓“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4]：前者基于形而上学的演绎法，用概念思辨解释审美现象，以康德、黑格尔的美学为典型；后者基于审美活动的归纳法，从经验事实引出美学原则，以19世纪后期兴起的心理学美学和社会学美学为代表；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美学还是自下而上的美学，都以艺术为主要考察对象，这与鲍姆加通最初对美学的设想大体一致。大约也是在19世纪后期，美学学科及相关知识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以及访日中国学人传播到了中国[5]。到20世纪初，尤其是王逊考入清华大学的1933年前后，中国学者对美学学科的历史和理论已经有了较为完整和具体的了解，这从当时发表和出版的众多美学论著和译著中可见一斑[6]，也是王逊的美学思想得以产生和形成的基本背景。

据目前所见，王逊对美学和艺术史的系统学习和研究，应该主要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的。1933年9月，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王逊从北平师范大学附中考入清华大学，本想进土木工程系学习建筑，后因在国文课上受到闻一多（1899-1946）、林庚（1910-2006）两位老师的器重和鼓励，于1934年9月转入国文系；此时，适逢赴欧访学（1933-1934）的邓以蛰（1892-1973）回到清华哲学系任教，王逊受其影响，对美学产生浓厚兴趣，遂于1935年9月转入哲学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南迁，邓以蛰由于身体病弱而滞留北平，王逊则辗转南下，在长沙找到已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建临时大学的清华大学，继续学业；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并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王逊因曾在清华休学半年（1936年7月-11月），故于本年8月才在西南联大文学院哲学系毕业，其后又曾就读于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1939-1941）。从王逊的求学经历来看，他是受到邓以蛰影响才转学美学和哲学，邓以蛰在课外还曾每隔一周就带王逊到故宫观摩古画，王逊对此一直感念不忘[7]。因此，考察王逊的美学思想不能不注意邓以蛰的影响。

邓以蛰早年（1907-1911）留学日本，在学习日语的同时得以接触西方文化，后来（1917-1923）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和美学，回国后曾经（1923-1927）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哲学系和北京艺专讲授美学和美术史，1929年（此前两年任教于厦门大学哲学系）才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正如邓以蛰的另一个学生刘纲纪所指出，作为一个美学家和美术史家，邓以蛰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五四”以后的几年间提倡新文艺，二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研究中国书画的历史及其美学理论；邓以蛰提倡新文艺的文章，搜集在他的《艺术家的难关》一书中，从中可以看到，邓以蛰在美学上受到了温克尔曼、康德、席勒、黑格尔、叔本华以及柏格森等哲学家的影响，其中尤以黑格尔的影响为最深，后来对中国书画史论的研究又流露出克罗齐思想的印迹。[8]结合上文所述美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来看，邓以蛰所受到的这些学术影响大致属于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传统，下文将会申明，王逊的美学思想也是从这个传统中生发出来而又有所拓展。

应该注意的是，虽然王逊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但其在就读清华大学期间曾修学英语、德语，且都有相当高深的造诣；尤其是王逊考入清华时，适逢中德文化协会刚刚成立，王逊时常参与其中的活动，这不仅为他学习德语、了解德国的文化和学术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结识了对自己有提携之功的邓以蛰、宗白华（1897-1986）、滕固（1901-1942）等知名学者，为日后从事哲学、美学和美术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9]。

关于王逊的哲学、美学和美术史研究，还需要注意到他曾就读和任教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及文学院的学术氛围对他的影响。1930年代的清华哲学系，在学术思想上推崇实在论，在治学方法上注重逻辑论证和概念辨析，这几乎是当时学界的共识[10]，而王逊就学其中，耳濡目染，可谓自然，并在系主任冯友兰（1895-1990）的介绍下于1936年加入了当时中国哲学界的核心学术组织——中国哲学会。后来王逊曾经任教于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文史系（1941-1943）、西南联大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系（1943-1946）、南开大学文学院哲学教育系（1946-1949）、清华大学哲学系和营建系（1949-1952），主讲过“形式逻辑”、“伦理学”、“美学”、“中国艺术批评史”、“中国工艺美术概论”等课程，据王逊自述，他所讲授的内容在哲学观上即是近于马赫主义的实在论，而他的治学方法在注重逻辑思辨和义理分析之外，兼重西南联大文学院国文系和历史系的考据方法[11]。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王逊生于国运维艰、内忧外患之世，其就读清华大学时更是遭逢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加紧侵华步伐、国内各种势力明争暗斗、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重的特别时期，此时王逊的总体思想倾向明显较为激进，比如他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及其前后的多种左翼组织及其活动（参见《年谱》1934-1936年的相关记载），尤其是还与同学组织读书会，每周六下午聚集到位于北平西城区北沟沿的爱国民主人士、曾经翻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蓝公武（1887-1957）家里[12]，一起研读《资本论》，并一度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年谱》第20-21页）。

至此，我们大致钩沉出了王逊美学思想产生和形成的总体和具体背景，接下来将会看到，这些背景因素在王逊的美学思想和著述中都有所体现。
 
二、知识结构

目前了解王逊尤其是其早期的美学思想，只能以其存世的有限的若干著述为主要依据，现把其中被王逊作为基本或重要论据明确引证的美学家依次罗列并简要说明如下，庶几可与上述学术背景因素相互参证，见出王逊美学思想所依托的知识结构之大概。

弗理采（V.M. Friche，1870-1929），前苏联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其《艺术社会学》和《欧洲文学发达史》在王逊发表《美的理想性》的1936年之前都有中译本[13]，其美学思想大体属于社会学美学的范畴。王逊认为，关于艺术，“唯物主义的批评如弗理采之流更指出了‘时代的意义’、‘社会的解释’。这些在我们看起来也是无可厚非的”（《美的理想性》，《文集》第3页）。

布洛（E. Bullough，1880-1934），长期任教于英国的瑞士心理学家，提出了解释审美经验的“心理距离”说，是心理学美学中影响广泛而又深远的一种学说，王逊也认为Psychical Distance（心理距离）“的确是一个很恰当的名字”（同前第9页）。关于“心理距离”说的具体情况，美学家朱光潜（1897-1986）在其《文艺心理学》中有专章予以述评；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1933年从欧洲回国后，曾用《文艺心理学》书稿作讲义在清华、北大各讲过一年，1936年《文艺心理学》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因广受好评，曾被有些学校哲学系和艺术系专修科当作课本，此后多次印行[14]。有理由推断，朱光潜及其《文艺心理学》，极有可能是王逊了解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乃至其他西方美学知识的途径之一。

桑塔亚纳（G. Santayana ，1863-1952），美国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以其哲学上的新实在论和美学思想被1920-1930年代的中国学界所知[15]。王逊认同桑塔亚纳的情感的“客观化（Objectification）”之说，认为这是美感经验的必要条件（同前第10-11页）。

贝尔（C. Bell，1881-1964），英国美学家，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第五、六章曾述及其学说。王逊认为，欣赏艺术其实就是欣赏贝尔在《艺术》中所说的“表意的形”（Significant form，今通译为“有意味的形式”，同前第11-12页）。

马克思（K.H. Marx，1818-1883），德国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学说创始人之一。王逊在《再论美的理想性》中主张美的事物不只是物理的存在，同时也是心理的存在，并引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及机械唯物论者的批评，称其为“近代最伟大的先知者”（《文集》第13页）。上文提到，王逊有过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早期经历，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王逊发表《再论美的理想性》的1936年之前也已有多个中译本[16]，虽然王逊在此并未明点马克思之名，也未标引文出处，但其所引正是出自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立普斯（T. Lipps，1851-1914）、陆宰（R.H. Lotze，1817-1881）、谷鲁斯（王逊译为“葛露斯”，K. Gross，1861-1946），这三位德国美学家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都是心理学美学中移情说的主要代表人物，而移情说尤其是立普斯的美学思想，中国学者早有译介[17]，在1920-1930年代广为学界所知，朱光潜也在《文艺心理学》第三章中对移情说有详细述评。王逊对此三人的学说做了具体比较和批判分析，基本上认同移情说的思路，认为美感经验是主体将“人格”（包括立普斯所谓“动的观念”或“我”、陆宰所谓“筋肉感觉”、谷鲁斯所谓“小景像”）注入对象（《再论美的理想性》，《文集》第13-16页）。

叔本华（A.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清末以来的中国学人对其人其说多有译介，其中如王国维（1877-1927）还据以写出《红楼梦评论》[18]。王逊认为，美感经验所实现的意义中可以包容叔本华所谓“意志”（同前第15页）。

亚里士多德（王逊译为“阿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BC），古希腊哲学家，其著作和学说自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时即有译介，晚清以后更是多被引介[19]，而其美学思想尤以其《诗学》中关于悲剧心理的“卡塔西斯”（Katharsis之音译）说最为著名，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第十六章中对其有详细述评。王逊引用亚里士多德之说，并以“净化”释Katharsis，认为美感经验使得“人格”实现了“净化”（同前第17页）。

佩特（王逊译为“柏德”，W.H. Pater，1839-1894），英国作家、批评家、唯美主义文艺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一切艺术都以趋近音乐为旨归”的主张在1930-1940年代的中国文艺界和学界影响较大[20]，王逊也引述其说，但认为在中国则是“一切艺术趋向美玉”（《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1938年，《文集》第111页）。

康德（I.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其人其学及其著作至少自清末梁启超、王国维等开始即有译介[21]。王逊在论著中明确论及康德之处不多，但其似乎信手拈来一样的提及正表明其熟知康德的学说（《表现与表达》，1946年，《文集》第19页），且如下文所述，其早年的美学思想主要就是出自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美学传统而又有所拓展。

布雷蒙（王逊译为“白瑞蒙”，H. Brémond，1865-1933），法国神学家、诗论家，以提倡祈祷性的“纯诗”而知名，其学说在1920-193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22]。王逊在论述诗的表现时曾提到其主张“诗表现了一种神秘而又一致的实体”（同前）。

克罗齐（B. Croce，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历史学家，其思想受黑格尔的影响较大，其美学思想至少在1920年代初即已被中国学界所知[23]，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第一章和第十一章中对其美学思想有详细述评。王逊在论述诗的表现时曾附带述及克罗齐的“直观”思想（同前）。

瓦雷里（王逊译为“梵乐希”，P. Valery，1871-1945），法国象征派诗人和诗论家，倡导音乐性的“纯诗”，与布雷蒙齐名，穆木天（1900-1971）、梁宗岱（1903-1983）等在1920-1930年代对其诗作和理论多有译介[24]。王逊在论述诗的表现时曾提到其认为诗表现了“一个宇宙的觉识”（同前）。

怀特海（王逊译为“怀悌黑”，A.N. Whitehead，1861-1947），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其基于多元实在论的“机体哲学”和“过程哲学”至少在1930年代就已经被中国学界所知[25]。王逊在论述诗的表现时曾提及其指出诗表现了“一点具体而真实的基本经验”（同前）。

以上所述，只是目前所见王逊在自己的论著中明确引证过的西方美学家及其主张，并不足以涵盖其所接受的西方美学知识之全部，但大致可以见出其美学思想得以产生和形成的知识结构，表明其对从古希腊至当代的西方美学思想有着广泛而又具体的了解，尤其是对康德以来的德国美学思想有着更多的把握和认同。据此并结合先前所揭示的学术渊源，就可以对王逊的美学思想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了解上述各种因素在的具体体现和拓展了。

注释：

[1]王逊早年学术积累的一个关键时期是因抗战而流寓昆明期间（1938-1946），但其大量的读书笔记和文稿在日寇轰炸中损失殆尽；至于王逊后来的学术资料和未刊稿，则大多亡佚于“文革”。目前所见王逊的著述，主要有《中国美术史》，薄松年、陈少丰校订，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王逊学术文集》（下文简称《文集》），王涵编，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王逊美术史论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此外，王逊的其他佚作亦偶有发现。本文所述王逊生平信息，均据王涵编《王逊年谱》（下文简称《年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所引王逊论著，若据上述三书，不再详注或仅随文括注。

[2]参见王涵《王逊美学思想初探》，《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这是此前仅见的对王逊美学思想的专门研究，作者王涵是是王逊之侄，多年来致力于对王逊论著和遗稿及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是前注中《王逊年谱》的编者。
[3]【德】鲍姆加滕《美学》，简明译、范大灿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3、18页。所谓“自由艺术”，朱光潜译为“美的艺术”，参见其《西方美学史》上卷（《朱光潜全集》第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26页。另，有人认为意大利学者维科是美学学科的奠基人，如克罗齐就说维科是“美学科学的发现者”，但此说并未被广泛接受，参见【意大利】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袁华清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4、75页。
[4]区分美学研究中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法或倾向，出自德国学者费希纳于1876年发表的《美学导论》，参见【美】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石天曙、滕守尧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第4页。
[5]参见黄兴涛《“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文史知识》2000年1期。
[6]在王逊出生的1915年，亦即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之年，《东方杂志》第12卷第2号发表了徐大纯的《述美学》，该文即是一篇关于美学学科及其历史的简明扼要之作。另可参见蒋红等编著《中国现代美学论著译著提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7]王逊的学生薄松年的《王逊先生二三事》（《艺术》2009年第12期）、薛永年的《在第一个美术史系学习》（《美术研究》1985年第1期）等对此都曾述及，参见《年谱》第30-31页。
[8]参见刘纲纪《中国现代美学家和美术史家邓以蛰的生平及其贡献》，载《邓以蛰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附录。
[9]中德文化协会成立于1933年，前身为1931年郑寿麟发起成立的德国研究会，1935年更名为“中德学会”，1945年以后逐渐停止活动，在近代中德文化交流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参见丁建弘、李霞《中德学会和中德文化交流》，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另，青年时期的王逊曾经发表过许多关于时事、文学、艺术、哲学等英文资料的译介文字，比如《最近西太平洋形势的分析》（《清华周刊》1935年8月第43卷第10期）、《日本南进战略的蠡测》（《扫荡报》1941年4月1日）、《帽子和柱子》（英国作家鲍依斯的小说，《自由论坛》1944年第12期）、《回声之屋》（英国作家鲍依斯的小说，《自由论坛》1945年第16期）、《评福开森氏<中国艺术综览>》（《图书季刊》1940年3月新2卷第1期）、选译英国哲学家席季维克的《伦理学方法》（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讲义，收入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等，还曾考取1946年第九届中英庚款公派留学资格，后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参见《年谱》相关记载。
[10]冯友兰《清华哲学系》，《清华周刊》“向导专号”1936年6月27日。参见《年谱》第32-33页。
[11]参见《年谱》第76-80、100-102、116-117页。关于王逊早年的文史及考据功力，或可通过其两篇论文体味一二：《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原载《益世报･文学副刊》1948年10月11日第114期，又刊《美术研究》2015年第6期；《王羲之父兄考》，原载《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文集》（香港：龙门书店，1951年），又刊《王逊美术史论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
[12]蓝公武是王逊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时期的同学蓝铁年之父。另据蓝公武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后记，他于1933年开始翻译此书，1935年秋天全部译完，译稿此后搁置未动，1957年其去世之前原样付印，而正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已是其去世之后的1960年。王逊早年对康德及其思想的了解，或曾有得于蓝公武。
[13]《艺术社会学》中译本有：弗理契著、刘呐鸥译，上海：水沫书店，1930年；佛理采著，胡秋原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欧洲文学发达史》中译本：茀理契著、沈起予译，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按“弗理采”、“弗理契”、“佛理采”、“茀理契”等均为音译之不同。
[14]参见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作者自白及再版附记。以下引述此书，不再详注。
[15]参见愈之《桑泰耶拿的理性生活观》，《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2号；吕澂《晚近美学说和美的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闻兴《欧美现代之实在论》，《中国公论》，1939年第2卷第3期。按“桑泰耶拿”即“桑塔亚纳”之异译，又译“桑他耶那”、“桑塔亚那”、“桑提耶那”、“桑塔耶纳”等。
[16]据张立波、杨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中国的译介和阐释》，《高校理论战线》，2012年第11期。
[17]参见澄叔《栗泊士美学大要》，《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5号。按“栗泊士”即“立普斯”之异译。
[18]参见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上部第1-15页、下部第187-214页。
[19]参见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相关章节的介绍。
[20]参见陈历明《“一切艺术都以音乐为旨归”的源与流——<中国音乐文学史>的一处引文考》，《外国语文》，2011年第6期。
[21]参见丁东红《百年康德哲学研究在中国》，《世界哲学》，2009年第4期。
[25]参见秦海鹰《诗与神秘——评布雷蒙的“纯诗”理论》，《欧美文学论丛》，2010年第6辑。
[23]参见滕若渠《柯洛斯美学上的新学说》，《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8期。按滕若渠即滕固，“柯洛斯”即“克罗齐”之异译。
[24]参见陈希、李俏梅《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纯诗”论的接受》，《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6期；佘丹清《无法穿越的象征主义：梁宗岱对梵乐希的接受》，《兰州学刊》，2006年第11期。
[25]参见朱进之《怀特海的机体哲学》，《新民月刊》，1935年第1卷第2期；朱宝昌《怀特海的多元实在论》，《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第13期。按朱宝昌（1909-1991），字进之，号希曼，哲学和文史学者，有《先秦学术风貌与秦汉政治》（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朱宝昌诗文选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