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力

哲学博士，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东京艺术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教育部学位中心博士论文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评审专家。主要从事日本美术研究。出版专著《浮世绘》、《和风艺志：从明治维新到21世纪的日本美术》、《艺术巨匠：藤田嗣治》等；译著《设计私语录》（[日]原研哉著）、《写给大家的当代艺术入门》（[日]长谷川祐子著）等。获第十二届华北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全国优秀展览项目提名奖。

您对日本美术研究多年，相信您对代表画家和代表作品也如数家珍，请问能否对以浮世绘为代表的日本美术做下简要的介绍？比如浮世绘兴起的背景和发展过程？

众所周知，日本自古以来受到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模仿和借鉴的痕迹。以至于不少人认为日本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分支，日本美术也是中国美术的附庸。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在明清戏剧小说插图和木版年画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江户时代（1603—1867）的民间木刻版画浮世绘就一枝独秀，不仅表现出独特的风格，还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成为日本美术乃至日本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也就是说，较之中国美术，如果没有浮世绘的出现，日本美术基本上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浮世绘以流畅的线条和鲜艳的色彩描绘民俗风情、歌舞伎明星、花魁美人和春宫魅惑，鲜活地表现了社会生活百态和流行时尚，包罗万象，堪称日本民俗的百科全书。

浮世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美术在数千年的变迁历史中承上启下的里程碑。往上溯源，公元8世纪以来在唐代绘画的引导下出现的大和绘被称为日本的民族绘画，也成为浮世绘画师的灵魂支柱。浮世绘出现伊始，就有画师在画面上题款“大和笔品画司”，自诩为大和绘的传人；往后看，19世纪末浮世绘在自己的故乡衰退式微之际，却意外地受到西方世界的欢迎，对法国印象派绘画乃至西方现代艺术产生重要影响。

“浮世绘”一词有人生如过眼烟云之意，也就是表现现实世间的绘画。日语“浮世”与“忧世”同音，“浮世”一词是日本佛教概念中相对于净土、充满忧虑的“忧世”，包含着当时流行的人生观，并有某种色情意味。因此，浮世绘可以解读为“虚浮世界的绘画”，与出世超脱相对，喻入世行乐，画面内容主要源于对歌舞伎和色情区吉原的描绘。

歌舞伎1603年起源于京都，出云神社的女巫阿国独创了一种载歌载舞的新奇形式，到街头为平民演出，后来逐渐演变为集体歌舞。随着江户经济的繁荣，歌舞伎也逐渐从京都转移过来，歌舞伎町是江户市民消遣的主要去处。歌舞伎是江户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和浮世绘的绝好题材，歌舞伎画的魅力是与演员的魅力紧密相连的。

此外，德川家康于17世纪初在江户建立幕府政权之后，为了整肃四处泛滥的色情业，在江户东北部的吉原地区开设集中管理的红灯区。最高级别的妓女“花魁”不仅容貌姣好，还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可谓才色兼备的明星，她们擅长琴棋书画等传统技艺，是浮世绘美人画的主要原型。例如日语称为“花魁道中”的场面，是接到指名的花魁从住处出发到见面场所的过程。花魁走在中央，身边有年少的婢女陪伴，随行的还有提灯打伞开路断后一干人马，浩浩荡荡招摇过市，场面极为奢华，不仅是江户民俗的典型代表，也成为浮世绘美人画的主要题材之一。美人画大师喜多川歌麿当时就被出版商安排住在吉原，和妓女们混得稔熟，对吉原的生活习俗了如指掌，因此他笔下的美人画往往有许多精彩的细节。同时，吉原不是一般概念中的花街柳巷，而是江户最大的社交场所，几乎相当于今天的文化艺术中心。白天有优美的工艺美术品和名花名曲可供鉴赏，还有俳谐与茶道聚会，许多文人学者和浮世绘画师也是吉原的常客。起源于吉原的乐曲成为江户坊间的流行曲，许多歌舞伎剧目也以吉原故事为题材。

吉原是与歌舞伎町齐名的游乐欢场，正是吉原和歌舞伎町一道成为浮世绘生长的土壤。歌舞伎、吉原、浮世绘三位一体，成为江户时代平民文化的三大支柱。

浮世绘的艺术性和魅力在哪里？能否具体描述浮世绘的创作技法和表现手法？

浮世绘最广为人知的是美人画，这也是浮世绘的最主要题材，其次为歌舞伎画，日语称为“役者绘”，还有在江户时代后期兴起的风景画。浮世绘美人画的主角吉原花魁由于身价高昂，普通民众难得一睹芳容，这就为浮世绘画师提供了无限商机。画中的花魁都是真名实姓，以满足大众的好奇心。美人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华丽服饰的描绘，每一幅美人画占据画面最大位置的莫过于美轮美奂的和服款式和图案，细致全面地反映了流行时尚，体现出新兴市民阶层的活力。

初期歌舞伎画都是以表现舞台画面为主，后来随着对演技的关注，民众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演员个人形象上来。歌舞伎与中国京剧的类似之处在于也是以著名演员的个人魅力为感召，描绘演员肖像的“役者绘”成为浮世绘的重要内容。此外，歌舞伎的服饰道具之美也是浮世绘的绝好题材。表现歌舞伎人气偶像的“役者绘”与美人画一起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市民艺术。

后来随着对演技的关注，民众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演员个人形象上来。歌舞伎与中国京剧的类似之处在于也是以著名演员的个人魅力为感召，描绘演员肖像的“役者绘”成为浮世绘的重要内容。此外，歌舞伎的服饰道具之美也成为江户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和浮世绘的绝好题材，极大地推进了歌舞伎绘的发展。表现歌舞伎人气偶像的“役者绘”与美人画一起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市民艺术。

浮世绘风景画大多以名胜为题材，随着交通网的发达、经济水平的提高，平民旅行热不断升温，富裕起来的江户平民拥有较大的国内旅行自由，各地道路交通和沿途食宿设施日趋完善，从偏远的山坳到汪洋中的孤岛，都有道路或舟船连接，由此催生了大量以风景名胜为题材的浮世绘系列，日本人的亲近自然之情在画面中温和地渗透出来。

随着江户时代大众文化的兴起，各式各样的平民娱乐与游戏活动也空前丰富。从相扑比赛、戏剧演出、神社参拜到各种博览会、书籍出版、园艺盆栽等不胜枚数，构成了日本近世平民文化的华丽图景。浮世绘完全摆脱贵族品味的影响，平民阶层有了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艺术的机会。浮世绘画师们无不对当时的流行风尚投以关注并积极表现，并在技法上不断花样翻新，洋溢着对现世生活的赞美。

浮世绘还有一大特点是隐喻性，类似我们所说的“脑筋急转弯”，即以特定图画或文字的谐音表示另一种意思，体现辨识的趣味性和幽默感。画面包含谐音、比喻、联想等元素，令观者在费心揣摩之后恍然大悟，这些隐藏着的元素和日本民俗、文化包括日语都有着密切联系，也是江户人对浮世绘津津乐道的重要原因。猜测这种联系是江户民众的一大乐趣，但对现代人来说则富有挑战。因此，浮世绘并非只是简单的画面靓丽，而是充满趣味性的民间智慧。

浮世绘既不是中国古代的，也不是西方现代的，而是日本民族基于自身的审美理想和文化需求，融合中国和西方美术发展起来的独特样式。浮世绘第一次使日本美术从为宫廷贵族服务的奢华样式走向民间，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由民间出版商根据社会流行时尚选题，组织画工、雕刻工和拓印工联手制作，价格低廉，发行量巨大，完全因应大众需求，因此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和大胆的创造性。

当初的江户时代是借鉴中国古代木刻版画的手法，制作出版小说插图和民间故事的绘本。菱川师宣（生年不详〜1694）被公认为是浮世绘的创始人，他最初就是为市井小说画插图，也擅长手绘单幅的美人图。《回首美人图》是菱川师宣流传于世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幅，画中的人物动态和流行发式、服装纹样被赋予新的表现方式，秀发款款下垂，上面还带着透雕的簪子，橘红色的和服上菊花与樱花的三段式刺绣图案生动展现了当时的女性着装风俗。可以说，这幅作品奠定了浮世绘美人画的基础。菱川师宣在插图读本的基础上先创造出绘本的形式，后来又将画面逐渐独立出来，成为单幅版画，即浮世绘，受到广大市民的普遍欢迎。浮世绘有手绘和木刻版画两种类型。现在所说的浮世绘一般指后者，浮世绘的主要成就及其在美术史上的意义也来自于版画的形式。最初的单幅版画只是黑白单色，随着中国民间版画不断流入江户，在画师们的合力下，终于制作成功彩色套版浮世绘。

一幅浮世绘不是由画师一人独自完成的，而是画师、雕刻师和拓印师三种专业工匠在出版商的组织下协力制作的产物。一般的程序是首先由出版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题材，选择有人气的画师来绘制画稿。画师创作出草图后交给雕刻师刻版，这就要求雕版师具备相应的绘画技能，边刻边调整，既保证线条流畅，又体现原作笔意。因此，一幅精美的浮世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雕版师的创造性工作。

雕版师根据画稿刻出的是墨线版，先拓印出20幅黑白稿，一方面用于雕版的修正，还要由画师指定配色。画师一张一色地分别标出彩色版的位置和色彩名称。为了尽可能降低制作成本，又要保证画面色彩丰富，画师一般会把一幅画面的色彩控制在5种左右，精心地把相同的色彩配置在不同位置。服饰上的图案也由画师指定后让学徒添加完成，然后再交由雕刻师分别雕刻色版。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由拓印师印制，按顺序先印出墨线版，然后逐一套印彩色版，有几种颜色就要套印几次，同时还要运用不同的工艺手法。

浮世绘制作是一项严密的系统工程，画稿出色，雕工细腻，拓印精致，复杂的工艺技法综合运用，一丝不苟，才能制作出精品。虽然说画师水平对画面效果起主导作用，但还必须要有雕版师的精密技术和拓印师的细致加工，才能制作出一幅精美的浮世绘。遗憾的是，画面上一般只出现画师的名字，绝大多数雕版师和拓印师的姓名都湮灭在时间的长河中。

浮世绘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美术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

19世纪中期之后，浮世绘伴随德川幕府政权的结束而走向式微，明治维新带来新旧交替的世风，市民的审美取向也开始发生变化，文明开化的潮流深刻影响了浮世绘的制作。在日本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过程中，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取代了耗时低效的民间手工艺作坊。浮世绘也不例外，新技法与新样式的拓展无以为继，艺术性也日渐低落，无奈地走向衰退。

但是，当浮世绘在自己的故乡被遗弃之际，却在遥远的欧洲被捧为座上宾。大量废弃的浮世绘作为日本向欧洲出口陶瓷器的包装纸，漂洋过海去到了西方。欧洲人在收到精美的日本陶瓷器时，也意外地收到了同样精美的浮世绘，并成为他们改变自己绘画面貌的重要参考，正在探索变革传统油画的法国印象派画家们从浮世绘的色彩和线条中看到了自己的探索方向，凡高临摹浮世绘就是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浮世绘就这样无意中扮演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当时的巴黎出现了许多专营日本工艺品的商店，大批欧洲外交官、商人和游客涌向日本列岛，四处搜集浮世绘，这些廉价的“废纸”就这样成堆成捆地被贱卖到了西半球。尤其是出现在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的日本工艺美术品和浮世绘，在巴黎乃至欧洲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日本热”。

1890年前后，浮世绘和日本工艺美术品在法国掀起第二个高潮。继印象派之后，浮世绘的影响超越了绘画领域，扩展到设计、版画、建筑等各个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工艺设计领域对花鸟鱼虫等单独动物个体的青睐。英国烧制的彩釉大盘中布满了日本的动植物纹样、饰有松枝和竹子图案的玻璃瓶、法国制造的日出海景的景泰蓝花瓶、绘有《北斋漫画》中老鼠形象的食器，还有以鱼滥观世音为原型的鲤鱼纹花瓶和布满浮雕植物的家具。经过后印象派、纳比派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大范围“新艺术运动”的兴起。在20世纪的西方现代艺术史中，也不难看到对浮世绘形式语言的借鉴和发挥。

浮世绘激发了近代一批大艺术家源源不断的灵感，除了欧洲的凡高、德加和克里姆特，美国建筑家赖特（1867-1959）也深受浮世绘的影响。他还是一位浮世绘的收藏家和投资人，浮世绘带给他艺术上的灵感、物质上的财富和精神上的自豪。赖特的经典之作“流水别墅”举世闻名，就是借鉴了浮世绘风景画大师葛饰北斋的《诸国瀑布览胜》系列中的一幅画面。该建筑位于美国匹兹堡市郊区，如诗如画地坐落在大自然的瀑布之上。

如何看待日本美术和浮世绘在当下的状态及其发展前景？

浮世绘虽然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蕴含的美学品格依然生生不息地滋润着日本美术。无论是传统日本画还是当代流行的“卡哇伊”艺术，都不同程度地从浮世绘中吸取营养。今天在日本, 商业流行文化、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从“亚文化”向主流文化发展。作为经典文化象征的浮世绘和歌舞伎等传统符号已经被卡通形象取代，以动画、漫画、电子游戏等为代表的卡通文化成为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重要产品。从活跃在国际舞台的村上隆和奈良美智这两位新波普艺术家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已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艺术的当代性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轻松诙谐的诠释。这不仅使他们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欢迎, 也成为年轻人的偶像。

村上隆从浮世绘和动漫中发现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性，并意识到日本“御宅族”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对日本当代艺术走向的影响。御宅族的产生促使平面造型语言成为最快捷和时尚的表达方式。村上隆将其视为日本流行文化的“发动机”，并创立了“超平面”（Super flat）的风格和理论，这是对浮世绘和当代流行文化特征的总结和发挥。浮世绘的最大特征是平面性和装饰性，村上隆就是要回到受西方影响之前的那个传统中去，没有三维空间，没有透视，因此称之为“超平面”。村上隆主张回到浮世绘的世界，追求新的表现。“超平面”不仅反映出地域文化特征，而且展现出不同民族样式间的互动和交汇，并具有商业和娱乐的力量。村上隆的作品很难与商业划清界线，同时，既具有现代的时尚气息，又能追溯传统的根源。

如前所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浮世绘为代表的日本美术对西方美术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美术史上被称为“日本主义”。今天，消费文化的潮流导致具有日本风格的新波普艺术在国际上得以流通，欧洲的评论家又看到了日本式的卡通艺术在商业化的推动下向全世界进一步扩张的势头，并将其称为“新日本主义的冲击”。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浮世绘作为异国趣味的猎奇对象，而是要学会从文化进步的意义上更深入地理解它，从中看到东西方美术交流的历史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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