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文化的灵魂，也是学术的心灵

——纪念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奠基人王逊先生

尹吉男

    1976年秋，“九叶集诗人”之一的辛笛写诗悼念老友王逊先生，即《忆王逊》：

    邻窗灯火共谁挑，

    云忆鳞鳞水点篙。

    满眼故人多半去，

    蓬篙和我一般高。

    在辛笛写这首诗的将近40年的今天我们隆重纪念王逊先生的百年诞辰，意义深远。

    王逊先生对于我而言一直“灵魂般地”存在与中央美术学院。老美院美术史系已经过世的名人诸如许幸之、张安治、常任侠、佟景韩、常又明等先生，我都见过。但王逊先生是我非常想拜见又不能见到的人，他于1969年就去世了，时值文化大革命，当时他只有54岁。早在1936年11月8日在王逊先生在《清华周刊》作为青年诗人发表了《重阳病愈初起》的诗作，其中有如下的诗句：

    那老人，倔强的过了一生；

    今日睡倒了，

    永远睡倒了，

    睡倒在死的足下。

    这诗句仿佛是写给1969年的他自己的，其实当年是悼念鲁迅先生的。

    我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4年来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中国美术史与古代书画鉴定”的研究生，当时推荐我来中央美院美术史系读书的是宿白和俞伟超教授。1987年我已经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老师，因为工作关系，拟聘请宿白教授做佛教美术硕士论文的答辩委员，到他北大的寓所拜访。席间聊起他的老友王逊先生，宿先生对我说：“王逊是个大学者。最早我是研究古建筑的，他是研究石窟艺术的。”当时听了很震动。尔后开始搜求王逊的论著。拜读过他的《永乐宫三清殿壁画题材试探》（《文物》1963年8期），读后非常佩服，直到今天仍是一部力作！这篇文章后来收在薛永年教授所编的《筚路蓝缕四十年》文集中。

    薛永年先生1985年在《美术研究》发表了《在第一个美术史系学习》，其中谈到了王逊先生：

    一次我去看王逊老师，提到研究方法。他说：“故宫一定要常去，要看原作，这是很重要的。我在清华大学向邓以蛰先生学中国美术史的时候，他为了引导我直接研究原作，每隔一周就领我来一次故宫看历代名作。他给我打票，看后请我吃饭。邓先生早年在西方学习哲学与美学，但是他回国后致力于通过研究中国美术史而开拓中国美学和美学史学科。他有很多见解是精辟的，比如对中国书法的意境问题研究很深。什么时候我带你去找他请教。”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大家进一步领悟到：我国古代的一些美术史家，不是在文献中游弋，就是凭一己之好恶从事并不科学的鉴赏。直到近现代才出现了前无古人的文史哲大家，刷新了治学方法，要在美术史论这块处女地上开垦，确实应从中吸收经验。

198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王逊的《中国美术史》，这是在他1956年《中国美术史讲义》（油印本）的基础上由薄松年、陈少丰两位先生修订增补而成，代表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美术史教材的最高水平。

    实际上，王逊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的创作人，始于1957年。王逊先生是中国美术史学的一代宗师，由于他具备多方面的学养，哲学、美学、文学、中国建筑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宗教史，这些彼此关联又相互助益的领域构成了他的学术格局，同时也成为中国美术史学的格局。他的中国美术史框架更具有学术的现代性，彻底地脱化和超越了传统的“画学”体系，并置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的现代学术的系统中。客观地说，郑午昌、俞剑华等前辈的中国绘画史的系统还在传统“画家”的轨道中，但已经有了新因素或新概念。王逊先生的学养源于群星灿烂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现代学术背景，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蛰、汤用彤、陈寅恪、朱自清、钱穆、闻一多、吴宓、郑天挺、梁思成等前辈对王逊都有重要影响。

    我一直期待有王逊著作和有关王逊先生研究论著的出版，纪念这位重要的美术史家和美术理论家。这位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1966年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在1969年英年早逝的学者，这位几乎被历史的尘埃遮蔽和遗忘的先驱，我相信，借助他的系列著述的出版，王逊先生的精神会重返人间。我希望他不再是一个传说中的“灵魂”，而是我们当代学术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