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经典和个人经典

——重读潘鹤《艰苦岁月》及其他

王璜生

离开特定的历史情境而重新回头审读历史,这是否可能以一种较为冷静而客观的态度来获得较回原于现实符合于历史的结论,抑或脱离了无法回避的上下文关系和话语环境,而陷于臆测的误读境地,这也许是“重读历史”、“重读经典”将面临的最大诱惑和最大挑战。

当我们回头看潘鹤创作《艰苦岁月》、《得了土地》、《省港大罢工》等作品的历史年代时,我们总多少带有一种“政治情结”,毕竟那个历史年代的政治是如此的突出,以致一切与政治无关的东西包括艺术,都可能被那段历史所遗忘。历史只记下那些有政治成份的人与事,无论是由政治所抬出来或打下去。这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真是一种难以回避的悖论。

潘鹤的经典之作《艰苦岁月》就隐含着这种种被政治打下去、推出来,推出来、打下去的故事和境遇。结果,历史选择了这一代表性的艺术杰作。当年（1956年）上级下达的创作任务是表现南下大军解放海南岛的辉煌战果,而潘鹤在“深入生活”过程中却深为有地方主义之忌的冯伯驹琼崖纵队艰苦奋战事迹所感动。他这种不合时宜的创作第一稿油画《琼崖游击队》当即被“枪毙”。他心血来潮将它改成雕塑,不提具体事件与人物,安上一个《艰苦岁月》的题名,并来不及送京审议小稿,而直接赶上最后一件送京参加了预展。在预展中匆忙间放于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结果一些不知底细的中央首长竟看中了这件曾被枪毙而抢救过来的作品,于是这一作品成了明星,成了时代的经典；于是,就有了关于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阐释,有了“众位元帅围着《艰苦岁月》作品追忆长征往事”的画面,一切阐释便同这一时代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相重合了。

但是此后40年来风风雨雨,此件作品几起几落。“文艺整风”时被端出来视为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典型,被质问为什么不正面表现革命胜利的大场面,偏要表现革命失败的小角落为什么回避正确的阶级性,偏要描写卑微的人性。文革来了,《艰苦岁月》的老底又被掀了出来。原来它与潘鹤40年代的一个旧稿有关。无论构图、人物构成、形象细节,40年代草稿与50年代雕塑都有相近之处,但所表达的情绪、观念却大不一样。40年代的草稿（约1943年）同样是人物一老一小、一弹奏乐器一在听,但不同的是老头冥顽高傲、不屑于理会年青人的心曲,而年青人虔诚地弹着琵琶,渴望着老一辈社会对他们的理解。这一草图真切地表达了十七八岁左右的潘鹤对人生和世界理解的一种方式和感慨。这种表达可以说是很个性化同时又很有普遍的现实意义的。从草图到50年代主题雕塑创作的转换过程,其实对研究中国这一年代艺术家的思想换血,以及在新的政治生活情境中艺术创作走钢丝式的成功意义有着很高的典型价值。《艰苦岁月》从旧稿的冥顽老头变成了虽饥寒交迫却亲切乐观的老战士,从充满祈求眼光的年青人变成了陶醉在亲密依偎关系的“红小鬼”,彼此融融而乐于悠扬的横笛声中,从精神上战胜了险恶的困境。

潘鹤五六十年代的雕塑创作,可以说主要体现在古典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两大方面。从雕塑的角度讲,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主要来自于罗丹的影响,而上溯又可以推至米开朗琪罗。罗丹对潘鹤的影响是比较突出的。那种注重于情节性,注重刻划“富于孕育性的瞬间”,注重形式语言的丰富性以及雕塑中的绘画性,还有,注重现实主义的人道情怀和灵魂表达,这都与罗丹的作品及美学原则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在潘鹤的作品中更高扬着一种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在中国的版本往往是与中国重大的政治现实有着内在的关系。潘鹤的成功在于并不仅仅只有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还有罗丹的美学原则和人道情怀,有潘鹤式的热情和机智。

《艰苦岁月》的出发点是反映中国革命战争处于低潮时的乐观革命精神。具体的战争气氛在具体人物形象之间真实并富于理想色彩地展开,情节凝结在孕育性的瞬间而将这种革命乐观精神着力渲染出来。在一个艺术只重事件政治意义的年代,我们从这一作品中获得了可以抒发事件所包含的政治情怀和人道情怀的机会,革命的乐观精神无论在战争年代或是革命建设年代都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而“人”的精神情怀也在这现实意义中获得升华。

当然,《得了土地》（1959年）和《省港大罢工》（1960年）都足以成为潘鹤创作生涯和那个历史年代的经典之作。我觉得,《省港大罢工》在雕塑语言和精神表达上更具高度。《艰苦岁月》似乎偏重于丰富细腻的绘画性,情节经由细节的丰富和手法的细腻达到感情和气氛的渲染。而《省港大罢工》则可以说是座现实主义的雕塑纪念碑。这是现实主义关怀下人的精神之碑。“人罢工”这一政治事件已被隐入背景而只作为时代所需的代码,而突现出来的是超越于这事件的人的不屈不挠气概和精神,这正如罗丹的《加莱义民》。雕塑艺术的意义并不是表达某一历史事件,而是由某一历史事件或艺术形象体现人的精神之旅,这包括人的焦虑、猥琐、沉迷,也包括人的思考、向往和战胜邪恶的意志。

潘鹤是一位思维、感情、感觉都十分活跃的艺术家。他后来还创作了一系列从现实主义转向象征主义或两者兼而有之的作品,如《文艺女神》、《和平女神》、《自我完善》等。我们尽管可以认为他的这种对自己已有高度的超越是极具挑战性和意义的,但不得不承认,在那个属于中国版本现实卜义的历史阶段,《艰苦岁月》、《省港大罢工》等足以成为一代经典,足以令我们在面对历史时不断地重读不断地探求其无尽的内涵。而当历史进入了多元的时代,具有象征主义倾向的潘鹤则可能是以更多的个人价值和意义进入这多元历史的评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