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对话黄永玉：从心所欲少年狂

　　黄永玉是出了名的“黄逃学”，在小学毕业后12岁那年便离开家乡，到厦门就读著名的集美中学。在那儿，他仍然“恶习不改”，开学第一天就把领来的新书卖了，换来钱买袜子和肥皂。

　　在集美中学三年，黄永玉的名字人人知晓：留过五次级，但却读遍图书馆所有的书，还会画画，会木刻。后来，初中没有毕业，他就主动退学，揽着木刻板、刻刀、几本书、一点钱和几件换洗的衣服，开始了一生最漫长的流浪。

　　王鲁湘：我最早看到您的美术作品，是您为郭沫若《百花齐放》做的黑白木刻插图。虽然我以前看过很多木刻，但看到您的作品之后，还是很惊讶黑白木刻竟可以刻得这么美！我后来读沈从文先生的东西，也是这样的感受。为什么湘西这个地方出的艺术家会有一种唯美的追求呢？

　　黄永玉：“美”这个东西在凤凰能够体会出来。比如我们小时候，外面来的报纸、杂志介绍外头好，说杭州、苏州有多美，可对照一下，我们凤凰也有啊。我1937年到了杭州，看过之后说好像同我们凤凰差不多嘛。红叶，长亭，古道，高山，流水，古代诗词里的那些意境，我们凤凰都有。小时候见得很多，就能够对照了。比如说凤凰人染布，它不光是把一个图案通过染缸染出来，它的整个过程就是非常精彩的艺术行为，染了的布还要在城墙搭高架子晾起来。多少种颜色、多少丈长的布晾在北门的城墙上，远远望过去是怎样一种光景啊！

　　很小的时候，我住在大桥的这边，那时我就说对面那么美，我长大后要在那里盖个房子。这就是一种对美的东西的感动，并且成了一种理想，一种行动的希望。后来我念了很多美学，美学没有回答的问题是，究竟几岁我们开始懂得美的？这个没有说吧，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没有讲，康德、黑格尔也没有提。人究竟几岁开始有美的感觉呢？这个问题很重要。

　　王鲁湘：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几岁开始搞艺术创作，然后得到稿费？

　　黄永玉：十几岁，抗战的时候，刻木刻得了稿费。一开始我不太相信，我的作品登在你的报纸上，我应该拿钱给你呀，你怎么会拿钱给我呢？我不太相信，还要几个同学跟我一起壮胆到邮局拿稿费。邮局那个老头慢吞吞的，真把钱给我了，记不清是两块多还是三块钱。我进门的时候，还叫同学守在门口，叮嘱他们不要跑。结果拿到钱，我出来就请同学吃粥了。我这才相信，原来可以这样赚稿费。

　　王鲁湘：那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应该搞艺术，以后应该是一个艺术家呢？

　　黄永玉：对于艺术，我没有很高的理想：第一是参加左派的活动，参与左翼文化，我是鲁迅这个系统的；第二是靠它为生，靠它学习，在锻炼中成长，自己培养自己。活到80岁，我劝年轻人，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一定要读书，要不停地读书，与书为伴从不寂寞。

　　王鲁湘：实际上，您一生当中最主要的工作可能还是阅读。听说您在集美中学的时候，就把图书馆的书都读完了。

　　黄永玉：我没有停过一天阅读。有一次，几年前吧，我回到福建，回到我读书的那个学校，住在县招待所里，什么书都没有，睡不着。我就找房间里的电话簿来看，里面有日用百科常识之类，看了就能入睡。我看书不像那些真正的学者，人家学问比较扎实，谈什么问题都有根有据，我不行，因为看书太杂。归根结底，我看书是为了培养感觉。我不是坐在那里有系统地学者式看书，而是在书里头滚着看，从书里得出感觉或者直觉来，这样搞创作的时候就招之即来，在绘画方面也是如此。“文革”的时候抄家，抄了我六车的东西。我想，抄去关系也不大，因为都在我脑子里了。

　　谈到黄永玉的成名，不得不提到1974年的“黑画事件”。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后周恩来以外交需要为名，将一些知名画家如吴作人、李可染等，从下放地调回北京。这批闲了好几年的画家旧习难改，工作之余画些小画，一是练练荒疏了的笔墨，二是相互间的交流切磋。没想到让人告了状，引起“四人帮”的警惕，觉得这是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与庇护下的一次“文艺黑线回潮”。于是，他们挖空心思，将黄永玉、李可染、黄胄等人私下练笔的习作集中起来，办了一个“黑画展”。

　　1974年2月15日，批“黑画”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展出，名曰“批林批孔联系美术战线实际”，共展出18位画家的215幅作品。这些所谓“黑画”，是“四人帮”派人去全国十几个省市连蒙带骗收罗来的。

　　《黑画展前言》这样写道：“这批黑画严重歪曲了社会主义新面貌，丑化了工农兵形象。有些不断含沙射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毒草，有的甚至公开为叛徒林彪翻案，而它们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和支持的。”生性洒脱不羁的黄永玉，浑然不知他的一幅《猫头鹰》赫然列于“黑画”之首，成为所谓“牛鬼蛇神”攻击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铁证。

　　王鲁湘：您当时有一幅很出名的作品，就是1974年轰动全国的“黑画”，画的是一只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

　　黄永玉：一个香港人说，那幅“黑画”是把子弹穿过黄永玉的胸部，让他吐了血，再打到周恩来的身上。因为是周总理调我们七八个人去给北京饭店做的设计。《猫头鹰》那张画很小，挂在北京饭店的厕所都不能用，怎么能说我这画是给北京饭店画的呢？实际上，我在北京饭店没有画画的任务。我负责的是总体的规划设计，18层楼无数个房间具体要挂什么画，叫谁来画更合适，我做的是这方面的规划工作。

　　《猫头鹰》那张画是怎么回事呢？我的朋友许麟庐——当年开和平画店的画家，住在我家附近，我穿拖鞋拿杯茶就可以到他家去。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坐，他拿出一本册页，说南京有个朋友叫宋文治，想请北京的朋友画册页，一人画一面。我说，我不认识他，就给他画只猫头鹰吧。为了给北京饭店作壁画，我们到黄山、庐山去写生，年底的时候到了重庆，当时就开始传了，说北京出了“黑画”，有个人画了幅《猫头鹰》，事情很严重。我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也画过嘛。

　　王鲁湘：您还不知道那幅《猫头鹰》是您的？

　　黄永玉：不知道是我的，回到北京才知道。开“黑画展”的时候，他们把那张画说成是给北京饭店画的，而且把我送给宋文治的那个题签用纸盖住，太无耻卑鄙了。我赶快去告诉许麟庐，说你不要说是在你家里画的，就说是你叫孩子拿到我家里画的，也不要说是你给我出的主意，就说是我自己想画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他家里有九个孩子，我家里就一对儿女，我出了什么事可以回香港嘛，问题不大。果然，过几天外调就去找他，幸好他没事。

　　王鲁湘：我很好奇，您为什么要画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的猫头鹰呢？

　　黄永玉：希腊雕塑里管艺术的女神雅典娜，肩膀上就站着一只猫头鹰，一只眼睁，一只眼闭，什么意思呢？智慧，就是wise man，聪明的人。

　　王鲁湘：智者。我明白了，黑格尔也说过，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才起飞。

　　黄永玉：猫头鹰的翅膀跟一般的鸟类不一样，它的翅膀不是硬的，而是软的，所以飞起来没有声音。它就在晚上吃鸟，吃其他动物。累了一晚，白天它得睡觉，但因为所有的鸟都恨它，都要来攻击它，所以它要一边睡觉一边放哨，不能两只眼全闭着，只得一只眼睛张开着休息。

　　20世纪60年代末，黄永玉开始创作国画，尤以荷花著称。他小时候顽皮闯祸后，为了躲避责骂，常常把一个高大的脚盆滚到荷塘里，自己躲在里头，虽是“逃难”，鱼虫之乐却一点也不耽误。后来他所画的荷花，很多都是从根底下这个角度来看的，画的就是当年荷塘给他的那种感觉。

　　十年动乱期间，北京西郊的荷池让他再次与荷花结缘。他所画的不是清高孤傲、脱俗出世的传统文人情趣，而是一种丽而不艳、大浓大简的生气淋漓气象，近万张荷花作品，让他理所当然得了“荷痴”之名。而现在，他索性自己在北京东郊建了一座“万荷堂”。

　　王鲁湘：我读大学的时候，看到有一批画是当年纪念周总理逝世的，其中您那张《红荷图》给人印象最深刻，一朵红红的荷花，一根直直的荷梗。

　　黄永玉：那是周总理逝世当天晚上画的。当时我在做两件事，一是晚上画红荷，一是白天偷偷刻周总理肖像，不停地刻了几个月，因为当时没太多时间，白天还要挨批斗。有一天早上，我认识的一些领导人的儿子，他们叫人来通知我。当时房子里还有很多别的朋友，那个人把我偷偷叫到门外，告诉我说“四人帮”被抓了。还有人更早告诉我，耿彪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了。我回来把这事告诉其他朋友，讲完了我说，替我到医院挂个号。后来又来一个人告诉我这事，我还是讲挂号的事，别的什么都没说。我回来就把周总理的像刻完了，印出来送给他们。

　　王鲁湘：那是非常特殊的作品。我还记得那株荷花，特别是那根笔直的荷梗。

　　黄永玉：画《红荷图》的时候，就是周总理逝世那天。我还说总理要保佑我把这根直线画直，结果真就画得很直。

　　王鲁湘：在您的美术作品中，画得比较多的题材是荷花。您为什么对荷花这么感兴趣？

　　黄永玉：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意义。那时候被关在牛棚里，人的生活比较寂寞，我就骗牛棚的管理员说我得了传染性肝炎。大家本来是关在一起的，怕我传染给别人，就让我单独住一个小房间，放我出来的时间也比别人多。一放出来，我就去西郊画荷花，骑辆自行车，后面横一根棍子，纸像底片一样卷着。到了荷池，我把小板子打开，一边展开纸一边画，画了有近万张写生稿。

　　王鲁湘：我觉得您一直坚持画荷花，喜欢画荷花，可能跟您骨子里对唯美的追求有关。因为您是一个很入世的画家，写文章也好，画漫画也好，对假恶丑的东西都不回避，往往通过您的笔来幽它一默，来讽刺它。那么画荷花，是否也有一种您对时代的情绪在里头呢？是否您也感觉到社会上有与美相悖的东西存在呢？

　　黄永玉：不同的文艺品种各有自己的范畴，是不能越界的。小说可以写“一股暖流通过他的全身”，报告文学的话，你说一股两股的，凭什么你知道啊？所以，报告文学、小说、诗是有不同任务的，古诗、新诗也有不同的任务。画，也是如此。画，有的人所说的改良、创新，其实根本办不到，是不是？还有人说为谁服务，体现阶级的美，今天看来也很难办到。哪能分得这么清楚啊？你只能说这个画家有唯心主义思想，那个画家有唯物主义思想，但你说那个画家是无产阶级的画家，那就很难讲了。

　　中美还没建交的时候，我同华君武去美国一所大学。那时美国人对我们还很陌生，认为中国来的艺术家一定很幼稚，艺术上没什么东西。结果我大讲特讲艺术的沿革与发展，从古典主义一直讲到现代派，讲了很多，他们的确没想到中国人也知道外国艺术。然后，我就讲了一个问题，说今天你们蔑视中国的艺术，实际上等到多少年后排除了政治成见，你们再来看艺术的高下，就会看到我们画的毛主席的像，抗战时期包括抗美援朝时期的一些油画，都画得非常好，画得很真，完全可以和欧洲的古典绘画媲美。

　　美国人是这样，实际上我们自己看自己的绘画时，何尝不是也有这样的偏见？当然，我们痛恨八个样板戏，痛恨“四人帮”时代那些艺术，但是，多少年以后你会谅解，你会承认它的某一些画有艺术，某一些画当然不行，同后来的画一样有好有坏。所以，荣宝斋一个朋友有一次就跟我讲：“你看任何画，成熟的画，不成熟的画，古画，今画，你都能看到它的好处。而我们不行，我们的职业就是专看别人的不好，我们要收购一些画，一定要提出不好来，才能把价钱压低一点。”别人问我是怎么成长的，我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王鲁湘：您没有受过美术学院的专业训练吗？

　　黄永玉：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在艺术上走得就比较宽了。以前在美术学院，我可以和延安来的徐悲鸿他们一同工作，而且大部分留学生都要我教，大概也是因为我艺术上比较开阔的缘故。不仅美术上如此，我在文学上也是这样。所以我说我是从书本里面滚出来的，我不是系统地做学问的人。我觉得这样对我的职业很有利，如果只专门研究一种，恐怕对职业是有坏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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