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图像：从革命者到领袖的符号建构

 朱其

    整个二十世纪，个人形象成为全世界印刷和出版数量最广泛的政治流行的图像，可能唯毛泽东一人。他从一个革命者成为政治领袖，其形象自1949年至1976年去世，不仅其本人成为一种政治神话，不可避免地，其形象也成为一种神话的政治符号。

    革命领袖及其政权的创始人的形象的符号化，并逐渐上升为一种图像神话，这是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共产主义革命注重政治宣传，革命及其建国领袖的形象宣传也是其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宣传方式包括摄影、绘画、雕塑、木刻甚至以各种大众文化形式出现，比如像章、宣传画、海报、连环画等。

    几乎从各国革命一开始，革命领袖的个人形象作为政党和游击队的符号建构，就被纳入体制性的图像生产。像在南美丛林中艰苦奋战的格瓦拉去世之后，发布了大量在丛林中的革命摄影照，一看即是由一个专门的摄影家在跟随拍摄。在中国的江西苏区，红军就组织了各种壁画、素描、漫画等美术创作，其中就有毛泽东像的出现。红军长征途中，拍摄了一部分将领的合影照。红军到达延安后，吴印咸等人成立了延安电影团，除了拍摄关于红军的纪录电影，吴印咸也拍摄了大量延安领袖的肖像照。在山西的聂荣臻部队，由摄影家沙飞组织了体制性的摄影画报，专门拍摄八路军的抗战摄影，作为对外宣传的一种文化手段。

    据目前所能发现的史料，毛泽东像首次在苏区发表是在1933年，由红色中华出版社编辑了一本《革命画集》，其中有一副毛泽东的素描像。这本画集中，毛泽东像排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随后是朱德、李卜克内西。可见，这本画集的毛泽东像已被列入革命领袖之列，并由苏区政府的宣传部门组织出版的。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在三十年代中期红军长征以前并不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他的摄影肖像正式出现在国统区的出版物上应该是1937年上海复旦文摘社出版的《毛泽东自传》的封面上，这是根据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编译的介绍毛泽东的小册子。书名由潘汉年题写，可见是地下党在国统区宣传毛泽东的组织行为。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有关毛泽东形象的符号建构加入了一股新的力量，即斯诺等一批左翼外国记者踏足延安，他们不仅撰写了介绍中国革命及其中共领袖的著作或报道，还拍摄了大量的延安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摄影。在《西行漫记》这本纪实体著作中，毛泽东首次作为中国革命的游击队领袖登上西方的新闻媒体，使毛泽东形象的国际化迈出了第一步。

    这部著作不仅以文字将毛泽东描写为一个充满智慧和第三世界的现代革命者，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一张戴八角帽身穿红军装的半身像照片产生了广泛影响。这张照片有力地消除了早先国民党媒体将毛泽东妖魔化为“匪徒”的形象。照片首次展示了中国革命的游击队领袖的肖像，毛泽东显然还不太适应一个外国记者带有敬仰态度的拍摄，他还显得因长征的劳累略带倦意但又刚毅的神情。但他那套朴素的红军服还是让他的形象被世界承认为一个新符号，即现代意义为解放而斗争的革命领袖。

    随着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一大批国统区的艺术家和作家投奔延安，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而产生的歌颂性创作在延安拉开了序幕，并产生了个人崇拜的萌芽。1941年，诗人艾青到延安，在受到毛泽东接见之后，艾青创作了歌颂领袖的诗歌《毛泽东》。国统区的木刻艺术家沃渣受斯诺著作的影响，在三十年代末创作了一幅木刻《红星照耀中国》。这幅木刻描写了一批以毛泽东为中心构图的红军队伍。此后，鲁艺的艺术家在四十年代初纷纷开始创作毛泽东像，比如力群、王式廓等人以木刻形式创作的毛泽东像。1941年延安的中央党校委托王朝闻为党校礼堂创作直径一米毛泽东头像浮雕，毛泽东的浮雕头像于1942年首次出现。

    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至1945年的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并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与之相应的是毛泽东崇拜的兴起和形象的符号化，并以各种艺术创作和大众印刷品的形式展开视觉生产和传播。在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肖像的宣传品开始大量印刷。七大的会场布置在政治形制上开始模式化，除了礼堂上方王朝闻的毛泽东浮雕，主席台正中的幕布上还悬挂朱德、毛泽东双人肖像。七大召开前，鲁艺师生还制作了印有毛泽东像的“七大纪念章”。毛泽东头像不仅出现在绘画和雕塑中，还产生在各种形式的大量像章和邮票中。早在1942-1944年，朱毛的双人像就出现在像章式的“学习纪念章”、“埋头苦干纪念章”以及各式奖章上。七大以后，毛泽东头像出现在解放区的货币、邮票等公共票据上。

    由此，毛泽东的形象不仅在个人崇拜的推动下被符号化，而且在解放区政权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生产和民间自发拥戴两个领域同时展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的符号生产正式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体制，用以宣示一个人民国家的新正统。这种以视觉形象所作的政治新道统的宣示体现在三个作品：

    首先，在天安门城楼正中悬挂毛泽东绘像。第一张天安门的毛泽东绘像的原型是1944年由郑景康拍摄的毛泽东在延安的肖像照，原照中毛泽东的中山装领口是敞开的，但在绘像中画成紧扣状。从1949年至1950年，解放军在全国攻城掠地，一路接受国统区的城市。每次入城仪式，都有热烈的民众举着各种自制的毛泽东绘像或摄影标准像迎接解放军。天安门城楼悬挂毛泽东像，相当于确立毛泽东的“新国父”的象征地位。

    其次，董希文于1953年受命创作《开国大典》，他采用民间年画的构图处理的方法，描绘了毛泽东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的形象站在画面的中心位置，象征着政治的权力中心地位。这幅画后来被几经修改，高岗、刘少奇、林彪、林伯渠等因政治问题受到罢免后，先后被从画中抹去，体现了政治与绘画密切的关系。

    第三，在斯大林的鼓励下，中共中央于1950年决定正式出版建国后的首版《毛泽东选集》。王朝闻受命将1944年的毛泽东浮雕像重新修改，作为“毛选”的封面题像。这实际上宣示了毛泽东作为精神导师的象征地位。1960年，刘开渠、叶毓山等雕塑家创作了毛泽东的半身或站立的大型雕塑，并在六、七十年代形成全国性的毛泽东巨型站立雕像热。

    有关领袖像的创作，在1949年建国以后形成了体制性的文化建构。中央美院院长江丰曾经一度计划在美院设立领袖像系。王朝闻则从政治图像学角度于五十年代对领袖像的创作进行了理论探讨。王朝闻认为，领袖像是一项严肃的重大的政治任务，人民领袖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精神美，肖像画和肖像雕刻应把人民领袖那种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崇高品质创造性地表现出来。

    创作者应抓住人民领袖的本质特征。领袖的肖像学特征是伟大、崇高而又有自然的仪表，比如毛泽东的肖像特征，具体表现为“自然、朴实、英敏、有思想、有远见、有信心、有毅力的性格”。领袖像创作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艺术加工”，并容许“适当的理想化”，但理想化不能“离开照片、传记、访问记、印象录以及本人的著作和演说、所处时代背景等等素材。”

    王朝闻认为，领袖像要体现“从群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特征，强调领袖“风度的群众化”。领袖像不应“无原则地模仿神像帝王的构图，随处使用极度仰视镜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合实际的装腔作势的神气，掩盖了人民领袖的自然平易谦虚等基本属性。”另外，还要防止对领袖像“庸俗的美化”。比如“过分强调装饰趣味”，采用月份牌式的设色和用笔，用“桃色染皮肤，玫瑰红涂口唇”，使领袖显得“软弱、轻浮、无生气、无思想”。

    五十年代开始，领袖像、革命史中的毛泽东以及反映毛泽东在新中国等绘画、雕塑创作，在国家宣传部门的号召和组织下，掀起了一个围绕着以毛泽东为中心形象的重大题材的图像叙事。除了各种形式的领袖像之外，革命史系列有刘春华的“毛泽东去安源”、罗工柳的“毛泽东在井冈山”、靳尚谊的“毛泽东在12月会议”、石鲁的“转战陕北”等毛泽东军事形象的绘画；毛泽东在新中国则有“毛泽东与农民在一起”、“毛泽东与少数民族在一起”、“毛泽东与亚非拉人民在一起”、“毛泽东与少先队员在一起”、“毛泽东与妇女在一起”等毛泽东与人民的主题模式。此外，还有“毛泽东与斯大林”、“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工地”、

    从六十年代开始至文革，毛泽东图像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开始转向毛泽东图像的“神话化”。如果五十年代的毛泽东题材创作，主要是一种宣传艺术的图像生产，并通过这一图像生产来再生产革命史和新中国的视觉想象。到了六十年代，毛泽东的图像创作的趋势似乎走向王朝闻有关领袖像理论的反面，即毛泽东题材及其领袖像越来越走向“神话化”，缺乏人民领袖的“自然平易谦虚”的属性。毛泽东题材的创作实际上跃出了“适度理想化”的尺度，走向了“过度理想化”甚至“神化”的地步。

    毛泽东像的“神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图式的宗教宣传品化。以毛泽东的头部为中心罩上一圈向外呈放射状的金光闪闪的“光茫”，或者毛泽东站立在一片红旗的海洋中，或者毛泽东带领一批国家领导人漫步在天安门城楼，他们背后是霞光万丈的普照。二，政治的象征主义。1959年，傅抱石和关山月受命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一幅巨型水墨画《江山如此多娇》，画面表现为在翻滚无际的云海上空有一颗红太阳。这幅画在图式上将毛泽东比喻为东方红、永不落的太阳。

    这些“神化”毛泽东的绘画、海报、木刻等图像创作为制造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将毛泽东像的大众化则更是史无前例，比如将毛泽东像印在像章、邮票、杯子、镜子、被子、帽子、毛巾、热水瓶、家具、烟缸、火柴盒、笔记本、书包等几乎所有生活日用品上，数量不计其数。有关毛泽东像的政治恐怖主义现象时有发生，比如有普通人不小心打碎毛泽东瓷像或弄坏毛泽东画片，将有面临政治重罪的牢狱之灾。

    文革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淡化，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图像的“神化”现象逐渐消退，甚至允许一部分艺术家使用波普艺术、观念艺术等多元化的方式表现毛泽东题材。这意味着不仅毛泽东题材走下“神坛”，而且不再是单一的宣传艺术形式。在政治和国家形象上，毛泽东仍然具有政治符号的意义；艺术上，在主旋律及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允许对毛泽东形象进行个人化或非符号化的语言表达。这使毛泽东图像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13年12月10日写于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