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忘却的记忆

——怀念老友王朝闻

王琦

       朝闻同志走了！他平静安详地走了！他无怨无悔地走了，朋友们再也听不见他滔滔不绝的宏论，听不见他机智幽默的语言，听不见他朗爽开怀的笑声。当我翻看他生前与我们在一起的合影时，他仿佛仍然活在我们身边。

       我与朝闻初次见面是在1952年的北京，可是我们之间的神交都是在1939年的重庆与成都。当时为了共同筹办一本《战斗美术》杂志把我们连结在一起，我和卢鸿基、黄铸夫、张望、冯法祀等在重庆，王朝闻和洪毅然在成都，我们都是刊物的编委，我和卢鸿基任主编。当我们写信去向他们两人约稿时，洪毅然寄来了一篇论文，王朝闻却寄来了他的两幅木刻和两幅漫画，木刻是表现“难民”，漫画题名“保长的没落”，四幅作品都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卢鸿基还把他和朝闻、毅然一同在杭州艺专时共同编辑的一份内刊“艺术论坛”给我看，上面刊载有他们的文章。这三位青年学子当时便以朝气蓬勃的姿态，在艺坛上揭起现实主义的大旗，鼓吹艺术为人生、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真理，与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相对立。朝闻同志便是以青年雕塑家、木刻家、漫画家、理论家的多重角色出现在艺坛上。他在多方面的艺术实践经验以及多视角的对美术现象的观照，是对他后来在理论上取得如此丰硕成果并自成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9年秋，朝闻同志去延安后，便很少搞创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理论研究上。他一面精读马列主义著作，一面对解放后美术创作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了解画家们创作的甘苦和在创作中出现的问题，把作者的创作感受与体会加以条理化、系统化，上升为带有一般规律性的理论，这是一个天才理论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1949年，我在香港便从天津’益世报”上由李桦主编的“艺术周刊”上，读到朝闻同志的“致友人节”的总标题连续发表了数十篇谈艺术创作的文章。他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以自己独到的见解，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有关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若干重要问题，这些文章收入在他出版的第一本文集《新艺术创作论》里，成为解放区美术创作的经验总结的经典性著作，在当时的艺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50年，我在上海见到刚从北京来的朝闻的好友漫画家谢趣生，他告诉我一件大喜讯，便是朝闻同志的理论文章曾得到最高领袖的肯定，这件事在文艺界广为传播，也是我们美术界引为无上光彩的事，因为社会上部分人都认为美术家只会画画、雕刻，不懂理论，不会写文章。

       朝闻同志正和李桦共同主编《人民美术》杂志，他写信向我约稿，我立即寄去一篇题为《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艺术》的文章。不久，又给他寄去一本我刚出版的“新美术论集”，他来信说：”收到你寄来的文集，很高兴地读了几篇。这里不仅美术学院需要你来，全国美协也希望你来……”真挚之情、溢于纸笺！

       1952年，我来到北京中央美院工作，一天，朝闻同志来美院作报告．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不久，我又参加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构图设计工作，朝闻同志也常来天安门建设工地筹备处与大家共同研究草图。他在与我聊天时又说：“我们这样的人不是不能搞创作，但都去画画，理论工作又让谁来搞7“他劝我放弃创作，专搞理论，过了不久，我在美院大礼堂第一次上大课，对同学讲“凯绥·珂勒惠支的艺术”，在同学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光明日报》的美术编辑版画家荒烟同志要我把讲稿整理成文在报纸上发表，我交稿后不久，荒烟又把原稿寄回，说是稿子交中宣部审阅，提了几点意见，请修改后寄回发表。我一看稿子上提出的意见都十分中肯，只有懂的艺术规律的专家才提的出来。我看那笔迹和语气都很像是朝闻同志写的。过了几天，洪毅然同志来北京到我家时便对我说：“昨天碰见王朝闻，他说最近见到你写的一篇文章。他要我转告你，希望你今后多写点文章，少搞点创作，因为搞木刻的人很多，而搞理论的人就这么几个，我们不搞谁来搞”。可是我当时没有听朝闻同志的劝告，仍然一面握刀刻木刻，一面握笔写文章。朝闻同志却专心一志地奋笔写作，连续出版了”新文艺论集”，”一以当十”、“面向生活“四本论文集，成为五十年代艺术理论上的重要著作，在当时文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而确定了他在理论界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朝闻同志的理论研究范围不仅限于美术，而是涉及文艺各个领域。1956年我在参加文化部主持的十二年艺术科学规划工作时，和我们同在一起工作的戏剧界、舞蹈界的友人就对我说过，他们在王朝闻的著作中所获得的教益比在课堂上得到的还要多。

        1964年，文艺界刮起了“大批判”的旋风，美术界把我的一篇论文“艺术形式的探索”当成批判的把子，当时由美协、美院联合成立了批判小组，按理说这个批判小组应该由朝闻同志来挂帅，因为他当时是美协书记处主管理论的书记，可是当时却不是他而是另一位美术界的老同志担任组长，成员有《美术》杂志的一位编辑和美院美术史系的两位教师。原来朝闻同志当时的处境也很不利，随时都有挨批判的可能。一位中宣部副部长去长春视察工作时，吉林省文联的副主任曾向这位副部长请示，他说。王琦的那篇报告是在长春作的，现在《美术》杂志已有文章批判，我们吉林方面应该作何表态“。这位副部长回答说：“王琦那个报告倒不算什么大问题，问题大的是王朝闻，要批应该批王朝闻”，但是当年为什么没有把朝闻同志推出来批判，其中的复杂原因只有当事人才清楚，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王朝闻同志当时的处境无疑是很艰险的。不久，“文革”的风暴席卷全国，这时，不管你过去是被批判的人或是批判别人的人都统统被归入应该打倒之列。朝闻同志和我同在美院的一个大的“牛棚”，他和一小部分“要犯”关在一起，有时在大组会上我们才能见面，但互相不能交谈。我见他常常低头把手支在前额上，不知道他在思考什么7那十年的光阴对他来说就是可悲的浪费。那十年如果不是迫使他的笔头去写那些虚假的毫无意义的检查交代材料，而仍然去写他的学术研究论文，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新出版的《王朝闻文集》就决不止是22卷，而是32或42卷了。

        “文革“以后的朝闻同志，把他压抑已久的敏捷文思与写作激情，像溶岩般的迸发出来，他争分夺秒地奋笔疾书，在22卷雄文中，有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在“文革”以后写成的。“王朝闻文集”应作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重要学术著作光彩地陈列在国家图书馆的书架上。

       朝闻同志治学态度认真严肃，刚正不阿。对问题的钻研步步深入，锲而不舍。他写文章从不赶浪头、看风向，从不左右摇摆，东倒西歪：无论是在过去“左”的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或是在新时期右的自由化倾向泛滥的日子，他都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他始终坚持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两点论，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所以，他的理论着作是经的起时间的检验的。他的文风也是朴实无华、平易近人，无论对修养不同的读者都易于接受。作为理论家的这种高尚品格与优良作风，也是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典范。

        朝闻同志担任《美术》杂志主编的时期最长，如果从《人民美术》杂志算起，长达22年之久。他在任时期，牢牢地掌握住社会主义文艺的大方向，坚决执行、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为团结广大的美术家、为繁荣美术创作与促进美术理论的发展。为培养年轻一代的美术队伍，为在广大群众中普及美术知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十分庆幸地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与朝闻同志共同担任《美术》杂志的主编。他当时已年近古稀，为了让他有更多时间去从事写作，刊物的工作就由我多负些责任。但我仍经常去他家里，就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征求他的意见。由于我们两人的学术思想、观点都比较接近，所以在对待艺术理论上的许多重要问题，我们都能取得一致的共识。在五年的合作共事中，是我感到最和谐融洽的五年，我们在工作中在学术上日益增长和巩固的友谊，则是更加珍贵和令人难以忘怀的I

        在1984年，我和朝闻同志一同离开了《美术》杂志主编的职务。到1997年，又一同受聘为《美术》杂志的顾问，朝闻同志对他辛勤开创、培育起来的刊物仍然充满着热情与关心，仍然关注刊物的现状与发展。他语重心长地告诫编辑部的同志，“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方向坚持下去”他赞扬刊物“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抓得好”，认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是会影响我国文化艺术的大走向的”。他还以认真严肃的语气向他们表示，“理论战线上的任务十分艰巨，你们责任重大，既要坚定不移地固守正确的立场，又要善于运用策略，讲究工作方法，把复杂的问题提炼成简明的问题，使大多数人便于理解“。朝闻同志的一番深情厚意，深深感染着编辑部的后继者，鼓舞着他们为更好地办好刊物开拓《美术》杂志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一位诗人说过：有的人虽然活着，但早已被人们忘却；有的人虽然死了，但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王朝闻同志是属于后一类人。

       走好，朝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