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画中的道释思想

王伯敏

       山水画的发展，它之所以与道释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主要决定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和社会风尚。中古以后，士大夫学佛问道很普遍。清初钱谦益说：“学佛而不知儒，学儒而不知佛。”“各见一边，总使成就，只是一家货耳。”①钱的这种引佛入儒，以释混儒的议论，并非偶然，这正是当时多数士大夫的看法。如果将这种情况往上推，便可以见其先河。譬如说，魏晋以来，神仙家把老子抬出来奉作敦主，因而创造了道家。又如东晋时，在皇室信奉佛教的影响下，名门贵戚广与僧众交往，致使清谈与佛教结合，竟成为一时的风尚。名僧支遁“雅尚庄老”，当时门阀士族的著名代表者如谢安、王洽等，都与支遁有深旱的交谊。又如当时的道教信徒，经常宣扬儒家的教义。据《世说新语》载：“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日：‘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这个道士的说话．正反映了道士思想与当时往会现实并不脱离。道士自己也知道，尽管自己的口号是“无为世界”，但仍然少不了儒家保身立命的处世之道。葛洪《抱朴子》内篇中提到：“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不修而求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种说法，与儒家所谓“德”的内涵是一致的，儒家的“德”，不只是指忠、信、卑让，甚至把元、享、利、贞也放在德的范围之内。所以《抱朴子》中提出的所谓“长生”，它的前提与儒家的“明德”是完全相合的。柳宗元说：佛学中很有“不与孔子异道”，而与《易》《论语》相合。王士祯《渔洋山人文略》内《游华山记》中提到他与月和尚见面，便认为佛家之说，“与吾儒道德仁义之旨，了然不殊”，这都是士大夫坦率之言。其实，和尚也是“亦儒亦释”的。和尚之所以要迁就儒学，关键便在于“忠义道德”上。道教的《玉清经本地品》中说元始天尊讲十戒，第一戒不违戾父母师长，第三戒便是不叛逆君王、谋害国家。这一、三两戒，就正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清初梅溪上人作诗云：“释教儒宗天下传，何分西蜀与南滇。”正是这样，所以亦儒亦释亦道，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历史上，封建的最高统治者对此既不会有意见，甚至还会出来表示支持，例如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不信佛。但维护佛教。清圣祖玄烨也是这样。

        以上讲的是儒、释、道三家之所以能融合，之所以能在当时，以至在历史上能长久存在的社会原因。这个原因，表面上好像与山水画家在艺术实践上不相干，但事实上，这就成为山水画家之所以与道家、释家结成不解之缘的前提。在绘画史上，山水画家学道参禅，比比皆是，山水画家的这一切行动又密切关系着山水画家的审美情操。所以说，这个社会原因与山水画家艺术实践的密切程度，自然不是一种萍水相逢。

        顾恺之是东晋时的大画家，他画过宣扬儒家女德的《女史敲图》，也就是这位画家，在他的《画云台山记》中，竟又出现道教的“天师坐其上”。而且还成为这幅《云台山图》中的主人翁。南朝宋山水画家陶弘景，本人就是一个道教的重要人物。当时道教的名人，南有陶弘景与陆修静，北有寇谦之与张宾。陶对道教教义深有研究，曾经“供道家以圣典，加教义”，所以他所画的山水，正如唐兰判断，“自然赋与道家无为之思”②。又如当时的宗炳，曾作《画山水序》，这是一篇熔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炉的画学文章。他尊重孔子的“游艺”说，并作“仁智之乐”的剖析，但又提出“澄怀味道”，非常欣赏老庄那样的思想境界。宗炳本人，跟随慧远和尚修业，是庐山“白莲社”的成员、曾作《明佛论》，佛家的思想在他脑子里占着很大的比重。他的所谓“道”，除包含艺术之“道”外，就思想范畴而言，“既是儒家的道，又是道家，释氏的道”③。他把为个“道”，归结到游艺的“畅神”上，既符合各宗的思想要求，更为一般士大夫画家所接受。

        隋、唐、五代以至两宋，山水画繁荣昌盛。展子虔的《游春图》描绘了山川的秀丽，草木葱笼，大地充满生机，游人纵目聘怀，极一时之乐。画中山庄之外，又正是“云无心而出岫”。像这一类山水画，多少带有“逍遥”的意趣。如果完全按照儒家那种“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去倘佯山水间，则在春秋佳日，未必能使多少人得到“畅游”。查士标于庚午仲夏画的《青绿山水》，上面有题句云“策杖独来林下看，不教尘土上须眉”，对身外的耽心总是不免的。清代的诗人袁枚说过，凡游览风景者，“以毋规礼执礼为乐”，说穿了，就是不要百分之百地按照儒家的要求去“游春”，进而言之，作为一个画家，也就不必百分之百按照儒家的要求去描绘山水。袁枚还说，诗人画家可以把“庄生之所以藏山，仲尼之断以临川”，统统体现出来。正如僧肇在《物不迂论》中说，儒道两者的表现似乎不一样，但是仍然有个共通之点，即“斯皆感往者之难留”。因此，他们都想尽办法，要“以泉右啸傲为常乐”。戴震居然还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④这是戴老头说说而已，其实宋以来，孔孟之书何尝“尽失其解”，无非社会现实需要“杂袭老铎之言以解之”，这只能反映历史上的土大夫，他们都晓得亦儒亦道亦释是合乎当时实际的，因此也就成为“合理”的事。在唐代，玄宗是个道教迷。他要吴道子画嘉陵江三百里风光于大同殿，当时作画者吴道子与欣赏者唐玄宗，在赞美大好山川之外，他们在这幅山水壁画中，都极尽庄子的所谓“适然之乐”。李白是士大夫、又是一位道家人物。他云游山川，求崔巩山人画瀑布。凡看到《山海图》．总是激动无似。在李白的那个时期，山水画除画游春、宫苑、蜀山、三峡、洞庭、匡庐之外，不少作品专画篷瀛、昆仑山。在杜甫的论画诗中，也就赞美过“壮哉昆仑方壶图”。唐代和尚的禅室里，也还挂着具有道家气味的《山海图》。反之，又如李白，他是学道的诗人，居然在他的沦画诗里，还赞许过一幅以佛教为题材的《西方净土变相》。竟在一些诗人的身上，出现了儒家赞道家的画，又是道家赞佛家的画的情况。王维是士大夫，晚年学佛，过隐居生活，曾经“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又任“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何等清逸，何等幽闲，何等富有禅味和道趣。他在京都干福寺所画《辋川图》，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载：“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当然，他的诗，也同样渗透着出世之思而“意出尘外”。刘学箕在《方是闲居士小稿》中说：“古之所谓画士，皆一时名胜，涵咏经史，见识高明，襟度洒落，望之飘然，知其有蓬莱道士之丰俊，故其发为毫墨，意象萧爽，使人宝玩不真。”这些士大夫，他所赞赏的也就是这样的画家和这样的绘画，亦即“意出尘外”“意象萧爽”的山水画。

        唐末五代，像荆浩居太行山，便得山林隐逸者的情趣。他写画论《笔法记》，还幻想出一个如神仙般的老人来指点画法。而至两宋，画山水的不只是有士大夫，还有不少是和尚或道士。大名家如巨然、惠崇，便是和尚。就是范宽，也是一个“好道者”。而如李成，责以名士而独善其身，并纵游山水为自乐。其他如孙可元、陆瑾、王毅等，都是学文之外而有“道者之思”，并以“尘外之意”而“托之于丹青”者。在山水画的题材内容中，就有一种“仙山楼阁”的专题，还有“间道”“仙游”（“飞仙”）等，如王诜画《梦游瀛山图》、燕肃画《海上仙山图》、张镒画《方壶图》、谢章画《白云萧寺图》《净土楼观图》等，都属道释的题材。有的作品不标出问道、仙游，而画中的意境却明显地体现出道趣与弹味。如江参的《(秋山图》、马远的《对月图》等画出深山明净，意示“无尘”。在这些画中，意味着与世处处隔绝。苏轼诗中还提到一种作品，有着“白波青峰非人间”的感觉。这种作品，不是由于题诗而感觉到，也不是在标题上点明而使人感觉到，却完全在这种作品的意境中体现出而使人感觉到。   还有其他作品，如董源的《夏山图》、燕文责的《秋山琳宇图》、马和之的《柳溪春舫图》等，有的“平淡天真”“不装巧趣”，有的“意象超忽”“不复人间”，都属“使人宝玩不真”的“清雅”艺术品。此后发展到元、明、清，山水画之具有山林隐逸意味的更加浓厚。元四家、明四家，以及华亭、新安、金陵、江西渚派的山水画，无不如此。元代的黄公望，他的脑袋瓜儿里，装满了道家的东西，但也入禅，张伯雨《题大痴小像》说：“全真家教禅和口鼓，贫子骨头，吏员脏腑。”又如倪瓒，他曾作诗道：“嗟余百岁强半过，欲借玄窗学静禅。”这是说，他穿戴学士的衣帽，却借着“玄窗”而学佛。他曾经是“闲来玄馆游”，又是“佳酿待寺憎”。虞集还说他常在玄文馆饮酒。顾元庆《云林遗事》中记载他“好僧寺，一住必旬日，篝灯木榻，肃然晏坐，时操纸笔”，所以时人对他有“神仙中人”之称。有时，他从“一切皆空”的想法出发，把名利置于身外。他为篷庙题语，表示对“生死穷达”“利衰毁誉”可以不顾，理由是“此身亦非吾所有，况身外事哉”。尽管他的这种“通达”思想是不近人情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他却尽主观努力去做。据王宾在他的墓志铭中说：“至正初，兵未动，鬻其家田产，不事富家事作诗，人窃笑其为戆。”这种“戆”，便是他的一种“通达”表现。此后，倪竟“扁舟箬笠，往来湖泖间”有20年之久。又如与倪瓒同称为“元四家”之一的王蒙（叔明），居黄鹤山，整日卧青山而望白云，逍遥自在。吕波说他“长年爱山看不足”，完全带着道家的情意而“玩味于林野”。他画《丹山瀛海图》卷，景物奇丽，极尽其环海仙山的描绘。还有如吴镇，性情孤峭，除了读儒书外，精通道、佛学说，他自取别号，既是梅花道人，又是梅花和尚，一度以卖卜为生。他在住宅的四围，遍种梅树，每当花开时节，坐卧其间，以吟咏为乐。他把自己的书房称作“笑俗陋室”。倪瓒曾题他的山水画道：“道人家住梅花村，窗下松醪满石尊，醉后挥毫写山色，岚霏云气淡无痕。”在历史上，大凡“放浪形骸之外”的士大夫，总是含有道家的玄学味，不少士大夫称誉“不羁之才”，认为只要心性旷达、脱略人事的便是“高”，便是“雅”。沈梦麟在《花溪集》中评吴镇“画山画水无不可”，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就由于“梅花道人盘礴裸”，便是一切顺任自然。这些士大夫们，进则为仕，退则为隐。有的做了大官，地位已很高，常常对知己朋友表示：虽居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山林之中。这些话，一半假，一半真。假的地方，因为他照样做官，照样要保持其既得利益；真的地方，他为自己开了一扇后退之门，确有山林之思，想尽量避免接触社会来减少政治上的矛盾。有的士大夫，家甚富有，却羡慕人和尚的生活，所以羡慕，就在于大和尚的安逸生活比较保险。“江头未是风浪恶，别有人间行路难”，在封建社会中，凡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人，部有这样的体会。盛大土在《溪山卧游录》中赞美米芾等的生活作风，说“米（芾）之颠，倪（瓒）之迂，黄（公望）之痴，此画之真性情也。凡人多熟一分世故，即多生一分机智，多一分机智，即少却一分高雅，故颠而迂且痴者，其性情于画最近。利名心急者，其画必不工，虽工必不能雅也”。这是士大夫对“通达”人的高度评价。他的所谓“真性情”，是指“本性率真”，不假掩饰，甚至王守仁都提倡过率真进取的“狂”，要让一个人自由的发展个性。他们的所谓“通达”，即道家的所谓“无为”与“无争”。他们斥“世故”、贬“机智”，事实上也是说说而已。因为“世故”与“机智”，这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是免不了的，完全没有“世故”与“机智”是行不通的。但是，当他们行不通的时候，无非采取另一种“世故”与“机智”来对付，即以他们所高唱的，“以太古之山为常适，以渔憔野叟为常友”。陆广画《丹台春晓图》，他题待道“十年客邸绝尘纷，江上归来思不群”，便是用消极逃避社会现实的行动以应生活中的“万变”。元明清的山水画家中，还有如赵孟頫、方从义，黄公望、王绂、杜琼、沈周、文徵明、郭诩、张观、夏仪甫、张义枢。刘珏、朱祺、陈鹤、董其昌、陈继儒、朱耷、石涛、渐江。石溪，梅清、恽南田、高翔等，部是立身为儒，而与道、释结缘的艾人画家。有的挂冠归田，卜筑林泉，有的借诗酒谈玄，或蓄发居僧舍，有的甚至越身为空门。他们画山画水，有时悉从“磊磊落落”“葱葱”时发之，有时在“不知寒暑，不间天下有无皂吏。但闻钟磐声”中展纸挥毫，以至“为山为水，处处以自然为真”，竭力追求“清绝”之境。他们甚至在卧室内挂着“松室夜灯弹影静，杏庭春雨道心空”的对子。确然是，士大夫们深受老、庄、佛的思想影响，产生一种“阳儒而阴道”的情况，他们一直以来崇尚清谈、雅重隐逸，无非是以啸傲烟霞、寄情山林来摆税他们精神上的苦闷。他们知道，前人这样做，确曾收到了良效，可以使自己在这样的艺术生活中减少苦恼，而且可以使自己“不知老之将至”，愉快地度过一生。元代吴镇画过好多幅《渔父图》。寄以愿作烟波钓徒，疏放不羁的意趣。在一幅至二元年(1265)秋八月作的《渔父图》中，他这样题着：“月断烟波青有无，霜凋枫叶锦模糊，千尺浪，回腮鲈，诗筒相对酒葫芦。”显然是一种自得其乐的写照。其他画家如戴进作《渭滨垂钓图》，沈周作《清溪垂钓图》、周文靖作《雪夜访戴图》、史忠作《山居诗酒图》、唐寅作《山路松声图》、文伯仁作《方壶图》、吴彬作《仙山高士图》、赵左作《寒江草阁图》、罗牧作《山桥夕照图》等，有的内容点明与道家有关，有的纯任自然，只在画中显出它的“禅味”或“老庄之思”。产生这样的作品，并非偶然，也不是某一个画家特殊的创作，它与这些画家生平的思想与生活分不开。就以明代吴门派的代表画家文徵明来说，文是苏州人，父亲在温州做过太守，家中虽然不是大富贵，但他的一生却过着顺境的生活。他在当地是名士，而且得到巡抚李克成的推荐，到了北京，并经过吏部考核，被授职“翰林院侍诏”。可是他不惯朝廷礼节的拘束，加上“不忘山林之趣”，没有几年，他就辞归南方了。在此之前，宁王朱宸濠曾派人来请他去作这位王公的“贵客”，他不受一分财礼，托病为由，终不去帮闲。当他从京师回来，有人问他：“居京可乐？”他回答。不如在家，看天平山的一草一木来得适意。及到87岁时，他对子孙说，正因为自己数十年来在野，有“道人淡泊之志”，有“释家绝俗之意”，因此“得延年耳”。他的山水画，如《白云仙境图》《千岩竞秀》《松壑飞泉》《江山初霁蛩《潇湘八景》《雨中山水》等，都是画家陶醉于自然，寄以高人逸士的意趣，并渗透着道释的神思。他的《白云仙境图》，青绿绢本，画溪山幽深，山中有古柏古藤，山间有道观，上有白云缭绕，又画二叟临溪涧对坐闲话，又一老者带一鹿，徐步于林麓，极得世外桃源之意。又有如明末华亭画派的宋旭，中年后学佛，游寓多居精舍，说是“禅灯孤榻，世以发僧高之”。他画《白云青山图》，自云“得太古万籁无声意趣”，“极虚无之致”。更如刘珏画《清白轩图》，便是因为西田和尚到了他的寓所，于诗酒之余，才创作这幅《飞尘不染山溪图》。总之，这一类的山水画，都具有“儒释相共”或是“儒道相共”的气息。此后如清初的朱耷、石涛，以至石溪、渐江，他们既是士大夫，又是道士和尚，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艺术思想、他们的绘画主张没有不与道释相关系。石涛是一个兀傲不羁的人物，他有诗记述与戴阿鹰的交往和在艺术上的情投意合。石涛写诗道：“迢迢老翁昨出谷，夜深还向长干宿。朝来杖策访高踪，入座门轩写林麓。细雨霏霏远烟湿，墨痕落纸忆松秃。君时住笔发大笑，我亦狂歌起相逐。但放颠，得捧腹，太华五岳争飞瀑，观者神往莫疑猜，暂时戴笠归去求。”当然，他的这种思想活动，也并不排斥他终于去接康熙皇帝的驾，也不影响他去做“接驾诗”和画《海晏河清图》。因为僧可以转为儒。何况憎与儒本来就不抵触王权的“忠信”。所以出现这个情况，并不奇怪。对石涛非常崇敬的高翔，也有同样的思想，他在《云满山头图》的题诗中，都有所表露。题云：“云满山头树满溪，春风浩荡绿初齐，若教此地容高隐，我亦移家傍水西。”其实，这正是历史上多数士大夫山水画家的情况与特点。不过这个特点，有时表现出非常错杂微妙，有时表现出比较隐晦而已。

注释：

①致黄宗義的信，见《黄梨州文集》附录。

②1947年作《六朝文论讲义》第三节。

③俞剑华《宗炳论稿》（油印本）。

④戴震《戴氏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