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沈从文先生

——记东北美专图书馆建馆之初的感人事迹

李浴

       鲁迅美术学院前身东北美术专科学校建于1953年初，是延安鲁艺——东北鲁艺分部独立建校在美术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建校伊始，在完善教学体制中，图书馆是其中之一。由于我曾在美术部监管过图书资料（实际少得可怜），所以继续主持这一业务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做一名正式的图书馆馆长我是毫无经验的，我之所以担负起来的原因，一是上命不可违，二是有学校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与帮助，三是我觉得校外还有两位可以请教和能够助我的学者：那就是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和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文儒两位先生，他们都是我在敦煌艺术研究时所结识，而后也有所过从的，当时并没有想到沈从文先生。

       建馆之初，第一个任务就是和东北音专（沈阳音乐学院前身）平分鲁艺院部图书馆的图书（剧院未分），分到的图书既有限也多不能直接与美术业务适应，因此去北京访问参观和采购图书资料就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到北京后，当然是先去拜访向、阎二位先生，和参观北大图书馆和北大博物馆。这不但使我得到了不少教益，而且也增强了在我校图书馆内设置实物资料（美术文物）的信心。与此同时，也知道了沈从文先生还是此道专家，而且还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一定会得到他的帮助，这一意外的消息，真是大喜过望，当然不能错过这一良机。

       原来我和沈先生也是有所结识的。

       我在中学时代就曾读过沈先生的小说，也听到过沈先生和丁玲、胡也频三人类似传奇性的传闻，虽是景慕但却没有结识的念头，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却使我会见和认识了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艺专部分师生因为北平沦陷而在武汉集合，由校长赵太牟率领至庐山复校，不久迁到湘西沅陵定居，校址是沅江南岸的老鸦溪。这校舍就是沈先生家的房子。沈先生虽然原籍凤凰县，却在沅陵有两处房舍，一在城内，一在南岸老鸦溪。这房舍，也可能是他哥哥沈大先生所有，但是经沈先生借给学校是无问题的。沈先生之所以将私宅借给学校用当然是由于他的急公好义之性格所使，但大约也和他与赵太牟的私人交情有关。因为赵太牟原是山东大学（当时在青岛）校长，沈先生也在山大教书，沈先生的夫人张兆和先生也是山大学生，有这样一段私人关系大约就更不费周折了。北平艺专初定不久，杭州艺专也辗转到了沅陵，于是两校奉命合并改称国立艺专。当时由于地区、人事的派性关系，再加上幕后有人作祟，所以闹了一场短时间的小小风波，互相发生了一点冲突。北平艺专学生因为人少就暂时迁出老鸦溪宿舍，在一个叫做河上洲的小岛子上住了一段时间，这期间，有一天原北平艺专的老师们常书鸿、王曼石、李有行……等到岛子上来看望我们，以 示关怀与慰问之意。其中有一位身材不高，布履行衫，面带笑容前所不识的人就是沈先生，谈起话来极其平易近人，这第一次见面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是1938年初的事。

       不久风波平息，新任校长滕固到校之后步入常规，但在课业之余，也难免要进城走走，偶尔也到沈先生家里看看，这样的拜访当然也是年轻人的好事之举，并没有什么目的性，所以记不得当时的详情，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是无问题的，还知道沈大先生也是一位不似长者自居而好客的人，并且知道他们住所的小楼还是沈大先生自己设计建筑的。自此以后，一别十余年并无联系，直至1950年初我来东北途经北京小住时才得到了沈先生也在北京的消息而去拜访了他，见面之后居然他还认识我这个后生，谈了一些在沅陵时的往事，他还告诉我沈大先生也在北京住在他家，这虽是一次匆匆见面，却是又取得了联系。

       尽管有这些过从，但我只知道沈先生是一位文学家而不知道他还是一位文物考古方面的学者，当1953年4月我倒北京得知沈先生正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任职并从事古文物之鉴定与研究工作时真是喜出望外，当然不能放过这个请教和求助的机会。

       记得那是五一节的前一天，我去历史博物馆他的办公室拜访他，当我谈到来意时，他非常高兴，非常赞同美术学校购置文物资料的主张；并且说当时又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无论古籍图书或文物资料不但货源充足而且便宜空前。古旧书店和文物店的老板们不是坐等买主而是送货上门，所以经常有这类商人给他送货以求售。当然，沈先生也是经常到琉璃厂等处走走的，所以他非常熟悉这方面的行情，自然也和这些商人很熟悉，这当然对我们的采购工作太有利了。

       沈先生是一位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人，我在他的办公室里迨了半天，他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各方面的知识，他随手拿起什么就讲什么，从明代锦缎讲到元代纳失失织金锦；从铜镜花纹铭文联系到与汉晋的诗文关系，此外玉器、泥俑、漆器等等无所不谈，甚至还谈到了宫廷里面的花纸，这自然是使我得到了很大教益，特别是他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令人感动。最后我们约定五一、五二两天到琉璃厂去选购，谈到付款问题时，他告诉我不用担心，选好后时可以货到付款的，这当然也和他的中介关系有关。

       跟着沈先生到琉璃厂采购文物图书真是平生一次大享受，可以说做了一次文物大检阅，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两天内可以说没有休息的时间（中午只在街口小饭馆里吃顿便饭还是他付钱），完全投入挨家挨户的选购中，每选一件东西必须仔细观察和研讨，沈先生选中了还要向我作介绍和解释，店主的介绍自然是不必说了，好在当时真的没有领主，所以双方都很从容，而且能够上自石器时代下迄明清各类文物较系统地得到了满足，至于说到价钱，确实是再也没有那种便宜的时候了。我今天自然无法记清每件器物的价格，但其中最高的两件瓷器，即在一位瓷器专家和收藏家孙先生家里买到的一对雍正官窑的珐琅彩瓷碗（俗名古月轩），每只是60万元（合人民币60元，以下以人民币计），我已经觉得太贵了，由于它是瓷器中难得的珍品还是买了下；另有一件是仇英的横幅山水仕女图，长不过一米余，高不过30公分，店主再三说它是真迹，我们也看得爱不释手，因为边角有一些水渍，店主说只要500元，我认为太贵，因为一件明代黄卷的《树下美人》见之著录的真迹才百十多元，买到齐白石数十幅作品，大至丈二匹的松鹰，小至两三方尺的工笔草虫才用去500元，所以觉得它太贵而没有成交，现在想起来未免后悔。

除了大部分文物是由琉璃厂选购的之外，还有一些是厂商送到沈先生办公室以求售的东西，在这一部分文物中，都留下了沈先生的笔迹，从中可以看出其用心之苦，在差不多近百片明代佛经封皮（这是收集明代丝织品的最方便最便宜的物品）的内面都一一写了说明，如，一片写着：“明，粉绿地（富贵万年）织金缎，东美”（指为东北美专收购）；又一片：“明，桃灰八吉祥格子花锻，东美”；又一片：“明，褐地八吉祥灵芝如意妆花缎，东美”（图1）；又一片：“明，绛地富贵万年牡丹织金缎，东美”；又一片：“明，铁青地莲花妆花缎，东美”；如此等等每片都有，在一些铜镜的正面也同样贴上纸片写上说明，如一面：“一、镜，二、西汉时代，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内一圈字），四、已破，■三万”；（■指为我而购，“三万”指镜价三元）（图2）；又一面：“一、花式镜，二、唐代，三、作鹅与绶带鸟浮刻”；又一面：“（前面纸残字迹不清）东汉初年，三、四神四乳，四、□□□无□伤”；还有一面战国时代俗称“墨漆古”的规矩纹镜，写着“二十万”的价格，这是数十面铜镜中最贵的一面了。又在一件陶俑的装盒盖子里写着：“隋，白釉骑俑，东美”（图3）；仅仅举出了这些已经可以看出沈先生做事为人的认真负责态度了。

       除了采购的文物之外，沈先生还从历史博物馆的藏品中为我们复制了几件东西，如商殷时代的雕花木板（尸床），东周时代的漆拭、耳杯等即是，不特此也，沈先生还把自己所藏的一片刻字甲骨和一串贝币也赠送给我们以补不足，这一切都说明了沈先生的急公好义之奉献精神。

       经过53年的这次采购活动，次年又有所补充，我们学校的图书资料总算是略具规模了。这些资料，特别是那些实物资料，在一个相当的时期都在我们的教学和科研中起过重要作用个，也为一些来我们学校参观的中外学者，如唐兰、俞剑华、梁思成……外宾如苏联的扎木斯金、佐佐木……民主德国的两位美术史家等等所赞扬。这一切，如果不是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领导的支持和同志们的协作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没有沈先生的鼎力相助也是难以实现的，就是可以完成其一二，也是要困难重重绝非如此顺利而又经济实惠的。因此，沈先生时我们图书馆初建时的一位不可忽视、不能忘怀的功臣，也是我的一位好老师，是应该永远怀念和尊敬的。

       最后，深感遗憾的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能和沈先生接触，直到1978年才去北京拜访了他。那时他住在东城小羊益宾胡同4号的东厢房里，已是年老多病之躯了，他正躺在床上和一位客人谈论什么问题，见我到了，大概也是意外而兴奋了吧，急忙起来，我怎么请他躺下也不行，他急切地问这问那，也问到了我们学校的个别同志，我怕使他疲劳不敢久坐就告辞出门，他依依地坚持送出大门，还站了一会才回去。没想到这竟然是我和沈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谈话，以后他迁居到崇文门外大街后，虽然我去北京时曾两次拜访，但都因他正在屋内开会，和几位客人谈论问题，我不便打扰，只在外面小方厅里坐了一会和张兆和先生谈了几句话就告别了，此后虽然也听说他又迁了新居，但已没有机会去拜访，就是他1988年逝世的消息知道得也很晚，这位一代文宗、文物考古方面博学者，著述等身德泽广被的人之师表，就这样默默地走了。沈先生已经逝世四个年头了，写此短文，是难尽怀念之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