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 and Orchard, 1889

在梵高受到哲学家关注的绘画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那幅“农鞋”了。先是海德格尔借其阐发自己的艺术真理观，随后梅耶·夏皮罗把这双海德格尔寄寓了无限深情的“农鞋”还原为梵高自己穿的“城鞋”，从中披露出艺术乃艺术家自身体验的投射。其后，雅克·德里达，以及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也就其展开讨论，阐述自己的艺术观。因此，这幅画也在无意中成为检验哲学家对艺术看法的试金石。但是，这并不代表画作本身有多神奇，而主要是因为每个人对艺术的理解不同——在面对同一画家的同一作品时，人们可能产生迥然不同的观点。

A pair of shoes, 1886

巴塔耶也很早就对梵高的绘画进行了批评。但是，在写于1930年的研究梵高的《献祭的毁损和文森特·梵高被切除的耳朵》一文中，他并没有像上述诸位一样对鞋子大发感慨，而是运用精神分析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受梵高影响的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自残案例入手，联系到梵高绘画中对太阳的演绎及其本人的自残。他还对梵高绘制的太阳和向日葵，以及高更的扶手椅和自己的椅子的细致分析，指出了梵高绘向太阳献祭的作画目的，也借此表达了自己的艺术思想。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巴塔耶是如何讨论梵高的作品的。

艺术与献祭

在《献祭》这篇文章中，巴塔耶有个基本的观点：在本质上，艺术是艺术家的一种献祭活动，其献祭的对象就是普照大地的太阳。为了说明献祭与太阳之间的关系，巴塔耶首先引述了巴黎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案例。1923年，一个名为加斯顿（Gaston）的刺绣设计师在大街上行走时，盯着太阳看了一下，忽然感觉到自己从太阳的射线中接到了命令，让他把手指扯掉。他立即先用牙齿咬，接着又用手扭，把自己左手的食指的末端完全扯断，随后被警察发现并被送到医院。不管从哪个方面看，他的这种举动都让人感到残忍，惊讶和困惑。但是，他并非普通的患者，他在工作之余还是个画家，更重要的是，他曾读过梵高的传记，并受到他的影响。

献祭的对象就是普照大地的太阳

人们很容易认为加斯顿是受到梵高传记的暗示才自残的，但巴塔耶指出，加斯顿被梵高影响不假，但梵高的传记或者艺术批评，也即文学本身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让他做出此种举动的程度。驱使加斯顿扯断手指的是一种更为本质的冲动，它和当初驱使梵高把耳朵切除的冲动是一样的，这种冲动来自人类本能的、强烈的呼唤，那就是古已有之的一种向太阳献祭的神圣的冲动传统。

Self-portrait with Bandaged Ear

例如，梵高与太阳的关系在画面上的表现就十分有趣，他的太阳画绝大多数是于1888年圣诞节前夜自残后绘制的，也即向太阳直接献祭后出现的。他对太阳的描绘最早出现在巴黎时期的两幅素描上，在阿尔时期则出现在三幅以播种者为题的背景中。而在这三幅画里，太阳都是以日落的形式出现的，但是，随着他割耳并入住圣雷米精神病院，画面上的太阳也逐渐由日落到升起，逐渐发出耀眼的光芒，直到成为整个画面的中心。可从1890年1月离开医院到其自杀，太阳则几乎完全消失。由此可见，梵高的精神状态与太阳之间的一种密切的联系。

阿尔，Arles 1888.2.21~1889.5.3（左上）

圣雷米，SaintRémy 1889.5.3~1890.5.16（右上）

奥弗，Auvers-sur-Oise 1890.5.21~1890.7.29（下）

梵高这种对太阳的痴迷并非仅仅是一种精神状态变化的产物。实际上，它是支持梵高绘画生涯的根本力量。巴塔耶进一步指出，这些太阳画只是梵高的绘画中明显的太阳崇拜，实际上，梵高在巴黎时就已开始创作，而之后的向日葵实际是向太阳献祭的一种变体。这是因为，向日葵本身的形态就像一个正在放射着光芒的太阳，而在人们的意识中，它也与太阳密切相关，如在法语中，向日葵和太阳是同一个词“soleil”，而汉语将其称为“向日葵”，也是形象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因此，梵高在绘画中对向日葵的极度痴迷，是向太阳献祭的一种表现。

The Sun

当然，献祭并不局限于耳朵或手指，切除身体的某一部分一直是献祭的一个方法，如在世界很多地方施行的割礼就是一种献祭行为。除此之外，巴塔耶还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神话传说中的向太阳献祭的各种行为。如，寻求太阳并在其光辉中死去的伊卡洛斯就是以自己为祭品。还有，从太阳车上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曾被宙斯缚在悬崖上，作为惩罚，每天都会有一只鹰前来啄食他的肝脏。巴塔耶指出，这只鹰就是上帝，即太阳的化身。普罗米修斯向这只鹰奉献自己的肝脏，其实就是向太阳献祭。同样，梵高的耳朵和加斯顿的手指也是面向太阳的祭品。巴塔耶没有提到的事实是，梵高也曾毁损过自己的手掌。1881年，他在表白表姐遭拒后，把一只手放在蜡烛上烧烤，这也可以说是他最早的无意识的献祭行为。

艺术与花费

巴塔耶还分析了艺术的另一个特征，那就是，艺术是一种“花费”行为。当然，这首先因为艺术是一种献祭。巴塔耶认为，献祭的原则就是毁损，是对有用的人或物的毁坏。除加斯顿外，巴塔耶在文中还列举了一个女精神病患者的自残行为：处于幻觉中的她在一个火人（也即上帝的化身）的“把你的耳朵给我，劈开你的脑袋”的命令下，先是用头撞墙，接着想扯掉自己的耳朵，最后用手挖出了自己的眼睛。而这种对身体的自残，或曰毁损行为就是一种“花费”（dépense / expenditure）。

The Sower, 1888

巴塔耶把人们日常的消耗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性的消耗，即为了维持人类社会的存活与发展而必需的消耗；另一种是非生产性的消耗，如奢侈、战争、大型竞赛、游戏、景观，艺术乃至不正常的性行为等，而“花费”这个词就是他“用作这些非生产性的形式的指称。即，花费是无条件的，是一种纯粹的消耗，这种消耗并不以生产为目的，其支配核心就是“丧失原则”。梵高的自残其实就是丧失的一种形式。当然，精神病患者的自残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这并不是说，清醒的人就不会做出类似的举动。巴塔耶指出，在伊斯兰教的生肉献祭中，就有自残的现象存在，他们用棍棒或斧头砍砸彼此的脑袋，或者把自己投掷在刀剑上等，其内在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从花费的观点出发，巴塔耶把艺术产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由“真正的花费”所构成，如建筑，音乐，舞蹈等，这也是真正的丧失；另一种是“象征性的花费”在起作用，如文学和戏剧等，它们“通过悲剧性丧失（堕落或死亡）的象征性再现来引发恐惧和震惊。”其中，诗歌是最典型的，因为诗歌正是用缺失的形式来表达其创造，这是一种典型的花费，也是一种献祭。在这一前提下，巴塔耶特别指出，如果雕塑与绘画不是用于庆典和景观的话，也可以通过象征性的花费原则来解释。

如在《献祭》中，巴塔耶还仔细分析了梵高在阿尔自残时期所作的两张以椅子为主题的画。一幅表现得是高更的扶手椅，另一幅表现得是梵高自己的椅子。

梵高所画的自己的椅子（左）&梵高所画的高更的椅子（右）

这两幅画以最为明显的方式呈现了某种缺失。两把椅子都是空的，并没有人坐在上面。这是一种孤独的象征，也是梵高孤独情绪的显现，但巴塔耶认为，椅子主人的不在场只是表面的缺失，它们其实是两个画家的“男性人格”的投射。因为梵高的椅子是把普通简陋的椅子，上面只有一个未点燃的烟斗和灰白色的烟袋；而高更的椅子则是漂亮的扶手椅，上面是一支燃烧的蜡烛和两本用明亮的彩色纸张做封面的小说。其中，熄灭的烟斗和燃烧的蜡烛对立，廉价俗气的烟袋与明亮的小说对立，梵高椅子后靠墙的箱子里的一朵凋谢的向日葵与高更椅子一侧墙上的光芒四射的煤气灯对立，前者地面单调的铁锈色砖石与后者地面铺着的色彩斑斓的地毯对立，从这些对立的元素中可以看出，在梵高的心目中，高更是作为自己的理想存在的，他比自己更为高大，完美，丰富，灿烂和辉煌——而自己，却是暗淡的，贫乏的，缺失的。

花费行为不仅存在于艺术的创作中，在艺术的欣赏中也同样存在。巴塔耶曾指出文学是宗教的继承者，特别是从献祭的角度来看，文学可作为宗教的献祭的替代品，“文学尤其继承了献祭：这种对毁灭、迷失自己并从下面观照死亡的憧憬，首先在宗教仪式中得到了满足，阅读小说也可以得到这种满足：宗教仪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小说，一个以血淋淋的方式描绘的故事。”⑥显然，巴塔耶在此处对阅读文学的所得到的“满足”的判断，同样可以用于“阅读”艺术作品之上，“阅读”梵高的那些以太阳和向日葵为主题的绘画，我们同样能够感觉到里面的那种“献祭”的意味。而巴塔耶对两幅“椅子画”所做的细致分析，更加突显了象征性花费所呈现出的丧失感。

艺术与呕吐，以及异质性的解放

巴塔耶在谈到的加斯通扯掉的手指，梵高的被切除的耳朵，女精神病人挖出的眼睛，以及普罗米修斯的不断被吞噬的肝脏时，使用了“呕吐”这个词——他认为这些行为虽然有不同之处，但其实都是一种“排泄”活动。与社会习惯的占有性的吞吃行为相反，这几个事例的共同点都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呕吐”出来。断指和切掉的耳朵，被挖出的眼睛，与呕吐出的食物其本质上并无区别。

在巴塔耶看来，前文所述的 “丧失”，同样也表现为某种呕吐和排泄活动。“呕吐将反对它的对立面，对食物的公共的吞吃。被认为是其重要阶段的献祭，只是被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所占用的东西的呕出。”从而，巴塔耶指出了艺术的另一个重要功能：艺术要打破和拒绝的正是以生产、吞吃和保存为目标的“习惯性的同质性”的世界，去解放那些被压抑的异质性因素，从而在瞬间获得至尊。

Sunflower, 1889

这是由于，巴塔耶认为，相对于以生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世俗社会的同质性因素，存在着一个圣性的世界，它是以非生产性的花费为基础的，与其有关的一切事物共同构成了异质性的要素，而“暴力，过度，精神错乱，疯狂，在不同程度上就是异质要素的特征：在个人或暴民这样一些主动的意义上，异质要素是违反同质社会法律的产物。”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在巴塔耶在文中所列举的自残的主人公的命运上，不管是加斯通、梵高还是女病人，在自残后都被送进精神病院，因为他们的行为无法被同质社会同化和归约。同质化的世俗社会要求对人的生命进行保存和延续，这是对死亡的逃避，但自残却是疯狂的，它蔑视生命，不仅让人恐惧，还给人带来死亡的气息，是对同质社会的一种威胁和破坏。而艺术正是要把这些异质性的因素从同质性的世界中绽放出来，并呈现于人们的面前。与此同时，那些出于生产性目的加之于我们身上的奴隶状态，也在这一刻陡然消退和崩解。

巴塔耶曾言，献祭所要真正摧毁的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俗世界所加之于事物上的物性，以生产圣性的事物，“物——只有物是献祭在牺牲中所想要摧毁的东西。献祭摧毁了一种屈从的客体的真实的联系；它把牺牲者从有用性的世界抽出，把它恢复到无法理解的任性的状态。”而作为献祭行为的艺术则同样通过把我们，既包括作者，也包括读者，从有用性的世界“抽出”，从而摆脱物性，使我们恢复到一种“任性”状态。换句话说，梵高不仅在绘画中解放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他同样也解放了自己。而这种解放，是以异质性的形式“呕吐”并释放出来的，就在这种对异质性因素的“呕吐”的瞬间，艺术家获得了至尊，这就是艺术的目标。

当然，这也就是巴塔耶眼中的艺术的真理，“艺术，建筑，音乐，绘画或诗歌的意义，如果不是一种悬置的，令人惊讶不已的时刻，一种奇迹的时刻，那是什么呢？福音书说‘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他靠神性（the divine）的东西而活。这个表达拥有对其有利的如此清晰的证据，以至它必须被看作首要的原则。‘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是一个铭记在脑海里的真理；如果有一个的在别的真理面前有价值的真理，它必定是这一个。”

总之，在巴塔耶看来，我们所寄生的世俗世界是被物化的有用性世界，是一个奴性的世界，它的存在及其产生的种种“思想”使我们丧失了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兽性”。他在批评达利的绘画《忧伤的游戏》中直言，“我们无法否认，鲜花是催欲剂，一阵笑声就可传遍并鼓动整个人群，而那同样顽固的流产是兽性的人与思想针锋相对的尖锐而富有煽动性的‘不要做奴隶’的号角声。思想对人跟缰绳对马具有同样屈辱的力量；我可以喷鼻和喘气；但我的头还是为思想所控制和牵引，它使所有人变得如同畜生，俯首贴耳，忽左忽右地前进。”而艺术就是他所说的那种鲜花和笑声，就是“突然的巨变”，就是我们与这个使我们成为奴隶的世界对抗的重要武器。

本文作者系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转自“同济书店”，有删减和部分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