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层次复杂而又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虽无体育一词，但却存在着绚丽多姿、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中国古代体育经过不同时期的流传融汇而逐步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上古的萌生到明清时期的渐趋成熟，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东方风采的灿烂体育文化。在第十三届全运会在天津举办之际，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国家文物局共同主办，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协办的“动·境——中华古代体育文物展”在天津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了全国十余家文博单位的250余件珍贵文物，更有20余件国家一级文物，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便隐现于这浩如烟海的文物与故事之中。

展厅现场

据策展人安秋洲介绍，此次展览以“动”“境”为题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音译，动，倾向于身体的锻炼，如蹴鞠、马球、武术等健体活动；境同静，是一种脑力的运动，如围棋、六国、垂钓等修身养性的活动。中国古代体育是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这样一种形式。第二，为什么是用“境”呢？那是因为中国的古代体育并不单是强身健体的身体锻炼，其起源都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事实上，中国古代体育活动，其本意都在于对人的思想境界、政治理念、人文情怀的提升。因此，为了更充分地表达中国古代的体育文化的内涵，策展组最终选择了“境”这一字。

展厅现场

射箭，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体育项目的鼻祖。据考古发现，在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中，曾经出土了一件距今两万八千年前的石箭头，这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弓箭了。“射艺与射礼”是展览的第一单元，步入展厅，先入眼帘的是一幅《清散秩大臣喀剌巴图鲁阿玉锡像轴》，此图为平定西域的功臣阿玉锡的画像。阿玉锡为准噶尔属司牧臣，乾隆二十年（1755年）率二十四骑夜袭敌营取得大胜，为平定达瓦奇叛乱立下不朽功勋。依据惯例，前五十名功臣像有皇帝亲自题赞，后五十名功臣由大臣题赞，阿玉锡在平定西域的前五十名功臣中位列第三十三位，故由乾隆皇帝为之亲笔题赞。画中的阿玉锡为立身像，面部描绘细腻逼真，右臂高举，右手微张，右腿弯曲。左手持长矛，腰间悬挂绿色鲨鱼皮腰刀，后挎箭囊，囊内有十支雕翎箭，三支花翎箭，生动地将阿玉锡射箭的动态画面进行了艺术再现。

清《清散秩大臣喀剌巴图鲁阿玉锡像轴》绢本设色 185.3cm×94.7cm 天津博物馆藏

汉 错金铜博山炉通高26cm 足径9.7cm 河北博物院藏

秦代（前221年－前202年） 立射俑 85cm×80cm×190cm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射艺”是中国古代“六艺”之一，不仅是对射手射箭技艺的培养，更包含了对射者品德、心境和意念励炼的哲学内蕴。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荀子以及墨子等，都是射箭爱好者，而且对学生身体力行，同时也鼓励学生射箭。

孔子观乡人射图

《孔子圣迹图》清代刻本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马是人类豢养的六畜之一，人们的乘驾之礼、丧葬之礼及民族的冲突和诸侯的战争中都少不了马，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殊的马文化，也产生了许多关于马的体育活动，如御术、马术、骑射、马球、舞马等等，其中最特别的当属舞马。

唐 胡人打马球俑 高30cm、长33cm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舞马衔杯纹银壶》是一件唐代银器中的珍品，造型、纹样是目前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因其特殊的皮囊式形制、精美的纹饰而备受人们的关注和喜爱，更是此次展览的亮点之一。皮囊式壶是契丹文化的典型器物。这件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在唐都长安的出土，展示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是汉族和契丹等各民族人民文化交流的明证。此壶最耐人寻味的是壶身上的“舞马衔杯”形象。据记载，舞马可以随着音乐节拍舞蹈嬉戏，玄宗时期，社会经济达到高度的繁荣，宫廷中驯养了好几百匹舞马，每逢八月五日玄宗生日，便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并以舞马助兴。这时，舞马披金戴银，在音乐节拍中跃然起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舞姿翩翩。曲终时，舞马口衔酒杯，跪拜在地，向皇帝祝寿。“安史之乱”的爆发，带走了大唐的繁华，当唐玄宗被赶出长安以后，这些舞马也随之散失民间，辗转间，舞马归投降唐军的大将田承嗣所有，但把它们当作一般的战马饲养。一天，军中宴乐，随着阵阵鼓乐声起，这些舞马也习惯性地应节跳跃起舞，田承嗣以为是马怪，竟命军士将其鞭挞而死。大唐王朝因遭遇战乱重创，走上了风雨飘摇的衰落之路。从此，舞马祝寿这一独特的宫廷娱乐体育形式也从中国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唐舞马衔杯纹银壶 高14.3cm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除了射艺与射礼、骑御与田猎等军事类体育活动以外，展览还按类型呈现了中国古代内外兼修的武术与引导养生、球场竞技的球类运动、博弈天下的棋类运动和百戏游艺的休闲体育。这些文物记载了中国古代体育的精彩篇章，观众不仅可以通过此展一窥古人丰富的日常体育面貌，还能体味文物背后意蕴深远的中华体育精神。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1月26日。

清 古代仕女行乐图 1361.2cm×46.9cm 南京博物院藏

（资料来源：天津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