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美术馆入口

乾隆皇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的缔造者，不仅在文治武功上具有卓越才能，在文学、艺术上也取得了深厚的造诣。他曾六下江南，不仅为浙江留下了至今依然矗立的巍巍海塘，他本人也深深沉醉于杭州西湖的美景。8月10日，由浙江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于浙江省博物馆西湖美术馆开展，这是乾隆爷的“第七次下江南”。来自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及国内其他博物馆、图书馆的202件（组）珍贵展品，在西子湖畔，娓娓道来，一代帝王的文才武略与江南情缘。

展厅入口

据故宫博物馆院宫廷部宗教文物组馆员、展览筹展组组长马晟楠介绍，此次展览希望通过文物能较为全面地介绍乾隆皇帝其人其朝，包括他崇高的皇帝形象、他私人的情感、审美的趣味以及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等，力图让观众见到一个全面而真实的乾隆，全方位地了解其生平与功绩。

展览现场

展览分为六个单元：第一单元“君临天下”，从乾隆的青年、壮年、老年出发，完整地反映了乾隆富贵天然的幸运一生；第二单元“勤天敬民”，展现乾隆熟读经史、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修养、勤政爱民的政绩以及他尊孔崇儒、力倡文治的成就；第三单元 “海宇安澜”，呈现乾隆重视骑射、崇尚勇武的传统和稳固海疆的赫赫武功；第四单元“怡情乐志”，侧重体现他的文人情趣、审美品位和艺术修养；第五单元“佛日普惠”，诠释乾隆与佛教的不解之缘；第六单元“为爱西湖”，叙述乾隆流连于江南锦山绣水、终其一生反复题咏、摹绘的文化现象。

展厅现场

乾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帝？是否真如网络上人们调侃的那样，对瓷器的品味堪称“农家乐”，喜欢在书画上乱盖章，下江南是为了游山玩水？这些或许都能在观展中找到答案。

事实上，乾隆既是一个伟大的收藏家，也是一个伟大的皇帝。在展厅中，观众不仅能看到乾隆皇帝收藏的珍品《宋官窑洗》，还能体味其御笔《龙井写生花卉》的个人情感，他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喜爱，且造诣深湛。

宋官窑洗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帝御笔《龙井写生花卉》轴

说到乾隆的文治武功，来到展览的现场可以获得更为直观的体会。

先看文治，乾隆将书房命名为“三希堂”，是对自己的勉励。展览现场复制了“三希堂”，展出乾隆的文房四宝，华贵又不失文雅。

展览现场复制了“三希堂”

再看武功，碧玉交龙纽“十全老人之宝”玺是乾隆的纪功之物，也是他的自励之玺。“十全”，正是乾隆在位期间10次远征边疆取得的重大胜利，最终确立清朝全盛时期的版图，即近代中国的疆域。乾隆因此夸耀为“十全武功”，晚年更自号“十全老人”。

碧玉交龙纽“十全老人之宝”故宫博物院藏

世人都以为乾隆皇帝下江南是为了他个人的享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乾隆帝来杭州的首要任务是考察河工与海塘，解决海塘修缮和治理的问题，这关系到国本民生。当我们在展览中读到乾隆御笔的《阅海塘记》卷，看到他细细总结了从神禹至当时的治水理念及经验教训时，便能深深地感受到，他的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全在其中。这也是故宫博物院筹展组专家们希望在展览中所表达的策展思路——为乾隆“正名”。

弘历行书阅海塘记卷-封面_故宫博物院藏

与以往其他关于乾隆皇帝的展览不同，此次展览在浙江省博物馆西湖美术馆展出，有着特殊的地缘意义。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馆址所在地，曾是圣因寺旧址，文澜阁更是珍藏《四库全书》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展览的推出意味着乾隆皇帝再度走出紫禁城，来到西子湖畔的行宫旧地。浙江博物馆馆长陈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此次展览有两点特别之处：“一方面是展品多，质量高，此次展览得到了故宫博物院的大力支持，共商借了168件（组）珍品；另一方面是这次展览不仅介绍了乾隆皇帝的一生，而且还特别设置了反映了乾隆皇帝和浙江、杭州的不解之缘的单元“为爱西湖”，这是我们在展览设计中特别策划的，也是与以往关于乾隆皇帝展览有所不同的地方。”

“为爱西湖”单元 展厅现场

展厅中，观众可以欣赏到《泛舟西湖即杂咏册》《咏西湖十景》朱笔底稿等乾隆皇帝御笔诗。

《泛舟西湖即杂咏册》

《咏西湖十景》

另外，展览中有两幅描绘了当年西湖行宫的景象的作品也引起了观众的关注，，一幅是杭州西湖博物馆收藏的《清乾隆西湖行宫图》，另一幅是来自常州博物馆的张宗苍绘《西湖行宫八景图》，观众可以立于旧址之上欣赏昔日之景，遥想乾隆帝在杭州湖山之间留下的足迹。

《清乾隆西湖行宫图》杭州西湖博物馆藏

张宗苍绘《西湖行宫八景图》 常州博物馆藏

今天是开展的第一天，虽没有热闹的开幕仪式，却也引来了大量的观众慕名而来。浙江博物馆特意安排了几个与观众交流互动的活动：一是面向观众的专家导览；二是“陶然自得——软陶世界中的清朝人物”，现场亲子活动，用软陶做Q版乾隆；三是答题集章互动，给参加活动的小朋友发活动“奏本”，参观答题后，在出口处设置了一处场地，专门仿刻了几方乾隆印玺，供观众互动留念。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1月10日。

故宫博物馆院宫廷部宗教文物组馆员、展览筹展组组长马晟楠 在展览现场为观众导览

“陶然自得——软陶世界中的清朝人物”现场亲子活动现场

仿刻乾隆印玺现场

少年弘历采芝图 故宫博物院藏

有关乾隆帝的生辰八字，内阁大库档案中有批语曰：“此命贵富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相术预言虽不可轻信，但乾隆帝从王府出生到读书习艺，从顺利登基到成就功业，从耄耋退位到最后善终，纵观其一生，确是中国古代帝王之中少有的幸运之君。他是雍正帝诸子中最有才干的一位，自幼聪敏凝重，甚得其祖父康熙与父亲雍正的喜爱，在雍正元年（1723）就以“秘建皇储”的方式被确立为继承人。

郎世宁《弘历平安春信图》 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胤禛病逝。九月初三，弘历举行登基大典，临朝百官，宣布明年为乾隆元年，诏告天下。即位后，时年25岁的他自称“春秋正富，年力正强，乃励精图治之始”，希望有一番作为，以期无愧祖宗与臣民。在位期间社会安宁、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迅速，至乾隆晚期中国人口已达3亿，创历史新高。

明黄缎绣云龙纹朝袍 故宫博物院藏

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乾隆帝25岁登基，在位60年，退位后训政3年，实际掌握最高权力长达63年。他稳定统治的60年，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的集大成的时代。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年寿最高的皇帝，晚年欲求颐养天年，每到人生重要节点，都要撰文题字，或是命人画像、镌刻宝玺，以作纪念。

清人画弘历朝服像轴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古稀天子之宝”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帝书董邦达绘《三希堂记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本幅自题：“乾隆十有一年，臣承命绘三希堂图，旨惟笔力薾弱，未足仰称诏旨，图成祗增惭悚，敬瞻天笔缅思昔贤，谨泐衔名，以志荣幸。臣董邦达恭画并识。”钤：“臣邦达印”白文方印。乾隆御题《三希堂记》一篇，款署：“乾隆丙寅春二月御笔”，钤“乾”“隆”朱文连珠印。另有“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太上皇帝之宝”“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养心殿鉴藏宝”等印。画心有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汪由敦、裘曰修等和诗题记。

图为人物故事题材，以山水、楼阁作为环境衬托。画以水墨为主，略作淡设色，笔墨清朗，儒雅涵蓄，富文人画韵致。史上关于王氏父子的故事有很多，此图即表现其中一则。据传，王献之自幼学书甚勤，全神贯注。王羲之趁其不备从身后欲拔其手中之笔，却未提起，于是称赞他握笔有力。图中，献之神态端凝，伏案作书，羲之正欲提笔，人物生动，画面情节性很强。

乾隆自幼在上书房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徐元梦、张廷玉等研究程朱理学的当代宿儒指导他熟读经史典籍，既讲解儒家经典以及理学精蕴奥义，又涉及社会现实、民生疾苦，总结历朝的治乱兴衰。乾隆于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学。如其自己曾言：“人不读书，有不可救药者！”

宋官窑洗 故宫博物院藏

洗敞口，斜直腹，平底。通体满釉，开大片纹。底有两圈支烧钉痕，外圈为十个，稍粗大，内圈为八个，较细小。广义上讲，官窑泛指隶属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专烧宫廷、官府用瓷的窑场，狭义上讲，它特指宋代的中央官窑，按文献记载，有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之分。宋代官窑产品传世不少，绝大部分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散见于国内外大型博物馆的，也有一定数量。就已有的知识，由于含铁量较高（3.5～6.7%），官窑器一般胎色较深，为黑色或黑灰色；通常施釉较厚，以粉青色为上，也有青灰、青黄色等，釉色莹润，釉质如玉。素面器物流行，较少刻划花或彩绘，个别只是凸起几道弦纹，装饰上的朴素无华，突出了釉质之美。一些较小的器物采用支烧，较大的器物则采用垫烧。

乾隆帝对唐太宗及其臣僚的“嘉言善行”极为钦慕，对“贞观之治”也十分向往。即位后，乾隆帝励精图治，吸收了康熙、雍正时期治国政策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康熙以宽大治国，导致官民不畏法，诸事废弛；雍正则从严治理，却政气繁苛，民受苦累。乾隆帝刚柔相济的为政之道，稳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乾隆帝御笔《阅海塘记》卷 故宫博物院藏

清高宗乾隆皇帝分别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六次南巡，视察海塘堤防是其南巡核心目的之一。此卷《阅海塘记》书于“壬午上巳日”，即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途中，是在拜谒海宁海神庙后所作，全文收入《清高宗御制文集》初集卷七。文中缕析从神禹到而今的治水理念以及经验教训，并在实地考察杭州沿海塘坝，一一履视测度的基础上，阐明柴塘与石塘对于治理海患的不同作用与利弊得失。此卷为乾隆帝五十二岁所书，用笔圆润平和，为其中年成熟稳健书风的代表作。此卷曾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原贮藏于宁寿宫。

乾隆帝稽古崇文，喜欢品茗作赋、濡墨作画。他自幼熟读经史，通晓汉文化，即位后进行大规模的图籍收集和编纂，数量多达百余种，为历代帝王修书之冠。其中图书编撰方面的最大成就是亲自倡导并编成了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3461种、79039卷，装订成36000余册，保存了大量古典文献，是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

姚文瀚《乾隆帝鉴古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图绘乾隆皇帝身着汉服，在坐榻上观赏青铜、瓷器等各种古物的情景。其身后点缀室内环境的是一扇屏风。屏风上绘有连绵叠嶂的山峦和波光潋滟的碧水。此幅屏风画作为画轴中的一部分，不仅充实了整个画面，令构图更为饱满，也以“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风光，为乾隆皇帝的鉴古活动增添了淡泊静雅的氛围。

本图是仿清宫旧藏的一开宋人册页，乾隆皇帝谕令宫廷画家共创作了五幅与之相类似的图画，并且将宋人册页中的文士换成了他的头像，以这种画中画的形式表现皇帝的肖像，在西洋画中是没有的，在中国历代皇帝中，也仅乾隆皇帝一人。

乾隆皇帝御题：“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长春书屋偶笔”。钤“长春书屋御制”白文方印、“乾”朱文圆印、“隆”朱文方印、“观书常乐”白文长方印、“乾隆御赏之宝”朱文方印、“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形印、“内府图书”朱文方印。

“木兰”本系满语，汉语之意为“哨鹿”，即捕鹿，一般于每年农历七八月间进行，故又称“秋狝”（古人称秋天打猎为狝）。清帝借每年的木兰行围，定期接见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以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满蒙关系，加强对蒙古三大部的管理。乾隆在康熙帝的培养下，从小习武、娴于骑射，特别注重满洲武功的保持，对秋狝大典相当重视，自乾隆六年（1741）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秋狝次数达40次之多。

乾隆帝御用大阅盔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帝御用黄色缎绣金龙纹大阅甲 故宫博物院藏

八旗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一种耕战合一的社会组织形态，是军政合一的最高一级单位，因出征时用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颜色的军旗以示区别，故也称“八旗”。后收入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连同满洲八旗一共二十四旗，仍以满洲八旗为核心。八旗制度与清政权相始终，由于对旗人实行优待政策，故而滋生懈怠颓废之况，它既是清王朝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使清王朝最终走向衰败没落之路。乾隆帝对八旗武备战斗力的保持非常重视，视其为保持国家安定的根本。杭州是清代建有满城的军事重地，常年驻守八旗军队，乾隆帝曾三次在杭州阅八旗兵，务令其“技艺精强，以复满洲旧习”。

八旗盔甲 故宫博物院

“十全老人”是乾隆帝对其一生武功战事的总结，在这十全中，平定台湾林爽文叛乱是唯一的海战。乾隆五十一年（1786），因当时的台湾府知府孙景燧取缔天地会，天地会领袖林爽文率军反抗，响应人群称有一百五十万之众，波及全台，一时震惊朝野。乾隆五十二年（1787），乾隆帝派福康安与大将海兰察出兵平乱。当年十二月福康安与天地会众决战于八卦山，清军大胜，并于次年二月生擒林爽文。

碧玉交龙纽“十全老人之宝”故宫博物院藏

清佚名《乾隆帝薰风琴韵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帝仰慕文人雅兴，向往和迷恋汉族士人超脱世外的生活。乾隆一生写诗成癖，作诗四万多首，笔墨遍布大江南北，其诗作数量竟与《全唐诗》相埒。其书法作品同样数量众多，含大量诗文、临古卷轴、对联、匾额等。乾隆帝十九岁开始学画，“独爱写花鸟”，其学画始于临摹名家之作，而后深入，悟仿生之道。吟诗、书法、绘画共同构成了乾隆帝的文人习气，影响着其艺术化的生活倾向和审美活动。

剔红御制诗三清茶碗 浙江省博物馆藏

乾隆帝欣赏欧洲传教士的艺术和工艺，推崇西方科学技术，追求西方生活情趣，不断从欧洲引进天文仪器和机械钟表。除各种工艺器物，在乾隆朝的建筑上，也烙下了崇尚西洋技艺的深刻印记。乾隆帝亲自监督圆明园西的洋楼建造，并命意大利天主会教士郎世宁设计了定时水钟和喷泉装置，以供皇家娱乐。同时，中国本地工匠学习并掌握了欧洲工艺技术，由模仿到创造，充实且丰富了本地的传统工艺美术，这些器物亦成为18世纪西风东渐的历史见证。

福寿平安，喜庆吉祥，是中华民族千古永恒的热望与追求。乾隆帝个人富贵天然，寿元高厚，一生追求福禄寿齐，更希望“亿万人增亿万寿，泰平岁值泰平春”，以至天下太平、长宜茀禄。他自豪于自己的文治武功，得意于自己的长寿和家族的兴旺。这种追慕、向往、自豪、得意的情感留在了乾隆帝的诗歌、建筑里，也留在了当时的服饰、器物中。

湖绿色天华锦缀绣三多金寿字纹禄星戏衣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时期经济繁荣，工艺水平达到相当水准，处处洋溢盛世风华。乾隆帝鉴赏文玩追求十全十美，在他的审美主导下，中国的工艺美术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官府作坊和民间作坊均得到极大发展，技术水平提升，制作技艺空前精湛，装饰风格更趋华丽。涌现的大批能工巧匠秉承匠人之心，将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推向了辉煌灿烂的巅峰。

黄地粉彩开光山水图双连瓶 故宫博物院藏

剔彩云龙纹提梁匣 浙江省博物馆藏

清帝充分了解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重要影响，把“兴黄安蒙”作为巩固蒙藏边疆的重要国策贯彻始终。乾隆帝秉承国策，推崇藏传佛教，清宫与西藏的佛教交流十分频繁。其自身亦是虔诚的佛教徒，自号“长春居士”。同时，皇家广建喇嘛寺院，大造佛像供器，大办佛事，这也使满族、藏族、蒙古族这三族在精神上达到了高度联合。

丁观鹏《乾隆帝洗象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杭州有“东南佛国”的美誉，佛教发展与西湖景观相呼应，形成了以灵竺为中心的北山寺院群和以净慈为中心的南山寺庙群。乾隆十九年（1754），为祝皇太后寿辰，乾隆帝命人参照灵隐等寺院形制，在北京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西空地建五百罗汉堂，将江南佛寺的影响带回北京。由此，江南寺庙园林的建筑艺术在北方广为流传。

极乐世界佛屏 故宫博物院藏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第四次南巡杭州，以孤山锦带桥西为行宫。雍正五年（1727）改行宫为圣因寺。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南巡杭州，又在圣因寺西另建行宫，俗称外行宫。清朝乾隆行宫及其后苑的范围大致为：南至西湖，北至孤山山脊，东至今浙江省博物馆，西面应包括今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清行宫遗址是西湖文化景观中的代表性史迹，见证了18世纪上半叶康熙、乾隆两帝南巡杭州，并对“西湖十景”进行“康熙钦定、乾隆题词”的史实。

张宗苍绘“西湖行宫八景图” 常州博物馆藏

乾隆六次来西湖探奇揽胜，踏遍西湖山水，自称在湖上有“无边之乐”，同时也使“西湖名胜益大著于天壤之间”，名扬海内外。乾隆帝命画师相随，将杭州名园、景致摹绘成图，大量仿建于北方御苑行宫。这种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植”行为，成就了清中期皇家园林的空前鼎盛。如仿拟杭州西湖的清漪园，仿照小有天园的圆明园之长春园。

乾隆帝御笔《西湖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引首乾隆帝御笔“兴寓湖山”，引首钤“烟雨楼”朱长方、“乾隆御笔”白方、“古希天子”朱方、“犹日孜孜”白方印。

本幅钤印“烟雨楼宝”朱方、“古希天子”朱圆、“宝笈三编”朱方、“石渠宝笈所藏”朱方、“寓意于物”朱方、“笔端造化”白方、“深心讬毫素”朱长方、“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朱方、“八徵髦念之宝”朱方、“半榻琴书”白方、“宣统尊亲之宝”朱方。

图中所绘为西湖景色，是乾隆多次创作的题材之一，虽笔墨稚拙，但依然可以看出乾隆帝对于书画之道的喜爱。图中有乾隆帝自题：“西湖无不佳，而此称湖心。是为五官首，四面归照临。然予絜矩思，庶政谁所任。敬胜怠胜间，念念凛难谌。可恣逰目乎，怵哉惟益钦。西湖图屡写莫尽其妙，长夏几余复成是卷，并书湖心亭作于上。甲辰六月山庄御笔。”

钤“古稀天子”朱方、“犹日孜孜”白方，引首印“烟雨楼”朱长方。甲辰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帝时年七十三岁。

乾隆帝书董邦达绘《西湖八景诗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图绘北京西郊玉泉山静明园西南隅圣因综绘景色。圣因综绘，为静明园十六景之一，仿杭州西湖圣因寺行宫景色。乾隆帝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南巡时对康熙皇帝的杭州西湖圣因寺行宫非常喜爱，作《西湖行宫八景》诗，回京后仿建于玉泉山。图中的山石结构繁复而错落，笔法尖峭，皴法松秀，亭榭楼阁绘制精美，繁茂树木包围其间。图中小字分别标出：卯㷖亭、竹凉处、绿云径、瞰碧楼、贮月泉、鹫香庭、领要阁、玉兰馆。画面上方有乾隆帝御题：“为爱西湖上，行宫号圣因。图来原恰当，构得宛成真，钟递南屏韵，山标上竺皴，所输波万顷，却便阅耕畇。右题圣因综绘之作，静明园西南隅，地颇幽逈，略仿西湖行宫意。点缀亭榭，命之曰圣因综绘，为园中十六景之一。既书圣因原作于前，复命邦达绘为此图，而书综绘诗于卷，庋藏其地，披图对景，孰画孰真，孰一孰二，孰远孰近，故可浑然相忘耳。御笔。

”钤印“乾”“隆”（朱文）、“几暇临池”（白文）。本幅自题：“臣董邦达奉敕敬绘。”钤印“臣”（朱文）、“邦达”（白文）。引首乾隆帝御笔书“情与境会”，钤印“乾隆宸翰”（朱文）。前隔水乾隆帝书《西湖行宫八景》诗，与画面两相对照。鉴藏印“陶冶赖诗篇”（朱文）、“读书依竹静”（朱文）、“乾隆御览之宝”（朱文）、“石渠宝笈所藏”（朱文）等印多方。《石渠宝笈》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