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法家》杂志（1988年第四期）读到曾来德同志的《创作杂谈》，短不过七八百字，使我惊讶的是，我与曾来德有如此多的共同点，虽然年龄和经历的差异显而易见。

　　甚至连曾来德“无论书写什么书体或形式的作品都不叠格子”这一点，也同属我自己的偏爱。前不久有位初中时代的老同学就“代替”我记忆了，当着十多岁的少年一个个热衷于用削尖了的H铅笔画格抄笔记的时候，我却宁肯用白纸本，大小由之；有时字倒是规整的，却喜欢把“格子”铺垫在心里。这种“破格”举动，对一个初中生来说有点不平常。那时候爱好书法的我，偏对描红以至“九宫格”、“米字格”之类引不起兴趣。可不可以说，其中萌芽着创造性思维呢？可不可以说潜伏着后来爱好草书的内在机制呢？这样的问题也许不必深究吧。

　　曾来德性格直率，逢人滔滔不绝地谈自己的见解。他直言：“我喜欢草书，因为草书最能表达情感。”草书，无论章草、今草，创作时都为简便、应急。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最能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前人论述，可谓多矣。所谓书法的神采、韵味、意境、气质……倘撇开行草书，将大为失色。曾来德写草书而推崇草书，自然顺理成章了。但是作为一个书法家，说“草书最能表达情感”固然表明一种见解，一种勇气，一种意向，而能不能在实践中体现草书的这种功能并将其发挥到何等程度，则需要创造力的实际发挥，后者属于直接现实性的范畴。真正的书法家，善于把天地万物之形、喜怒哀乐之情“一一寓于书”（韩愈）。在这个直接现实性的范畴里，学识、修养、天才、敏悟等等，无不以实际的创造力作为衡量的准绳。

　　但是，是不是说得出“草书最能表达情感”以及对此作何理解，也仍能窥测实际创造力的有无和多少。人们每天每时接触的事物，未必能够理解。一个每天都写毛笔字的人不见得懂得书法与写字的区别。请看，以写馆阁体的心态写碑体，以状如算子的形态写行草，不也是颇有人在吗？一个写草书的人如果把“草书最能表达情感”这句话同他的全部实践联系起来形成一种观念，那么，这样的观念肯定能够促进创造的激情和创作的深化。换言之，如果天天手不离笔而于“表情达意”采取无所谓的茫然的态度，那就很可能一辈子游离在真艺术之外。

　　当然还要技巧。而“情”和“意”不用说也还有个“度”问题。

　　熟悉曾来德的人都赞赏他的艺术勇气和激情。他的天马行空、无所顾忌，他的随意、猝发、冲击力、刺激性，虽然为当代中青年书法家共同追求着，而他却是以自己的步伐走过来的，无论怎样求突破，不脱离汉字本身。他原是学理工科的，爱好文学、绘画、音乐，对提高创造力产生了良好作用。

　　以表情达意为目的，曾来德不拘一格。他自称作书“不太喜欢胸有成竹”，我从自己的实践达到了同样的认识。上面提到的随意与猝发，就不是片面强调“胸有成竹”可以达到的。有经验的创造者都能体会，创作前的心态既清醒又模糊，宽松中有紧张，过分强调“胸有成竹”（更不用说“胸有城府”），纸上之“竹”的生动活泼的性格一定减色。如若不适当地强调“胸有成竹”倒不如说“笔所未到气已吞”，当然两句话都有不同的侧重点，都有其对立因素，也许可以把两句话的内在的合理性统一起来，更便于激发创作情绪和深入刻画。

　　曾来德在用什么笔和执笔方法的问题上也采取随意的态度，我以为可以看做是他不太喜欢“胸有成竹”的一个注脚，一个延伸。看来“善画者不择笔”的说法不应是消极被动的。因不择笔以至不计执笔法而显示多种笔意、多种风格，不正好使草书的境界得到开拓吗？曾来德的草书也有照顾不周或失笔的地方，但我认为这并非不择笔或不拘执笔的缘故，应是他的技法还不够成熟，还有把握不周全的地方。因此，不把“胸有成竹”片面化，却也还要“胸中有数”。不用说，这里说的数是一种“模糊数据”。

　　苏轼跋秦少游曰：“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我们期待曾来德的书法仍是东坡所说：“技道两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