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水墨·韵格的化境——读袁武的人物画

舒士俊  发表时间:2017-07-15

袁武其实早已是当代颇有影响的人物画家。因我以往的研究关注在山水,起初对他并未在意;后来见到他的抗联组画巨制,我忽觉眼前一亮,感觉一颗独具一格的水墨人物画之星,陡然在画坛升腾闪烁。

  袁武荣获十届美展金奖的《生存》(作于2003年,370cm×200cm)一画,以苍浑墨韵组构簇拥团聚、排列有序的人物群像,以表现抗联战士在冰天雪地中艰辛征程的瞬间,其浑然铺展的气势,好似苍峰巍然雄峙、气吞河山,又好似无坚不摧的铁流纵贯于天地间。细辨之,作者用笔深凝沉厚,收敛中蕴含松弛;所表现的抗联战士虽表情各异,脸上似皆蕴风雪沧桑之悲情。画家对冰天雪地的环境竟不着一笔,但通过人物深厚的冬装,和挂在脸上、衣帽间纷扬的雪花,尤其是通过那浑然包揽天地的留白透气映发,把一段历史沧桑烟云尽抒毫端,令人引发难抑的震撼与联想。

  记得以前陈叔通先生对黄宾虹山水画,曾有“已熔水墨与油画为一炉”之评。袁武此画笔墨深厚精微,似亦有油画般的深沉表现力。只是袁武与一般化地探求水墨油画味有所不同,他虽素描与速写功底极强,却能入乎其中而超乎其外,尤致力于笔端韵律之匀化和纯化,及墨韵之收放浅深变异。在水墨铺写之中,他有意让人物衣帽之深厚与雪花之透亮互醒,并将抗联战士视作图式个体单元,有意呈其排比组合之阵,构成深稳而纵横排奡之势。常见有些画家痴迷于水墨郁深变幻的视觉刺激效果,遂一扫中国画本有的空灵格调而取西画的满局处置,殊不知拍塞满幅乃显水墨空灵特质之大忌。袁武之高人一筹,即在擅将大块墨韵与周边之留白透气互为映衬,既如切光剪影般地凸现特定人物主题,且使所作蕴含阴阳虚实互动的太极精神,由是而完美体现他所提出的“整体写意,局部写实”的创作理念。

  以往由元、明、清沿续下来的逸格文人画以点线抒写性灵、多为点线网络结构,所注重体现的是写意的空灵性。而现代中国画因展览视觉之需,转而注重点线与块面、抒心“写意”与视觉“画意”之交融,强调蕴含太极精神的空灵与质实之对比。有不少人慨叹:曾是浙派人物画翘楚的方增先,何以竟告别其驾轻就熟、为人羡佩之家法,断然迈向新的水墨风格?其实方增先虽晚年变法未有大成,但他已慧眼看出:从过往的点线网络形制,向着水墨韵格的新形制转换,应是未来中国画创新拓展的空间所在。因此,从方增先作于1988年的《母亲》获七届全国美展银奖,到袁武作于2003年的《生存》获十届全国美展金奖,两者一前一后遥隔十余年,正可视为中国人物画强化水墨韵格创新的两个里程碑。正是在这-时期,我们见到工笔画在国展中几乎一花独盛,而水墨写意则趋向凋零、难于拓展,探索颇艰。方增先的《母亲》与袁武的《生存》,让我们看到了两代中国人物画家在强化水墨韵格探索上的灵犀相通。

  还值得称道的,是其四连屏水墨巨制《进山》(作于2006年,380cm×600cm)。此画巨幅横开,六位进山汉子脸显沧桑,疏落组合,屹立于以空白来强化写意的白茫茫一片冰天雪地。画面之留空甚多,笔墨效应凸显,气势颇为雄强壮阔。

  与《生存》和《抗联》之表现人物多以散笔及没骨笔法有所不同,《进山》以干枯而疏朗健拔的线条,将淡墨参差的渍染相分割,把东北汉子的伟岸身躯与所穿棉衣厚实蓬松的质感,表现得恰到好处。袁武塑造人物笔墨精当入微,而他竟又将之整合融入整体的浑然大气局中:在东北汉子身后,精心配置紧紧挨靠、呈一字排开的五头黑牛,以与淡墨灰调组成的东北汉子形成鲜亮的映衬比对。作者既通过人物身上分布的黑夹袄、黑帽、黑手套、黑刀柄及黑头发等,来与其身后之牛的大片黑色相呼应,又通过牛角及其身上的拉套、雪把所形成的那连绵穿插迂回的淡墨,来与东北汉子身上的大片淡墨相呼应,由此使整个画面构成阴阳抱合且阴阳互动的气场核心。

  袁武这批人物画巨制,其水墨韵格现出宛若舞蹈史诗般的大简之美。当然,这水墨韵格的修炼之道必是漫长艰辛的,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之前,袁武有《没有风的春天》(1995年)、《凉山布托人》(1997年)和《夏日,阿拉山的雪》(1999年)等作品面世,这些或可视为他这类水墨形制探索之前奏;而后袁武便推出了《夜草》(2003年)、《人流》(2008年)和《暮色》(2009年)等力作,此外还有像《宁夏行》和《迎阿訇》(皆为2004年)之类作品,或可视其为这类水墨形制的又一别调。从这一大批水墨巨制中,我们可见到袁武探究人物画水墨韵格的修炼轨迹。

  在近现代中国画坛,以笔墨雄强沉厚为品格追求的画家,在花鸟画有潘天寿、崔子范和张桂铭,山水画有李可染、钱松喦和贾又福,人物画则有方增先、刘文西和袁武。袁武以其独有的秉赋,开创了令人刮目的巨幅水墨人物的雄强格调。若以李可染山水和崔子范花鸟的水墨形制来作类比启示,我想袁武所开掘的人物画现代水墨形制尽管还初见其端倪,但它应是个蕴埋深厚的矿藏。画家个人的感悟,随着其开掘深度的渐次推进、开掘角度的微妙变异,还有作者本人秉性及文思情致的自如融入(在这方面,袁武显然自有其特质和灵性),必将还会有让人惊喜的新的闪光点呈现。

  我思索这种水墨现代形制语言的融铸,它应该是:关注大而化之的整体格局和气象之变异,强调整体格调与气局对于形象的制约和幻化,要求画家从局部枝枝节节而拘于形的用笔中脱化出来,把写实形象作气韵的提纯和幻化,并借助于笔迹的群簇和单元组合效应,通过对形的净化、纯化和序化,把形幻化为奇妙的气韵排比、穿插和置陈,由以气蕴形而达以气化形乃至炼气变形,把所要表现的对象纳入到造化气象的幻妙格局之中,从而使之蕴含形而上的勃郁大气和灵妙气质。

  袁武曾指出:为了抒写情志、发挥笔墨功能,可使艺术表现更纯粹化;在“形”的追求上,亦可有所弱化;要抓住对象最为本质的体态和表情,大胆取舍(见袁武所著《旨蕴文质》,江西美术出版社,2010年)。袁武在这方面超越寻常画家之颖悟,正基于其娴熟的人物造型能力已臻于超拔脱化。因而,尽管探究水墨韵格化境所要付出的孜孜艰辛可想而知,但从袁武以往的艺术跋涉我们可以相信:对治艺一贯持有殉道精神的他,定会坚韧不懈地把他的探究,推向与神灵相亲的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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