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北宋米芾的书画鉴藏生涯

吕友者

北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了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昌盛与统治者推行的文治政策，使得社会上好古之风愈演愈烈。有的人为了收藏书画，甚至忍饥挨饿，正如时人苏轼所言：“虔州吕倚承事年八十三，读书作诗不已，好收古今帖，贫甚，至食不足。”炽热的鉴藏风气促进了书画市场的进一步完善，艺术品交易活动日益频繁。同时，亦形成强大的收藏群体，而米芾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

米芾（1051-1107），又称米南宫，初名献，字元章，宋代有名的书画家和鉴藏家，与宋代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家。因狂放并有洁癖，人称“米癫”。其人天资高迈，能诗文，擅书画，精于鉴赏，尤好收藏历代名迹。

那么，如此爱好收藏的米芾，他到底收藏过哪些法书名画？他如何阅玩、装裱和保护书画？他所藏书画的来龙去脉如何？

一、书画的收藏与赏玩

米芾出生于官宦世家，祖上几代虽都为武官，但家庭的书香氛围却甚为浓厚。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载：“其上世皆武官，盖国初勋臣米信之后也，视芾为五世孙。”其父米佐(字光辅)亦为军职，曾在淮州做过著名将领余靖的僚属，官至左武卫将军、会稽县公。由于受宋代重文抑武政策的影响，开始“亲儒嗜学”。米芾母亲为阎氏，曾为英宗皇后高氏的乳娘，赠丹阳县太君。受家庭文化熏陶，米氏少年英才，据蔡肇《米元章墓志铭》云：“六岁时日读律诗百首，一再过目辄成诵。”七岁起学习颜真卿楷书，十岁刻写碑文，并临习宋代书家苏舜卿、周越的行草书。此后的为官生涯，便开始了收藏活动。史载“是时元章名能书，适官太常，一旦奉诏，以黄庭小楷作《千文》以献，继进所藏法书名画，赐白金络钱甚腆。”张邦基《墨庄漫录》也有类似的记述:“崇宁中，初兴书画学，米芾元章方为太常博士，奉诏以黄庭小楷作《千文》以献，继以所藏法书名画来上，赐白金十八茹。是时禁中萃前代笔迹，号《宣和御览》，衰翰序之，诏丛相蔡京跋尾，带亦被旨预观。”从中可见其收藏的规模不小。

这时期北宋文人收藏之富的确令人叹为观止，米芾《画史》曾记过如此独特的赏玩方式：“凡收画，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图，巨然或范宽山水图，齐整相对者，装堂遮壁，乃于其上旋旋挂名笔，绢素大小可相当成对者，又渐渐挂无对者。盖古画大小不齐，铺挂不端正；若晋笔须第二重挂，唐笔为衬，乃可挂也。”此种豪奢的赏玩方式，足以让后世的鉴藏家瞠目结舌。事实上，时人的收藏更倾向于文人画或士夫画，很少有画工画。北宋画院画家除黄筌、易元吉外，其他人的画一概没有，即使是文人画也要区别对待。

然米芾则认为“鉴阅佛像故事图，有以劝戒为上；其次山水，有无穷之趣，尤是烟云雾景为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于仕女翎毛，贵进戏阅，不入清玩。”他的收藏理念较看重的是画面内容，特别喜欢天真率意且富于变化的书画。从其对各家的评价中，都可看出这种美学观。如《书史》开篇就写道：“刘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迹焕然，所谓金石刻文，与孔氏上古书相表里，字法有鸟迹自然之状。宗室仲忽、李公麟收购亦多。余皆尝赏阅，如楚钟刻，字则端逸，远高秦篆，咸可冠方今法书之首；秦汉石刻，涂壁都市，前人己详。”一篇金文，米氏竟认为它可以冠古今法书之首，原因就是其天真质朴，有鸟迹自然之状。

同时米芾收藏态度亦是厚古薄今的，曾说“今人画亦不足深论。赵昌、王友、潭簧辈，得之可遮壁，无不为少；程坦、崔白、侯封、马责、张自芳之流，皆能污壁，茶坊酒店，可与周越仲翼草书同挂，不入吾曹议论。得无名古笔差排，犹足为尚也。”并且指出收藏书画要力求精品，提倡“其物不必多，以百轴之费置一轴好画不为费，以五鐶价置一百轴缪画何用？”可见其收藏的观念。

那么对于米芾来讲，到底藏有哪些名迹呢？米氏自言：“余家晋唐古帖千轴。”明代陈继儒有如此评价：“余观近代酷收古帖者无如米元章，识画者无如唐彦献。”据明代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米南宫秘玩目》记载，米氏所藏的既包括书法，也包括绘画。其中法书的有王右军《官舍》、《尚书》二帖、《快雪时晴帖》、吴融《博士帖》、谢安《慰问帖》、大令《中秋帖》、陶隐居《朱阳帖》、梁临《乐毅论》、智永《临右军五帖》、《春雨帖》、《褚模兰亭》、幕大令《范新妇帖》、陆柬之《头陀寺碑》、张长史《秋深帖》、李琶《多热》、颜真卿《朱巨川告》、怀素《去夏帖》等。名画有曹不兴《如意轮图》、顾恺之《维摩天女飞仙》、戴逵《观音》、六朝人画《王戎像》、薛稷《二鹤》、王维《雪图》六幅、《山居图》小卷、韩斡《调马图》短卷、张黄《韦候故事》六幅、唐人画《扬子云像》、李升《危峰茂林》、荆浩《夏山图》二幅、关仝《仙游图行卷》、董源《雾景》、李成《松石》、范宽《秋山瀑布》、巨然《海野图》、易元吉《芦苇鸽鹤乳》等。

对于自己收藏的书画，米芾会经常拿出来赏玩。其阅玩书画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有秘玩方式。米芾收藏的一些稀世珍品，一般是秘不示人，只有至亲好友，比如苏轼这类人过来才可一见。且每天阅玩之后，都要锁在筐中，晚上睡觉则置于枕边。另一种方式就是持所藏书画参加文人雅集，互相交流，共同欣赏。所谓米芾“一日林希会章悼、张询及余于甘露寺净名斋，各出书画。”即是一例。除此之外，张挂于壁、旦夕赏阅也是一种把玩方式。米芾说:“晋画必可宝，盖缘数晋物，命所居为宝晋斋，身至则挂之，当世不复有矣。”传米氏每次出行乘船中，都要在船中张挂书画，插一旗帜号“米家书画船”。而且就是在家中也要张挂书画。

既然作为一位知名的收藏家，当然少不了与藏家之间的交往。米氏交往可谓十分广泛，正如其所言“漫仕平生四方走，多与英才并肩肘”。与他交游的书画藏家人数众多，既有宗室子弟、朝中重臣和寺院高僧，又有江南藏家、画商画贩等。但以上人物为数不多，其交往对象主要也还是以文人为主。他周围的许多朋友如苏轼、黄庭坚、李公麟、王诜、林希和晚年的书画友薛绍彭、刘泾也都收藏书画。此外，他还与禅憎交往，如与守一法师、宝月大师、僧道清等的交游。

二、艺术品的来源与作伪

随着艺术品市场的逐步繁荣，书画交易已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加之文人们经常举办各种雅集活动，因此少不了交易。那么米芾书画的来源又是通过何种方式而来的呢？

他许多藏品是通过交换而来的。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十二月帖》、欧阳询《语茂帖》、杨凝式《大仙帖》等都是与别人交换而得来。我们常看到米氏有以藏品相交换的记录，并且以数轴易一轴，如：“余家收古画最多，因好古帖，每自一轴加至十幅以易帖，大抵一古帖不论货用及他犀玉琉璃宝玩，无虑十轴名画，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记，见即可辨。”又有一次，他以众多的藏品去换得王献之的名帖：“王献之《送梨帖》……刘季孙以一千置得，余约以欧阳询真迹二帖、王维《雪图》六幅、正透犀带一条、砚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刘见许”。为了得到自己喜爱的晋唐法帖，不惜拿名画折换，一些藏家窥得此机，因此获利不菲。

米氏亦经常用购买的方式获得艺术品，特别是一些他十分酷爱的法书，甚至不惜钱财。如王羲之《桓公破羌帖》、张旭《秋深帖》、张僧繇《犬王图》、李异《危峰茂林》等都是花钱购入。米芾曾经和宰相富弼的女婿范大珪同去相国寺，并以七百金从常卖处买得《雪图》一幅，缣绢破碎，却古意盎然：“如世所谓王维者”。另一次，他在相国寺仅用“八金”就购得了徐熙的真笔《纸桃两枝》。

同时也有赠送而得来的。由于米芾交友广泛，喜欢助人，经常帮人鉴定和题跋书画。因此《宣和书谱》称他“寸纸数字人争售之，以为珍玩，至于请求碑榜而户外之履常满。”长此以往，他人难免也会以书画相赠，如谢安《八月五日帖》就是蔡京所送；王羲之《丙舍帖》为薛绍彭所赠。据《书史》、《画史》记载，米芾常送书画给刘泾，礼尚往来，想必刘泾也会有不少书画赠送给他。

自行摹拓也是藏品的来源之一。当米芾在别人手里看到好的书画，而主人又不肯辍手时，他就自己动手复制，如虞世南《积时帖》就是从李熙处借摹了一本，张旭的《前发》、《汝官》、《承颜》三帖则是遣人从杭州陆氏家摹拓。另外，还有托人代购的方式而获得藏品。不过米芾似乎往往所托非人，所托之人往往代为自取了，如“梅泽有张操涧底，葛氏物。余托购，乃自取之。”

然而，以上多种方式获得来的藏品，在米芾手中不断地更新与流出，他曾说:“书画不可论价，士人难以货取，所以通书画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与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适目之事，看久即厌，时易新玩，两适其欲，乃是达者。”赏玩书画被看成是一种自娱的方式，同时也反映出藏品流通之快。

书画流通的加速，促进了艺术市场的繁荣，同时也引发了作伪之风的泛滥，鉴藏家们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作假。据说米芾就是一位作伪的高手，由于对古代名画的长期揣摩与临写，以致所作之画几于逼真。关于米芾在绘画方面的作伪，可以肯定其作伪并不少。这在米氏的经验之谈中可以反映出来:“画摹多似，人物马牛尤易似；书临难似，第不见真耳，对之则惭惶杀人。”又说:“大抵牛马人物，一摹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心匠自得处高也。”从这两段话中，可以推断米芾作伪以牛马人物画为主。

不只是米芾，还有上文中提到过与他交往颇深的大鉴藏家刘泾，也同样做过手脚：“余昔购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帧……小字题松身曰蜀人李昇，以易刘泾古帖，刘刮去字，题曰李思训，易与赵叔盎。今人好伪不好真，使人叹息”。像刘泾这种用小名头伪题为大名头的事情，在鉴藏圈里是相当普遍的，米芾对此作了简洁的概括：“大抵画，今时人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人们遇到古画，凡今人看来觉得风格与图式陌生的，便会找一个名气稍大一些的托伪他的真迹。再如果风格与某名家相似的，会直接以某名家的名头当作伪托，就像王诜、葛藻、吕公儒都曾拿米芾的临帖作伪。米氏就曾亲眼看到王诜将他所临的王献之《鹅群帖》，用来“染古色麻纸，满目效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后，又以临虞(世南)帖装染，使公卿跋。”

米芾的作伪亦是相当巧妙。有时他会利用借他人藏品幕拓，然后真赝并还，让人自择。有眼力的就收去真本，没有眼力的就收去伪本，自认倒霉，如宋人张知甫在《可书》中写道:“米元章攻于临写，在涟水时，客胃戴禽牛图，元章借留数日，以模本易之而不能辩。后数日，客持图乞还真本。米讶而问曰:‘尔何以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则无也’。”借他人书画幕拓，然后用赝本到第三者那里交换真迹，可知其作伪技术的高超。

事实上，米芾不仅是位收藏家，更是当时一位知名的鉴定家。

三． 书画的鉴定与保护

米芾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书画收藏与作伪并存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需要并产生鉴定家的时代。从史料来看，苏东坡、李蒿、黄伯思、董逍、刘泾、薛绍彭、唐彦献、勾处士等都是当时知名的鉴定家。

关于米芾鉴定书画的水平，各种史料虽然褒贬不一，但可以肯定其鉴定能力并不低。《宋史》说他“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己。”另《四库全书》中提到《画史》时也写道：“史称其妙于翰墨绘画，自名一家，尤精鉴裁。此书皆举其平生所见名画，品题真伪，或间及装梢收藏及考订伪谬。历代赏鉴之家，奉为圭皋。”可知其书画的鉴定水平之高。

他时常鉴定各种历代名画。如对于阎立本的《步辇图》，米氏鉴定结果是:“《唐太宗步辇图》，有李德裕题跋，人后脚，差是阎令画，真笔。今在宗室仲爱君发家。”另外，对于《照夜白》，他也说:“王晋卿的韩马《照夜白》，题曰‘王侍中家物’，以两度碟置易颜书《朱巨川告》于余。”

实际上，米芾鉴定书画有自已的一套方法。他会通过“笔势”的雅俗来鉴定书画的真伪：“晋庚翼《稚恭》真迹，在张垂相齐贤孙直清汝钦家。古黄麻纸，全幅无端末，笔势细弱，字相连属，古雅.论兵事，有数翼字，上有窦蒙审定印。后连张芝、王澳草帖，是唐人伪作，薰纸，上深下淡，笔势俗甚，语言无伦，遂使至宝杂于瓦砾，可叹。”

另外，观看画面的笔法，也是米芾鉴定绘画的方法之一。《书史》中写道:“后世传《黄庭经》多恶札，皆是伪作，唐人以《画赞》犹为非真，则《黄庭》内多钟法者，犹是好事者为之。”虽然王羲之学钟砾书，但二人笔法不同，因此通过笔法即可确定所传王羲之《黄庭经》非为真迹。又如:“马，佳本，所见高公绘字君素二马，一吃草，一嘶，王洗家二马相咬是一本，后人分开卖；苏激字志东家三匹，王元规家一匹，宗室令攘家五匹，刘泾字巨济家三匹，皆笔法相似，并唐人妙手也。”这就是通过笔法确认不同藏家的马均出于唐代妙手。

而且米氏也会运用比较法鉴定书画。由于米芾饱览大量书画，不同时代各个画家的作品面貌了然于心，所以常用比较的方法鉴定书画。或者将不同朝代的画家进行比较，或将同一时代不同画家进行比较，或将真伪进行比较，使真者见真，伪者见伪。如不同朝代画家进行对比：“江南周文矩士女，面一如昉，衣纹作战笔，此盖布文也，帷以此为别，防笔秀润匀细。”这是将五代南唐的周文矩与唐代的周昉进行比较。

利用印章和题款来鉴定书画，亦是米芾常用的方法。他十分重视印章在鉴定中的作用，并认为“画可摹，书可临而不可摹，惟印不可作伪，作者必异，王诜刻句德元图书记，乱印书画，余辨出元字脚，遂伏其伪，木印铜印自不同，皆可辨。”因此很注重对历代书画家和收藏家印章的研究。他不仅通过印章鉴定书画之真伪，而且也根据印章区别自家收藏书画的真伪优劣，曾说:“余家最上品书画，用性名字印，审定真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赏印，米芾秘筐印，宝晋书印，米姓翰墨印，鉴定法书之印，米性秘玩之印。……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无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参用于上品印也。自画古贤唯用玉印。”可见其对印章之重视。在对谢安《八月五日帖》的鉴定中，即可窥见米芾对历代印迹的熟悉程度，他说:“内谢安帖，有开元印，缝两小玺，建中翰林印。安及万帖有王涯永存珍秘印，大卷前有梁秀收阅古书印，后有殷浩印，殷浩以丹，梁秀以储，是唐末赏鉴之家，其间有太平公主胡书印，王溥之印”。

米氏亦会利用“避讳”方法来鉴定书画。在古代，为了表达对帝王、师长、祖先的尊重，在落笔行文之际往往采用“避讳”制度。米氏巧妙地运用这一制度，使误定书画恢复其真实年代或作者：“唐越国会钟绍京书千文，笔势回劲，在垂相恭公侄陈开处，今为宗室令攘所购，诸贵人皆题作智水，余验出唐讳缺笔。及以遍学寺碑对之，更无少异。大年于是尽剪去诸人跋，余始跋之。”、“唐辫才弟子草书千文，黄麻纸书，在龙图阁直学士吴郡滕元发处。滕以为智永书，余阅其前空‘才’字全不书。固已疑之，后复空‘永’字，遂定为辫才弟子所书，故特缺其祖师二名耳。”这些记载表明了米芾十分看重避讳在鉴定中的作用。

此外，他还使用书画工具和材料辨识绘画。并发现“古书画皆圆圈，盖有助于器，晋唐皆凤池研，中心如瓦凹，故曰研瓦。如以一花头瓦安三足尔。墨称螺，制必如蛤粉，此又明用凹砚也。一援笔因凹势锋已国，书画安得不因。”

除鉴定书画时要运用各种手段以外，也要了解作伪者的技俩。对于书画做旧的依据，米芾做了说明:“熏纸烟色，上深下浅；染纸湿色，纸纹栖尘；劳纸作茧，纹软。”还有像上文中提到的刮去真名填假名的手段，这些都是识破作伪的经验总结。

对书画的保护，米芾也是相当重视。特别是年代久远的古画，应尽量做到不脱不裱，以防损画。历代收藏家在得到古画时，往往喜欢重新装裱题跋，宫庭收藏尤其如此。米芾有感于斯，主张古画不脱则不裱，因为裱一次损坏一次，他说:“古画若得之，不脱不须背。裱若不佳，换裱一次，背一次，坏屡更矣，深可惜。盖人物精神发彩、花之稚艳、蜂蝶，只在约略浓淡之间，一经背多，或失之也。”但到了非裱不可时，米氏也有个人丰富的经验。在对古书画进行重裱之前，首先要求清洗。对于清洗，他总结个人心得：“余每得古书，辄以好一置书上，一置书下，自傍滤细皂角汁和水，需然浇水入纸底，于盖纸上用活手软按拂，垢腻皆随水出。内外如是，续以清水，浇五七遍，纸墨不动，尘垢皆去。复去盖纸，以干好纸渗之两三张。”同时，阅玩书画也要洗手，以免弄脏书画。人们都知道米芾有“洁癖”，这其实就是因为观阅书画时，经常洗手的习惯而转变成一种强迫心理，他自己也说:“甩僻虽多手屡洗，卷不生毛谁似米。”即使邀请他人观赏书画，也要求对方洗手，且不准对方凑得太近，禁止用手触摸书画。据《米襄阳外纪》记载，米氏还制订了一个观赏规则:“洗二案相比，纸缴铺讫，灌手亲取书于仓中，铺展以示客。客拱而凭几坐，从容细阅，‘芾趋走于前。客云展，芾展；客云卷，芾卷；客据案甚尊，芾执事趋走甚卑。”

米芾还认为盖章会破坏画面，在盖印方面要注意保护书画，尤其不可用大印破坏书画的本来面貌。他说:“印文须细，圈须与文等。我太宗‘秘阁图书之印’，不满二寸，圈、文皆细，上阁图书字印亦然。仁宗后，印经院赐经，用上阁图书字大印，粗文，若施于书画，占纸素字画多，有损于书帖。近三馆秘阁之印，文虽细，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损书画也。王诜见余家印记与唐印相似，始尽换了作细圈，仍皆求余作篆。”

此外，对于书画长期保存时，应确保其卷舒与柔性。米芾指出:“文彦博以古画背作匣，意在宝惜，然贴绢背着绷，损愈疾。今人屏风俗画一二年即断裂，恰恰苏落也。匣是收壁画制，书画以时卷舒，近人手频，自不坏。岁久不开者，随轴千断裂脆，勃补不成也。”

拥有如此精富藏品的米芾，他的古帖和古画最后去向如何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明代范明泰《米襄阳外纪》云:“米元章晚年学禅有得，知淮阳军，未卒先一月，区处家事，作亲朋别书，只焚其所好书画奇物，造香楠木棺，饮食、坐卧、书判其中。前七日，不茹荤，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遍请郡僚，举拂示众曰:‘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掷拂合掌而逝。”可知在米芾去世之前，已将其部分所好书画先行烧毁，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与米氏的信佛有关，他把死亡看作是到众香国，所谓众香国即西天极乐世界。既到极乐世界，当然也要带上自己平生所好的书画宝玩。不过，米芾在《画史》中却说:“余家晋唐古帖千轴，盖散一百轴矣。今惟绝精，只有十轴在，有奇书亦续续去矣。”很显然，他的藏品在《画史》完成之前已经在不断地散出，而古画多用来换古帖，古帖已散出十分之一，剩下的绝精古帖也不过十轴。

(作者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美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