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镇到艺术重镇，路有多长？

这并不是一个物理问题，也不是一个想当然的能够轻易解答的数学问题。换言之，即便我们可以作出种种周全的策划，甚至请最为专业的设计团队勾画出最具可行性的蓝图，可能最终也只是沦为纸上的“乌托邦”。

“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一个艺术重镇的形成，涉及的内容太过复杂，我们可以随意说出上百条它所关联的问题：

历史深度、文化沉积、传统底蕴、名人大师、城镇知名度和号召力、艺术前沿性、开放性、现代性、当代、政治、性、女权、东西方、材料、形式、人工智能、意愿、资金、市民文明程度、艺术从业人员数量、文化产业聚集度、展会组织和服务能力、交通便利度、旅游资源、电视和网络覆盖率、赞助商、策划、推广、邀约、场馆数量、运输、安保、保险、饮食、环卫、医疗、法律咨询、人口、气温、空气质量、风情、激情、灵魂、画廊、税收、城市气质提升、新观念、脑洞大开、吸睛、看不懂、GDP、负债、收藏、天价、大腕，论坛、风流韵事等等。

中国的状况还要复杂一点，比如：

审批、审查，利益分配，意识形态，关系，换届，外行领导内行，部门协调与配合度，主导权，政绩关联度，自由度，政府会期，民族化、文化自信、坚守传统、艺术民主、保守、差距、雾霾、断电、维稳、刑事案件、名模、名嘴等各路明星蹭脸、毁约、资金挪用、贪腐、排行榜、批评等等。

当我们对戛纳、巴塞尔、卡塞尔、圣保罗、威尼斯、惠特尼、福冈、光州等艺术名城所举办的艺术活动进行考察后发现，与中国相比，这些城镇未必具有什么硬件上的优势。

但威尼斯自1893年4月19日出台《设立一个国内艺术家作品展出的双年展机制》以来，延续今日共举办了57届；1951年设立的巴西圣保罗双年展，虽在进入21世纪后遭遇一些困难，但仍然坚持举办了第33届；1955年，在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尚未恢复战争创伤的断壁残垣间，举办了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每五年一届，迄今已历经14届。

20世纪下半叶，双年展作为一种展览机制风靡全球：美国惠特尼，法国里昂，澳大利亚悉尼，德国柏林，古巴哈瓦那；80年代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南非约翰内斯堡，澳大利亚新墨尔本，韩国光州，日本福冈，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等，至今，全球仅双年展就有300多个。

中国在其中是一个尴尬的角色，同样的事，我们的双年展少有能够按照最初的设想顺利延续的，每每看到的总是首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刻反思，这样的状况需要逐步改变。

如果以硬性指标衡量，国内具备物理性资源条件的城镇不在少数，更遑论一些综合指数极其漂亮的中小城市和超大型城市。但为什么我们只有小镇，而没有艺术重镇呢？

把各种条件梳理排除后，发现我们拥有的和缺失的不成正比，不足以支撑一个艺术重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对艺术、艺术史、艺术家、艺术市场、艺术产业和艺术重镇的综合价值缺乏基本的认知。

我们没有全民性的、整体性的、习惯性的艺术传统，艺术仅仅是小众的，甚至是艺术家和艺术品经营者之间的金钱游戏，艺术即时的显性的与历时的潜性的效能难以达成最大化的整合，对艺术与城市建设、艺术与经济发展、艺术与城市的历史观照、艺术与城市地位之间的关系缺乏定位、缺乏思考、缺乏经验、缺乏长远观念，对如何善用艺术的抓手或推手作用所知甚少，更不知如何操作使之可长可久。

二、没有历史的想象与追求，缺乏历史责任感和担当，功在当代尚且画饼，利在千秋则从不在预想之中。

我们没有时间的概念，我们不善于从历史的维度、下一代的角度去思考城市的未来与需要，在事功的诱惑和逼迫之下，从事城市管理和城市文化事（产）业管理的绝大部分人员，所有的梦想都仅仅只是完成工作而已，僵化的而非活性的，保守的而非激进的，温吞的而非火热的。也就是说，针对一个任务，有一些尸位素餐的、没有历史和艺术情怀的人，没有创造性完成任务的冲动和理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好，一旦涉及利益，有时候他们会充当搅局的角色。

艺术在我们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从来都不是重点，它只是地方政治、社会的点缀，艺术高蹈的虚无性，永远要让位于管理的实用。悲观言之，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是以数据为表征的政绩和上级的判断来衡量其管理效能的，这就决定了他必须要在短时期内完成对上级以及自己的现实利益最大化，这就同时决定了管理者个人的政治抱负体现在管理的急功近利和利弊得失的权衡上面。而艺术的不可把握性和危险性，往往超过它可能的巨大成功性带来的荣耀和价值，它导致选择什么或不选择什么并不十分的困难。

三、在中国，小镇只是尴尬的行政概念，在层级制+意识形态的管理体系中，“镇”，即便在扩大的或泛化的意义上，也不是一个拥有多少资源支配能力的主体。

我们的资源有一种稳定的流向，呈现的是由高到低的线性下行趋势：首都——直辖市——开放城市——省会——一线城市……镇，在迈向艺术重镇的过程中，镇级单位自身的所有劣势，都会成为短板和障碍。

上级单位一般而言，只是提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指导性意见”或者划出一道道红线，而一旦出现成功的可能，随之而来的规定动作包括“明抢暗夺”“分一杯羹”，画蛇添足的“指导”和种种奖励、提升。万一出现不虞状况，则主办方、协办方甚至赞助方都会成为“背锅者”。因为上级单位总是未卜先知的，已经预见到了问题出现的必然性。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另外，政策的延续性总是摇摇欲坠，后任否定前任决议的事常常发生，不知多少议案、计划书死在继任者的抽屉里。继任者们似乎特别喜欢改弦更张，而不善于佳者继之，持之以恒，不理解百年树木的道理。

四、当下，我们的艺术活动大多是商业经营理念主导下的经营活动，还包含一部分政治性的任务。

在小镇向艺术重镇的行进中，在我们的国度，艺术本身从来都不是决定因素，各类艺术展事的策划者、组织者也不是首要因素，艺术只是一个基础性的组成部分，一个由头，而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离艺术很远，甚至毫无关系。站在艺术背后，决定艺术命运的永远是非艺术因素，譬如权力、资金、意识形态，动机上总缺少那么一点纯粹的，理想主义的，不计得失的感觉，计较的永远不是艺术能为这个地方、这个人群的未来带来什么基因的、血脉似的改变。

按照行政的方式而非艺术重镇生成的规律，不注重有意识地培养一个地方的艺术根基、艺术脉络，提高整体艺术素质及对艺术的热爱和忠诚度。在投入与产出上下功夫较多，计算十分精细，算盘打得哗哗响，却往往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利益分配务求见者有份，而地方政府对艺术活动的财政拨款额度总是象征性的，社会资本的逐利性又总会因为回报的问题，而总不那么靠谱或者难以为继。

基于并不限于上述原因，所以指不上，推不动，后悔莫及，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可以想象的恶性生态环境，于关注艺术生长的人们而言只能哀其不幸，徒呼奈何了。

中国不乏艺术发展的顶层设计，不缺有艺术展事的追梦者和策划者，中国也无疑是需要高地更需要高峰的，需要几个甚至更多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在某个程度上能够引领艺术发展方向和趋势的艺术重镇的。但一层层的误读、分解、消化，一次次的中止、放弃之后，就只余缥缈如烟的梦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从小镇到艺术重镇到底有多长的距离？说长就长，如跨越不过去的天堑，但说短就短，短到只有牙长一段路，两个字而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