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〡“佳话”与“丑闻”之外的观看——教育功利化下的人性缺失

新近，南大沈阳事件成为巷里坊间的谈资，其实，自民国以来，这种“师生恋”几乎逃不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佳话或丑闻。这两种不同结局在本质上满足了众民“才子佳人大团圆”喜剧期待和“小白兔与大灰狼”的悲剧期待，然而，无论是喜剧的“佳话”与悲剧的“丑闻”，不过是当今众民审美猎奇的“乐子”而已。

佳话指美谈，即传诵一时的美事，语出宋晁补之《即事一首次韵祝朝奉十一丈》:“翛然一室内，黄卷开佳话。”与古代语境下，佳话更指精神交流的愉悦。在《醒世恒言》中的《李玉英狱中讼冤》中写到:“古来多少聪明女子，或共姊妹赓酬，或是夫妻唱和，成千秋佳话。”其中，“赓”指赓韵，即依照别人诗词的用韵做诗词；酬指劝酒。以男女之间以诗词歌赋劝酒，确实是人生之美事也。民国时代，仍旧延续着这种传统，比如鲁迅与许广平、沈从文与张兆和等等，其中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结集出版，曰《两地书》，虽无酒肉，但琴瑟相和，成就一段地道的美谈。但当下的沈阳事件，已经彻底沦落为丑闻。

1922年，燕京大学女校学生到天坛游览

丑闻又叫负面新闻、负面消息等，是因涉嫌罪恶、不名誉、或不道德等行为而使舆论大哗或激起公愤的事件。当然，丑闻的指控内容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或者真假参半。具体到这件事情上，涉及两个人的情感纠葛已时隔多年，而当事一方的85级北大女生永远缺席的情况势必造成真相湮没。正因为难以揭示的灰暗地带，各式的小道新闻，各种观点甚嚣尘上，吸引更大的关注，激起更多的观看。明眼人知道，无论“佳话”还是“丑闻”，众民在得到心理满足之后，必会欣欣然离去，寻找下一个看点。这就是娱乐时代众民的根本特性——既对于当代“才子佳人”的羡慕、嫉妒、恨，又对古希腊人在悲剧冲突中得到解脱不屑一顾，他们要的只是乐子——以打发自己的无聊。

1932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内的学生

在失去崇高信仰的时代里，道德底线一降再降，一切向利益靠拢、一切向好处靠拢。当下，道德已经式微，金钱成为王道。高校教师中的不善之人，借助自己的掌控的资源与位置，向自己的学生榨取好处。中学教师中的不善之人不顾教育部门严禁补课的禁令，仿效古人“易子而食”，把自己的学生换给别的学校老师补课，完美实现资源互换。小学教师中不善之人甚至学生因为近视眼换个座位都要索取贿赂。至于象不谙世事的北大女学生高岩这样的飞蛾扑火者，教师中的不善之人更是来者不拒。不善者在弱势者那里获取利益、满足私欲，成为知识分子中最腐朽的一群。

1934年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达园合影

在这样的时代里，佳话已经过时，那种看谁更恶的心态支撑着众民的“寻乐”的心理。很难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整个时代的道德滑坡是人所共见的。2014年春晚小品《扶不扶》借助一位小伙儿面对摔倒的老太太扶不扶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在一个人人缺乏善意与信任的时代，做好事成为一种冒险，而每一位受害者在了解客观事实之前的本能反应也为人心走向黑暗推波助澜。

每个人都在道德的高点上品头论足，在看着载着自己的巨轮一点点沉下去，指责着体制，指责着罪恶，却很少有人指责自己的贪婪。试想，在沈阳事件中，无论沈阳如何引诱，只要女学生不为所动，事情整个事件结局仍然不至于如此糟糕。那又是什么使她对自己的老师产生情愫呢？是北大教师的光环，长江学者的帽子，还是沈阳的才华感动了年轻的姑娘？因为缺乏第一手的资料，我们很难说在开始的时候谁对谁错，但是，值得反思的是，作为一位成年人的大学生，不可能一点辨识能力都没有。无论是以死抗争还是觉得生不如死，高岩的自杀都是不智的选择，使自己和家人蒙上巨大的阴影。

1937年，来到乡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

更为让人费解的是，在同学自杀20年后出来举报沈阳，不知是伸张正义的艰难，还是出于逃出沈阳的掌控，于己无伤之时才站出来。每个人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都是卑微的、渺小的。正如没有李悠悠的举报，高岩的名字仍旧只能刻在墓碑上，掀不起任何波澜。如今，掀起波澜又如何呢？沈阳身败名裂，罪有应得，北大置身事外，南大、上海师大紧急声明，除此害群之马。也许，还会有一两个师德的规定随后颁行，然后呢？生活继续，众民寻找新的看点。

传统文化对情感的要求是“发乎情，止乎礼”，即便率真如鲁迅者，面对学生许广平的热烈追求，也是犹豫了很长时间，经历了南下的思考之后才宣告：“我也是能爱的”。沈从文更是经历了长长的情书铺路，得以修成正果。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多在道德基础上展开对于真情实感的追求，以避免社会普遍真理让位于功利主义。

鲁迅与许广平

北大钱理群教授认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沈阳即是一个成功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否则难以获得众多高、大、上的头衔，但更为可怕的是，在这群人的价值体系里，他们也是这样被更有权势者鱼肉着。一切似乎与众民无关，他们在观看别人的悲喜剧里愉悦着，殊不知，他们才是佳话与丑闻的制造者——没有无聊，就不会围观，更重要的是，除了围观，什么也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