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不光是西方人的心头好，还是东方人崇拜的对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崇拜有增无减：亚洲旅客纷纷涌向欧洲的博物馆，只为一睹大师风采；亚洲藏家豪掷几千万美元，只为拥有毕加索一幅画作。毕加索，俨然已经成为西方现代艺术的代名词。

大胆的颜色、破碎的立体主义肖像以及打乱的构图，毕加索美学似乎和亚洲传统美的观念大相径庭。如此说来，他为什么会广受亚洲藏家的青睐？

可能会有人立即给出答案，说毕加索的绘画有很大的投资价值，特别对于很有金钱观念的亚洲人来说。以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的超级富豪为代表的藏家们，对毕加索的作品显示出强大的兴趣——特别是近年来被估价特别高的作品。2017年，《坐着的蓝衣女人》（Seated Woman in Blue Robe，1939）在纽约佳士得以4500万美元的价格（约3.1亿人民币）被亚洲藏家买走。2015年，一个香港藏家在纽约佳士得以6700万美元（约4.3亿人民币）拍得毕加索的《女人半身像（戴发网的女人）》（Bust of a Woman – Woman with Fishnet，1938），而万达集团则花了2800万美元（约1.7亿人民币）买下《克劳德和帕洛玛》（Claude et Paloma，1950）。

毕加索，《坐着的蓝衣女人》，1939

市场的潜力也被即将到来的香港巴塞尔证实了。三月底的香港巴塞尔，依旧会有很多毕加索的作品登场：苏富比将会在3月31日的香港之夜上拍卖毕加索的《瑞昂莱潘》（Juan-les-Pins，1924），而预售展览“毕加索/康多”（Picasso/Condo），会将20张毕加索的作品与乔治·康多（George Condo）的作品共同展览——这是毕加索的作品自2012年的巡回展到达香港文化博物馆后最大规模的展览。其中，展出的7件作品租借自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藏家。

毕加索，《瑞昂莱潘》，1924

香港苏富比S|2画廊的馆长黄杰瑜表示，中国藏家对毕加索高价作品的热爱是最近3-5年才开始的。毕加索的品牌效应就好比艺术市场对铂金包的反应。而根据黄杰瑜的说法，毕加索的多样才华：从绘画、雕塑到陶瓷，给了买家很大的选择空间。但是除了金钱的考虑之外，“毕加索丰富的人生经历也满足了中国人对伟大艺术家浪漫人生的想象。”

香港的“毕加索/康多”展览上，毕加索的《玛雅和船》将会展出

毕加索之所以著名缘于两方面：一是他创造了新的艺术，并不断对其进行改造和新的探索；二是他和数不清的女人的风流韵事。他的四个孩子来自三个母亲，其中两个先后成为他的妻子：奥尔嘉·科克洛瓦（Olga Khokhlova）和弗朗索瓦丝·吉洛（Françoise Gilot），另外一个则是情人玛丽-泰蕾兹·沃尔特（Marie-Therese Walter）。除此之外，他和摄影师兼艺术家朵拉·马尔（Dora Maar）的情事也被人们津津乐道。

毕加索随性的生活方式和很多中国古代学者很像。比如明朝画家和诗人唐寅——唐寅以诗和画著称，并且娶了3个女人。与毕加索在1956年见过面的现代画家张大千，也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张大千不仅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各个门类都相当精通，还独创了“泼彩”这门中国画技法，其描绘女性的方式也很独特。张大千共有四房太太。

毕加索，《克劳德和帕洛玛》，1950

除了私生活，毕加索的绘画方法对中国人也很有吸引力，这使得他比莫奈和梵高等西方艺术大师的声望还要高。考虑到肖像画在现当代中国艺术中占的重要位置，黄杰瑜认为，毕加索的肖像表现了1949年之后的现代中国。他说：“中国大陆的艺术家学习的是苏联的社会现实主义绘画方法，肖像画在中国艺术家——比如从陈逸飞到张晓刚等人的作品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对肖像画最熟悉。”

毕加索和张大千，摄于1956年7月

但是黄杰瑜表示，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很多中国人是在中国传统书画的散点透视审美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容易在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肖像中找到共鸣。在对散点透视作品的研究中，南澳弗林德斯大学信息学和工程学院的斯科特·瓦兰斯（Scott Vallance）和保罗·考尔德（Paul Calder）发现了中国山水和立体主义之间的相似点：“中国山水画包含不同的透视点，或说一幅作品由很多‘子作品’组成，它们是无缝衔接在一起的。”尽管散点透视在中国的美学里存在了很多个世纪，但被毕加索为首的立体派介绍到西方世界是近代的事情。

毕加索，《女人半身像（戴发网的女人）》，1938

说毕加索受到亚洲艺术的影响并不值得奇怪，这种影响甚至是在他见到张大千之前。毕加索早先就有收藏日本浮世绘的习惯。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的艺术史教授田中昌之表示，艺术家冈本太郎曾在1950年到过毕加索在瓦洛里的工作室。冈本受毕加索的影响很大，而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明日神话》（Myth of Tomorrow）就是受到毕加索《格尔尼卡》的启发。二者都表现了战争的残酷。

冈本太郎，《明日神话》，1969

田中昌之认为：“对毕加索来说，‘原始’并不意味着未开化，而是基于传统的西方透视和写实主义之上的返璞归真。亚洲的再现传统和西方的不一样，与其说是‘知觉’的，不如说是‘概念’的。从这种角度来讲，毕加索表现事物的方式和亚洲人很相似。现在，人们依旧可以在日本漫画中看到毕加索的表现方式。”

毕加索在日本产生影响要比中国早。早在1920年代，日本就出版了关于毕加索的书。二战过后的1951年，毕加索的展览在日本举办。一些日本企业在1980年代收藏了毕加索的作品，但田中教授表示，“很多都在日本经济下滑的90年代卖掉了。”目前，箱根的拉普艺术博物馆还收藏着毕加索的作品。

1964年，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向日本出借60件作品，这些作品分别在东京和京都的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名古屋的爱知县美术馆展出。这种借展行为在后来的几十年断断续续地存在着。2000年，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举办了展览“毕加索的儿童世界”，共有超过30万人参观。

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一景

毕加索的艺术也在韩国留下了足迹。2013-2014年，毕加索基金会将展览“马拉加的毕加索，真正的毕加索”（Picasso from Málaga, Picasso Absolute）带到韩国仁川、首尔、大邱和水原。展览包括226件作品和100张照片。而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亚洲游客，特别是韩国人。据巴塞罗那博物馆统计，到目前为止，博物馆一共接待了38591位韩国人，目前在各国家参观人数中排名第7位，后面紧接着就是中国人（34011）和日本人（30662）。这还并不包括跟团来的10万亚洲人。

毕加索基金会的会长何塞·玛利亚（José María）认为：“在全球化的世界语境下，西方价值观不断被亚洲人吸收，这是当今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身为自由创作力化身的毕加索，被认为是最值得敬重和爱慕的人物之一。他不羁的生活方式和艺术表达都让他成为自由生命的代名词。”

本文编译自 BBC，Vivienne Chow, Why is Piccaso so popular in Asia? 有部分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