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结束一百周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近期举办了 “一战和视觉艺术”展。展览中出现的130余件作品，皆是当时参战国的艺术家们针对一战创作的作品。

Théophile-Alexandre Steinlen.《马赛曲》, 1915. Etching, sheet: 25 11/16 x 19 11/16 in. (65.2 x 50 cm).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Harris Brisbane Dick Fund, 1924 (24.58.31)

和普通的民众一样，战争开始前，很多艺术家是欢迎战争的。不过，他们的原因各有不同：一部分艺术家本身就是军国主义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一些艺术家以保家卫国为出发点；还有一些艺术家则认为战争很“刺激”，想要来一场探险，因为他们觉得战争会在几周、或者几个月内就结束；当然，还有一些艺术家抱有错误的幻想，认为战争结束后，压迫性的政治制度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和平的、重精神而反物质的新纪元。

具体说来，意大利未来主义的领路人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意大利诗人，评论家）一直在煽动意大利尽早参战；德国新客观社艺术家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和奥托·迪克斯（Otto Dix）一腔热血地投入了战争；德国桥社艺术家恩斯特·克尔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怀着对所在土地拥有更多控制权的愿望，“半自愿”地加入了战争；而乔治·格罗兹则在一开始就反对战争，他画了很多反战的漫画，但也不得不应征入伍。

Max Beckmann (German, 1884–1950).《两个军官》, 1915. Drypoint, 4 1/2 x 6 7/8 in. (11.4 x 17.5 cm).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Purchase, Reba and Dave Williams Gift, 1999 (1999.232.2). © 2017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由于很多艺术家都去了前线（以士兵、医疗兵或者战争艺术家的形式），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其态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王权和战争的渴望甚至对美好未来的希冀全都化为乌有，而是开始为失去心碎，因背叛而愤怒，因和平无望而悲凉。更令人痛苦的是，这不仅仅是国家和民族的行为，他们每个个体也都是这场屠杀的共犯。

Christopher Richard Wynne Nevinson ,《隧道掘进工》， 1916. Ink, gouache, graphite, and crayon, sheet: 10 x 8 in. (25.4 x 20.3 cm). Collection of Johanna and Leslie Garfield

艺术家们采用了各种表现手段，试图对主题、技术、物质和风格进行重新评价，并找到他们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位置和责任。尽管有些人在战争之前就采用了前卫艺术的方式进行创作，但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用传统和具象的方式进行表现。

展览中呈现的艺术家年龄层并不相等。一些艺术家在 19世纪就已经成名，比如博纳尔、萨金特、斯坦伦（Théophile-Alexandre Steinlen）等人。另外一些则是以奥托·迪克斯为代表的年轻艺术家。除了纯艺术形式，应用艺术和商业艺术也占据展览的一大部分。其中一些作品由政府委托创作，另外一些由战争和慈善事业的支持机构委托创作。其中，鼓吹战争的宣传画非常具有煽动性，它们出现在期刊、明信片和海报上，用来鼓舞士气和藐视敌人。

1914年夏天，一本随着战争爆发出现的杂志《战争》（Kriegszeit）问世，其所有者是出版商和画廊主保罗·卡希雷尔（Paul Cassirer），内容以报道战争为主，其中不乏鼓吹战争的作品。到了1916年，杂志的内容有所变化，一些哀悼性、指控性的作品开始出现，比如恩斯特·巴尔拉赫（Ernst Barlach）和凯绥·珂勒惠支等人的作品。而卡希雷尔本人也从一个民族主义者变成了和平主义者。1916年4月，《战争》杂志改名为《照相人》（The Picture Man），其主题变成了控诉战争和呼吁和平。

《战争》杂志样刊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贝克曼、迪克斯和格罗兹则在作品中表达了对鼓吹战争和借战争发不义之财的行为的愤怒。他们多创作可以大量复制的版画和漫画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价格低廉，易于复制也使得作品的传播更加广泛，从而起到影响舆论的作用。

战争结束后，出版机构还通过发表艺术作品来纪念战争的胜利。这些作品包括珂勒惠支的《战争》（Krieg）（1921-1922,1923年出版）和迪克斯的《战争》（Der Krieg）。迪克斯的《战争》于1924年出版——这一年被称为 “反战年”。珂勒惠支的石版画《母亲》（Mütter）表现了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母亲和孩子——画面中央的艺术家双眼紧闭，双手保护性地拥抱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Käthe Kollwitz，《战争》，(1923, prints executed 1921-22)© 2016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 VG Bild-Kunst, Bonn

Käthe Kollwitz (German, 1867–1945). 《母亲》，1919. Lithograph, sheet: 20 3/4 x 27 5/8 in. (52.7 x 70.1 cm).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Harris Brisbane Dick Fund, 1928 (28.68.3)

1919年2月，珂勒惠支在日记中写道，“我画了一个抱着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也有自己的孩子，他们是我生的，我的汉斯（Hans）和我的彼得森（Peterchen）。”而彼时珂勒惠支的小儿子彼得森，早已因战争死去。一战初期，还未成年的彼得森被民族主义情绪煽动，不顾母亲劝阻而应征入伍。1914年10月，18岁的彼得森在比利时的一场战役中牺牲。

迪克斯的《战争》由5组作品组成，每组作品包含10张图像。这组表现战争残酷性的作品被认为是20世纪对战争最有力的控诉。死亡的士兵、伤痕累累的战场、废墟般的城镇无不昭示现代战争的恐怖和人性的沦丧。除了一手的体验，在创作时，迪克斯还参考了很多摄影师拍摄的战场图片、太平间里残缺的尸体，以及前辈大师对战争的描绘，如戈雅的《战争的灾难》系列，以及德国的格律内瓦尔德和卢卡斯·克拉纳赫的相关作品。

Otto Dix，《战争》组画之《受伤的士兵》，1924，bpk, Berlin / Staatliche Museen / Volker-H. Schneider / Art Resource, NY

除了上面提到的艺术家，展览中还出现了一些不太出名的插画师的作品，包括盖伊·阿诺克斯（Guy Arnoux）、爱德华•加西亚•贝尼托（Edouard García Benito）、托马斯·西奥多·海涅（Thomas Theodor Heine）、保罗·艾里布（Paul Iribe）等人。另外，展览还展出了两个作者未知的棉质印花布作品。

Paul Iribe. 《处决之后》，cover ofLe Mot, vol. 1, no. 5, January 9, 1915. Color woodcut and letterpress, 16 7/16 x 11 x 3/16 in. (41.8 x 28 x 0.5 cm).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Gift of Lincoln Kirstein, 1969 (69.503[5])

这两件印花布作品创作于一战期间，其主要目的是激励爱国精神。艺术家在作品中加入了很多符号，大部分源于古代经典，并且具有象征意义：花纹和武器奖杯象征胜利，束棒象征力量，弗吉尼亚帽象征自由，小公鸡象征法国，玛丽安娜象征自由和法国人民，它们和其他能够激起战争想象的图像相组合（比如当代枪支和头盔），形成既传统又当下，既怀旧又紧扣主题的风格。

佚名设计者，《战争印花布》，ca. 1916. Printed cotton, 17 1/2 × 16 1/4 in. (44.5 × 41.3 cm).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Gift of Eddystone Manufacturing Company, 1917 (17.132.2)

大部分的版画、纸张作品、摄影作品、插画书、海报和期刊都来自大都会博物馆著名的杰斐逊·R·布迪克收藏基金会（Jefferson R. Burdick Collection），除此之外，展览中还出现了一些战争物品，如头盔、奖牌和战壕用品等。

本文作者系大都会博物馆绘画与版画部联合策展人。

原文题目：Art as Influence and Response: A First Look at World War I and the Visual Arts，有部分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