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投湖自杀周年祭：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

刘宜庆

      1927年初夏的王国维，走到生还是死的十字路口。长子病故，亲家失和，国事纷扰，文化凋零，诸多因素，让寡言笑的静安先生死意已决。

       6月2日，这是清华国学研究所研究所第二期36名研究生毕业宴会结束的第二天。一早，王国维就离开家，到国学研究院处理公务，并和同人探讨下学期招生事宜。处理完事情，王国维借了5元钱（他从无随身带钱的习惯），乘坐清华的人力车去了颐和园。他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后又走进鱼藻轩，掏出一只纸烟，慢慢抽完，接着，从鱼藻轩石阶猛然纵身跃入昆明湖中。此时是十一点左右，附近有一位清道夫，奔来抢救，当他将这位长者救上岸后，虽然整个过程还不足两分钟。他没有呛水，湖水很浅，连他背后的衣服也未湿，他入水时头部首先栽下，口鼻中被淤泥堵塞，窒息死亡。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这一噩耗在当晚7点多传到清华园，这无异于静谧的清华园上空炸响的一个晴天霹雳。晚上8时许，由清华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带队，20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赶赴颐和园。在晃动的汽车上，陈寅恪和吴宓肃然无语，无法言说的痛苦和悲伤，像沉重的石头压在心头，随着起伏奔驰的汽车愈加不安。悲哀的气氛，如同凝重的夜色，把每一位清华师生吞没，汽车行驶在无边的黑夜之中，看不到远方的光亮。

      由于北京的政治气氛较为紧张，负责颐和园戒严的守兵不许师生进入，经过反复交涉后，才容许校长和教务长等少数人入内。陈寅恪伫立在颐和园门外，风从幽暗的绿荫中吹来，他感到阵阵凉意。想起昨天毕业宴会散席时，静安先生和平常一样，和诸位先生和门生道别。傍晚，离开工字厅后，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在陈寅恪的住处，两人畅谈良久。直到获悉有三位毕业生已经在静安先生家恭候先生，静安才与陈寅恪道别。昨天的一幕一幕，在脑海中闪现，未发觉任何异常。在今天死亡的冰冷现实面前，陈寅恪回想起昨天的种种细节，暗自揣测，这难道是静安先生的最后告别？

       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等人从颐和园出来了，王静安先生自沉昆明湖身亡确定无疑。因尸体未经检验，学校当夜不能将王国维的遗体运回。于是，众人回到清华园后便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商定第二天办理丧事。

      6月3日上午10时，吴宓先去见教务长梅贻琦，“又至陈寅恪宅中，遇梁任公等，谈王静安先生之事”。清华师生前往颐和园，眼前的景象令人悲痛万分，不少人当场恸哭，涕泪交流。王国维的遗体停放在鱼藻轩亭子里砖地上，上面覆盖了一张破旧的芦席，席子四周用砖块压上，景象煞为不忍，使观者人人面呈惨淡之色。移开芦席，哭声大恸，死者面目紫胀，四肢蜷曲着匍匐在地，真是惨不忍睹。鱼藻轩里，不见先生身影；排云殿下，先生遽归道山；昆明湖中，荡漾忠魂几缕。眼前之人，已不复昨日之人！陈寅恪看到静安先生遗体，眼泪潸然而下。当天晚上，王国维遗体经过梳洗入殓，运送到清华校南刚秉寺。送殡者的队伍中，除王国维的亲属外，还有梅贻琦教授、吴宓教授、陈寅恪教授、梁漱溟教授、陈达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燕京大学的容庚教授等，以及部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

      在最后的告别仪式上，陈寅恪的出人意外的举动，令国学研究院的师生感到震惊。戴家祥写道：“告别会上有两件事我一辈子不能忘：一件是我们二十几位学生行鞠躬礼，但陈寅恪先生来后，他行三跪九叩大礼。我们当时深感情义深浅在一举一动中可见；第二件事是我们一些同学中有少部分人装假，有两人在灵堂大哭，但干哭无泪，像猫狸叫。”

      王国维自杀的遗书中有交代，他遗留的藏书请陈寅恪和吴宓处理。陈寅恪和吴宓忠诚地执行，托赵万里整理静安先生的遗著，赵又把经学、小学一部分材料托戴家祥校对，交天津罗振玉，《王忠悫公遗书》随后刊行。陈寅恪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商量，由北京图书馆买进王先生所有藏书，以免散失。议价一万元。

      王国维之死令人悲怆。“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面对这无法挽回的悲剧，陈寅恪多日沉浸在悲恸之中，无法舒缓，写了挽联、挽诗送别。

      陈寅恪与王国维相处虽然短暂，但情谊深厚，“风谊平生师友间”。在治学方面，王国维影响陈寅恪很深。陈寅恪概括王国维的治学之道：“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三端正是陈寅恪所擅长的治学之道。陈寅恪与王国维在学术、思想上，惺惺相惜，意气相投。陈寅恪撰写的挽联、挽诗、挽词和纪念碑文，无不蕴含着深远的文化意象和深厚的文化意蕴，同时也充满了绵远悠长的感情寄托。

    陈寅恪挽王国维联语：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共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挽王国维诗：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在挽诗中，陈寅恪提到这样一件事情：王国维、罗振玉、柯劭忞三人相约投金水河，未果。1923年遍习西学又留学日本的王国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不过王国维帝师的身份并没有维持多久，第二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对此事，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被家人阻止未果。从此王国维就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大清象征的辫子。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后，社会上流传着沸沸扬扬的殉大清之说，悠悠之口，也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陈寅恪的挽联和挽诗，也道出了有清朝遗老之气息的王国维，生活在民国十七年，“家国久魂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赢得大清干净水”。“累臣”，“湘累”，“灵均”，字字指向三闾大夫，陈寅恪把王国维比作投入汨罗江自尽的屈原。学者、作家祝勇认为：“屈原投江与王国维沉湖，一个在传统文化的源头，一个在传统文化的尾端，它们像两座界碑，标定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

      陈寅恪把王国维比作屈原，同时也道出了他的死因。屈原之死，是因为反对楚怀王入秦。王国维之死，是因为反对溥仪去日本。罗振玉秘密策划溥仪去日本避难，在王国维看来，这是卖国卖主之阴谋，王国维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的蛊惑。“尸谏”之说，与“殉清说”，在实质上，有相通之处。

      在挽词之中，陈寅恪明确地写道：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愚忠“殉清说”，罗振玉“逼债说”，面对社会上对王国维死因的种种猜测和评价，陈寅恪不会停留在王国维之死的表面，他是当世最了解王国维内心的人。不仅仅出以“私谊”，更多的是出于文化上的道义，陈寅恪提出“自殉于传统文化”之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在这里扫清了关于王国维死因种种恩怨荣辱的流俗猜测，将其死阐释为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进。

     王国维之死，对陈寅恪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刺激，他仿佛哀悼自身一部分的丧逝。王国维去世之后，陈寅恪为其后事奔走，撰写的各种文章、诗词跨度也有近十年。为王国维纪念坊一事，陈寅恪向赵元任募捐，遭到拒绝。这样一件事情，让陈寅恪精神受到刺激，一连好几天，感到非常沮丧，悲观，“对前途殊少佳趣”。他忽然想起王国维《人间词话》：“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廖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朝欢宴胜平时。 ”这首词，读来惊心动魄。“失行孤雁逆风飞”之句，隐喻人生的困境，仿佛是王国维、陈寅恪的身世写照。戊戌变法失败后笼罩在义宁陈氏家族上的阴影，中年经历王国维之死的刺激，都凝结成陈寅恪内心世界的悲凉，如影相随，无法消弭。

    1929年6月3日，王国维去世两周年忌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为王国维树碑，碑立于清华工字厅东南。陈寅恪写下了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义宁陈寅恪撰文，闽县林志钧书丹，鄞县马衡篆额，新会梁思成拟式，武进刘南策监工，北平李桂藻刻石。遗憾的是，原碑在“文革”中被毁。今在清华看到的碑，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重立。

     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笔锋带着感情，慧眼独具地评价王国维的治学成就和影响：“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从挽联、挽诗、挽词到碑文、序言，陈寅恪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诗文可谓经典之作。1929年这篇不朽的碑文，道出了陈寅恪一生做人、治学的核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因时代变迁、陵谷变易而有任何改变。这是陈寅恪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尊严之所在，也是他的悲剧和悲怆之所在。王国维之后，陈寅恪成为“一代文化托命人”。

一个家族的百年飘零，一个国家的百年巨变，的确有一种永恒而宝贵的精神在世间流转，那就是陈寅恪在王观堂碑文中所写：“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