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孝信：他主动选择了艺术史

——在谷文达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7年2月12日，研讨会“全球化及本土化下艺术创作的动态”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行。本次研讨会借展览“西游记：谷文达”进行之际，回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及与西方互相交织的历史进程。在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的主持下，美术批评家陈孝信、青年批评家葛玉君、艺术评论家姜俊、四川美术学院教授鲁虹、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端廷、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俊、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王林、四川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余玥等8位嘉宾以主题演讲和圆桌讨论会的方式来探讨中国艺术家寻找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在全球背景下所能扮演的角色。以下为美术批评家陈孝信的主题演讲内容。

主持人好!甘馆长好!批评界的同仁好!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2015年春，我策划过谷文达赴台湾的一个展览，并主持了一个研讨会。这一次《西游记·天堂红灯》展，我参加了开幕式，并仔细看了整个展览，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回去以后，应馆方的要求，提供了一篇论文。论文题目是《策略成就格局——我眼中的谷文达》。

　　艺术史上的艺术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艺术家，被动地选择了艺术史，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想画成怎样就怎样。最后由艺术史来选定他或她进入还是不进入。第二类艺术家，则是主动地选择了艺术史，从他或她干上这个行当时，就已经想明白了要干什么和怎么干。自然，这一类艺术家，从古到今、从中到西都是少之又少的。谷文达恰好属于第二类。所以说，谷文达不是单纯的技术型、感觉型和情感型的艺术家，也不是自我表现、自我抒情、自我叙事的艺术家。而是一个思想型、智慧型、精神型的艺术家。这便是我对谷文达最重要的看法。

　　谷文达从当上中国美院陆俨少的研究生开始，便进入了艺术创作状态，一直到现在有了长达40年的时间。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有预谋地把他的整个创作活动都大致规划、设计好了，即是：“两个方向(路线)”、“三个阶段(策略)”。所谓“两个方向”， 他自己有过概括，我的概括更加简单：就是既要花大力气“打出去”，又要花大力气“收回来”。我们还记得，当年李可染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花大力气打进去，再花大力气打出来。但他所针对的仅仅是传统问题。而谷文达在这里所针对的却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当代、本土化与全球化的问题。两代艺术家，所面对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不是很有意思吗?所谓“打出去”——就是我们本土(传统)的东西要面向国际化，要把本土传统里最好的东西带入现代与当代。所谓“收回来”——就是说，要大胆汲取国际上已经流行的观念、方法，并在同时注入中国智慧、中国血液、中国灵魂。这使我想起了“五四”时期两位伟人不约而同的观点(这个伟大人物虽然后来互不相交)：一个伟人是鲁迅，他说过一句话：“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另一个伟人是胡适，他也说过一句话：“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他还加了一句：那是毫无疑问的!谷文达的“两个方向”所体现的正是这两位先哲的思想。

　　他的“三个阶段”我简单说就是三个策略：

　　第一个阶段是“八五新潮”期间，具体时间是从1979年到1986年。这时候他还在国内，刚刚从浙美研究生毕业，他是以“破”为主，即“破”字策，也即是反传统。这个时期的他，成为了大陆中国向“中国画”发难的第一人。他这个时期的水墨装置、水墨行为、水墨影像，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

　　第二个阶段是“西游记”，从1987年到2007、2008年左右，30年时间都是在国外(主要是在美国)。他的策略是以“立”为主，即是“立”字策，主要任务是打入国际艺坛。他用的是生物艺术新观念。代表性作品有《重新寻找俄狄普斯》和《联合国》，其中都是应用生物有机材料，就不细说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联合国》这件作品，可以说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还在去年召开的“第三届神农论坛—装置艺术”上，被评为“中国30年装置艺术30件获奖作品”(得票最多)。在这次《西游记·天堂红灯》展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两件原作，我的感受是：相当到位，相当有分量，相当有智慧，而且传达出了一种精神，堪称经典之作。

　　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以后回到上海至今。他“破”“立”并举，连续打了几个拳，这几个拳都打得非常漂亮!其中一个是《中园》，《中园》的规划草图和构想已经在深圳展出过。真正实施还有待来日(我个人十分期待)。还有一个是“一、二、三回大众艺术日”：第一次是在佛山, 1500个童男童女写《孝经》;第二次是在深圳，1500个童男童女画《青山绿水的故事》;再一次就是本展。《天堂红灯》六年前在比利时做过。三个“大众艺术日”表明：他又转了一次型——即由精英艺术而转向了大众艺术的层面。三个声势浩大的“大众艺术日”活动，在国内再一次刮起了“谷氏旋风”!

　　2017,2,17，修订于南京·草履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