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同文艺身份的转换

曹颖

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我可以把这个关于鲁迅称呼的单子一直列下去，我们有太多的词语来为鲁迅传奇的一生定性，而不仅仅限于以上几个词汇。因为鲁迅的一生和中国当时的文艺活动息息相关，他是文艺工作（无论是文学亦或是艺术）积极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及中介者，为中国革命时期的文艺事业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窥见集多重文艺身份于一身的鲁迅先生为中国的文艺事业做的突出贡献。

一方面，鲁迅作为联系中外文艺事业的中介者，是非常称职的“艺术经纪人”（艺术经纪人是当今艺术市场的称呼，在当时还没有这种叫法）。翻开鲁迅书信集，我们可以看到在鲁迅和众多的国内外友人的书信往来中，“绍介”这个字眼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鲁迅很注重把国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书籍插画（包括木刻）介绍到中国，让中国国民有机会欣赏到国外的佳作。仅在美术方面如在《鲁迅美术论集》中，在致巴惠尔·艾丁格尔（当时寓居苏联的美术家兼美术评论家）的信中说道，“我对于木刻的绍介，先有梅斐尔德的《士敏士》之图；其次，是和西谛先生同编的《北平笺谱》，这是第三本，因为都是用白纸换来的，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护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鲁迅针对当时中国国内木刻的现状（当时的木刻现状是绘图和刻画的人是分开的，不像国外木刻家那样是从始自终自己完成一件作品，这样木刻的艺术性是不太容易发挥到极致的。）鲁迅利用他和国外友人的关系，联系日本的版画家内山嘉吉给中国的木刻家们办了一次“木刻讲习会”，教授木刻版画的创作技法。当时选定的十三名学员均是鲁迅通过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推荐亲自选定的，由此可见，鲁迅对促进中国的新兴版画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鲁迅为中国文艺界所做出的贡献多是由于鲁迅见多识广，拥有很多国内国外各界的朋友，他利用这种广博的人脉关系来为振兴中国的文艺界而奔走哭豪。

另一方面，鲁迅又是一个地道的文艺赞助人。鲁迅为了促进和发展中国的新兴版画，付出了难以想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中国面对国内国外的双重压力（分别指抗日战争和国民党的破坏）之下，原本就被英、法、美等侵占沦为租界的上海，反倒成为了一方“净土”。在上世纪30年代初，在左翼美术家联盟的组织之下，在上海建立了眉目众多的研究所等美术组织，鲁迅成为这些短命艺术组织的最大赞助者。例如，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黄可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的记载：时代美术社曾在上海举行一个介绍苏联美术作品图片展览，鲁迅在经济上援助了展览会。“当时展览会的会场，每天要租金两元。因为经费不足，在展览会场上放了一只募捐箱，进行自由募捐。谁知道，刚一开幕，第一位观众就是鲁迅先生，他当场捐助了十元。不但解决了展览会三天租金的困难，而且还补贴了展览会的广告招贴画纸张和印刷费等的开支。”还有“在‘春地美术研究’所成立之时，鲁迅给予了热情支持，江丰应鲁迅先生之约，赴内山书店与鲁迅会面，从鲁迅手里接受了二十元钱作为活动经费。…”由这些零星的历史片段我们可以窥见鲁迅对发扬无产阶级美术所做出的心力，他的内心是多么希望中国革命时期的美术事业能够继续这样良好的势头而发展下去，为此而倾力相助。

此外，鲁迅先生作为“文艺桥梁”还利用书信周旋于各界文艺人士之间，他们包括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木刻家、漫画家、文学翻译工作者、国外的艺术评论家等等。当时的国内外许多文学作品（小说等）都需要插图，有插图的小说似乎更受人们的欢迎，有些人就是因为看了图之后，才会去看文字。“而且有些孩子，还因为图画，才去看文章，所以我以为插图不但有趣，且亦有益”这种情况可以促进美术与文学的有利结合，鲁迅就是促成这两者结合的纽带。对于有些介绍到中国的文学作品，鲁迅经常邀请国内的画家（如陶元庆等）来为其绘制插图；也向画家索要鲁迅自己的画像作为插图放在图书中。从鲁迅和当时出版社经理李晓峰以及和文学翻译工作者曹靖华等人的书信往来中，也可以看出艺术和商业的矛盾关系，“作家和出版家的意见不会相合，他们（出版社）的理想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但经作家的作鲠，那让步也不过‘少吃草’而已。”“盖上海书店，无论其说话如何漂亮，而其实则出版之际，一欲安全，二欲多售，三欲不化本钱，四欲大发其财，故交涉頻麻烦也。”针对当时经费的紧缺问题，鲁迅经常自己花钱刊印木刻集等图书，并且亲自设计书籍封面……如此等等的为革命文艺事业所付出的心力及精力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如果没有鲁迅先生，中国的文艺事业可能会倒退几十年。难怪毛主席会用鲁迅的名字来为延安的一所综合性质的艺术学校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