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书与治学——协助王朝闻先生主编《中国美术史》的经历和体会

邓福星  来源:雅昌艺术网 发表时间:2017-02-07

摘要:在我读写生涯中,曾用了不少时间编书和编刊。读研的时候,就接受了编书的任务,开始协助导师王朝闻先生主编《中国美术史》,从那时就注定了日后同编辑工作的不解之缘。除主编多卷本丛书外,还主编过学术期刊,总之,都属于编辑工作。业界通常认为编辑是为他人“包装”、搭建平台,习惯称之“为人作嫁”,好像离开了学术研究。其实并不然。编辑的过程,也是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尤其对于学术丛书和学术期刊来说,虽不尽等于治学,但学术研究则为其核心和主导,不妨说,编辑也是一种特定意义的治学方式。书刊中的“学术含量”决定了丛书或期刊的品位和个性,也决定了它们在读者中的影响。同时,这些又足以检验和反映出编辑者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准。

编书与治学——协助王朝闻先生主编《中国美术史》的经历和体会

邓福星


  在我读写生涯中,曾用了不少时间编书和编刊。读研的时候,就接受了编书的任务,开始协助导师王朝闻先生主编《中国美术史》,从那时就注定了日后同编辑工作的不解之缘。除主编多卷本丛书外,还主编过学术期刊,总之,都属于编辑工作。业界通常认为编辑是为他人“包装”、搭建平台,习惯称之“为人作嫁”,好像离开了学术研究。其实并不然。编辑的过程,也是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尤其对于学术丛书和学术期刊来说,虽不尽等于治学,但学术研究则为其核心和主导,不妨说,编辑也是一种特定意义的治学方式。书刊中的“学术含量”决定了丛书或期刊的品位和个性,也决定了它们在读者中的影响。同时,这些又足以检验和反映出编辑者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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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习编书是从读研开始的。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文革”十年的学术荒芜,王朝闻先生深感需要编一部比较详尽的论述中国美术发展的史著——一方面继承前人的研究,另一方面,以尽快消除几十年来美术研究所受到的“极左”观点的影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革后第一批美术史论研究生毕业后,大都留在美术研究所,作为一支富有生气的学术力量,也增加了朝闻先生编写这部书的信心。1982年,《中国美术史》由王朝闻牵头立项,翌年3月,在广西桂林举行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会议上,正式列入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这个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的项目,在当时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中仅有的一项美术研究课题。

  当时,我正在读博,导师即牵头这套书的总主编王朝闻先生,要我把博士论文的写作同这部书的首卷内容“原始美术”的写作结合起来,幽默地用一句民谚——“作揖搔脚背”来譬喻这种一举两得的做法。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篇博士论文的撰写,为接下来我承担《中国美术史·原始卷》的主编工作奠立了学术基础。

  《中国美术史》项目是以《原始卷》作为试点卷的编写而展开的,但一开始进展并不顺利。到1985年夏天,三年过去了,《原始卷》连一个编写提纲还没有拉出来。按照有关规定,如果再这样拖下去,项目将被撤销。情急之下,朝闻先生解除了原来的助手,提出由我担纲《原始卷》主编。

  朝闻先生对于这套书的的编写,开始就提出了明确的主张。要把修史的过程作为研究的过程,作为培养、创造美术史家的过程。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以审美关系为主线,探索中国美术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既反对空泛的议论,也不能流水账式的资料记录。他把这种要求概括为“论从史出,以论带史”。但是,最初的编写班子在治史观点上却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美术史应该对于史料进行所谓纯客观的展示,应该排除写作者的“主观意向”,即“史料即史学”,还有的主张,美术史要体现史家的观点,应以史料去附会某些理论观点,即“以论代史”。因此,朝闻先生的编辑思想得不到贯彻,这是之前《原始卷》迄无进展的主要原因。朝闻先生为此一度担忧项目的前景,在审读我的博士论文,看到我对于史论关系的认识同他的认识一致后,便决定让我接替这项工作,希望我和编写组的同志共同努力,使项目“起死回生”。

  这对于一个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并无主编经验的我来说,压力确实不小。幸好在4年读博期间对于艺术的发生以及原始美术的课题下过一些功夫,而且,在这期间还考察了中国境内一些史前美术遗存。对

  于中国原始美术既有了总体的把握,还对一些“代表性作品”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和理性的思考。更重要的是,有朝闻先生对全书作总体把握,心里还比较踏实。接受了这个任务,意味着我将得到一个继续向导师学习编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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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是把一个比较详细的《原始卷》写作提纲提交编写组审阅,经过充分讨论、修订,基本敲定。接着,根据按美术门类划分章节的原则,再确定这一卷的章目及相应的撰写人。此前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全体赞同的编写提纲,但编写组成员在三年时间里都作了不少功课,各自选定了自己的关注点或“长项”。有侧重研究史前石器的,有关注原始彩陶的,也有留意于原始雕塑的,还有对原始玉器情有独钟的。此外,我又邀请了岩画、建筑史等方面的专家加盟编写组,使原始美

  术中的几个大门类都有相应的专家撰写。随即把《原始卷》的详细提纲和撰写人分工情况向朝闻先生作了汇报,先生认真审阅了提纲,表示赞同。时值盛夏,《原始卷》编写组集中在北京西郊一个部队招待所“封闭”起来,打响了项目的“攻坚战”。每天大家或者讨论,或者分头写作,日夜兼程。

  在写作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一些问题难于遽作定论。于是,我们就开会商讨,会下切磋,常常连续几天才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如在划定《原始卷》的时限时,就出现了问题。按说作为美术开端的首卷限定在史前时期是没有疑问的,而且也曾经考虑把这一卷称作“史前卷”(西方美术史中就惯称为“史前艺术”)。但是,中国境内的岩画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不同,它们都刻绘在露天的岩壁上,无法通过沉积层测定其制作年代。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和对岩画的内容、风格及制作手段等推测,中国境内的岩画大都在夏、商、周以后,有些迟至元代或更晚,多不属于史前时期,但它们又具有原始艺术的某些特征。于是最后达成共识,岩画要收入该卷,但因为与其他诸如石器、陶器等类别产生的时间相差悬殊而将其列为“别章”,该卷定为《原始卷》而不叫“史前卷”。就这样,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处于一种比较兴奋的状态,沉浸在思考、探索的氛围里。虽然紧张,却不觉得撰写多么困难。其间过国庆节和中秋节,都没有休假,一直在招待所写作。两个月以后,完成了近30万字的《原始卷》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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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卷》初稿完成后,修改、充实和编选图版、绘制插图等后期工作继续进行。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对于试点卷的初战告捷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并提出项目要全面展开。接下来,我开始协助朝闻先生组建全书编委会,选聘从原始卷到近现代卷15个卷的分卷主编。因为课题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美研所研究人员也就责无旁贷地成为项目的主力,同时,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还吸收了国内有关方面的专家参与。各分卷主编确定以后,再协同他们分别选聘各卷的撰写人,直到组成了由国内美术史论家组成的近百人的写作团队。其中有成就卓著的老一辈和中年美术史家,还有刚毕业的美术史论专业研究生。这年秋天,召开了《中国美术史》研究及编撰项目正式启动会。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等出席会议并讲话。在文化部礼堂举行了誓师会以后,便转移到一个工厂的招待所里,朝闻先生和全体编撰人一起,连续三天充分地讨论了全书编写思想和相关的编辑工作。自此,15卷本《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及写作全面展开了。

  作为精神劳动的课题研究,应该说,是不适于多人合作的。仅就成果而言,集体写作容易相互抵消彼此的学术锋芒和研究个性。但是,有些重大项目又确非个人甚至少数人力所能及。问题是如何做到发挥团队中每个成员的优势,取长补短,群策群力,使合力大于单体相加之和,这不仅有赖于统领者的学识,还需要有相应的组织才能和把握全局的智慧。朝闻先生强调,这部史著应该反映出当代的美术史研究成果,应该对前人有所超越,但是结论要产生于研究之后,切忌妄断。在讨论的阶段,他鼓励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戏称之为“挑动群众斗群众”。通过论辩,集思广益,由分卷主编集中统稿,再提交编委会审阅,同时听取相关学科权威专家的意见,最后交由总主编定稿。曾听朝闻先生说起,上世纪50年代,他主持编写《美学概论》时就是采用的这个办法。

  朝闻先生虽然年事已高,社会活动十分繁忙,但统领这部书的编撰工作却从未放松过。十多年间的数十次编委会他很少缺席,而且,他在会上每次都根据撰写进展情况提出指导性意见。他同一些分卷主编、撰稿人等经常通过书信往来,讨论美术史编写中遇到的问题,例如他写给李松涛、陈绶祥、薛永年、杜哲森、顾森、吕品田、王鲁豫等分卷主编和撰稿人的一部分信件就编入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朝闻集》第21卷里。①由于我和朝闻先生都住在红庙北里文化部宿舍,很方便去先生家汇报、商量美术史的工作,有时一周联系三四次。还曾经多次和朝闻先生找个安静地方住下,避开干扰,一起看稿统稿。(朝闻先生为了给项目节省经费,托人找一些空闲的房子)有一次,刘勃舒先生在中国画研究院特意安排了房间,我们一住就是半个多月。每当有这样的机会,我便可以和先生朝夕相处,亲见先生是怎样欣赏和分析美术作品,怎样发掘某一论述中的多层含义,怎样使行文表达更加确切精微而不把话说绝道尽,等等。凡这些时候,便能更详细地聆听先生关于编书及治学的教诲。

  在这期间,我比较系统地读览了中国古代的书画史论,近代以来有关中国美术通史、专史、断代史的数十个版本,还有西方的美术史著作,凡能找到的都找来翻一翻。通过研读、比较不同版本特点,不只是熟悉具体美术史料和观点,我还特别留意于近代以来美术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演进和更新。同时,和各分卷主编及撰稿人经常研讨和切磋一些具体问题,组织、参加全书和各卷的研讨会、审稿会等,与此同时,我经常思考的是美术史写作中的“史论关系”以及美术史学的问题,这些,也促使我不断思考着美术学学科建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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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17个寒暑,从远古至清末12卷《中国美术史》于2000年春出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仪式。这部美术史在规模及学术质量上都超过以往。2004年6月,胡锦涛主席出访美国时,把这套书作为体现中国文化的珍贵礼品,赠送给耶鲁大学。

  该书从立项到完成,适逢文革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改革开放之际,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外部条件。当然,重要的是全体编撰人员志同道合,齐心协力,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王朝闻先生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朝闻先生德尊望重,谋深虑渊,作为一面学术旗帜凝聚了国内一大批美术史论家。参与者怀着饱满而高涨的热情,投入其中。大家赞同朝闻先生“把修史的过程作为研究的过程,作为培养、创造美术史家的过程”以及“把审美关系作为美术史发展演进的主线”为主导思想,在轻松活泼的学术氛围里,进行研究和探索。

  朝闻先生十分重视研究亦即写作的过程。虽然我们经常见面,随时可以听取他关于编书的意见,但是,他有时仍然把一些想法写下来交给我,也许是怕过后会忘记。下面就是先生在一次出差前留给我的一封信,当时我兼《现代卷》主编,所写内容即关于如何编撰当代卷的问题。

  福星同志:

  现在美术领域资料丰富,我们也生活在这种变化万端、有时难免感到困惑的现象之中,编撰这一卷既要充分占有资料,又要保持头脑清醒,将来做得出比较准确的判断,难度实在不小。

  面对同一研究对象,一定会因各人的观点不同,而产生分析角度以至判断的对立。谁是谁非的问题非常复杂,作为当代卷的主编所处地位,未必比法庭上的主持者轻快多少。原告、被告的代理人的态度与观点的分歧一定难免,面对这种分歧,且不说我当法官,即使当个陪审员也不免有应接不暇的为难。

  既然接近交稿,又要像断案的备忘录或什么白皮书那么经得起挑剔,难度不小。在这样紧迫的情势之下,怎样做好调兵遣将,为人可靠的运粮官或先锋官以至掌管信息的人员,而且充分发挥他们愿起的积极作用,务希抓紧与随时检阅,以免在打印稿给专家讨论时出现大返工等麻烦问题。

  …………

  王朝闻1993年3月31日②

  可惜由于多种原因,原定的《现代卷》和《当代卷》中途取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也正是朝闻先生当初所担心的,“因各人的观点不同,而产生分析角度以至判断的对立”。研究的对象距离我们太近,没有时空距离,撰写者“身在此山中”,难于识得“庐山真面目”。已经出版的12卷本《中国美术史》所论述的是从史前到清末(1911年)中国美术的历史,实为一部中国古代美术史。朝闻先生生前曾经几次说过,待以后条件成熟,要把后面的几卷补齐。如今,从2000年该书第一版至今已经过去了16个年头,我们对于近百年中国美术的认识和判断愈来愈加接近。补写后三卷《20世纪美术》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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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中国美术史》以外,我还曾经协助朝闻先生主编了《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一部颇具规模的14卷本资料性图书。该书以资料收集丰富兼及各门类学术研究成果,并采用器物功能分类方法见长,获首届中国社科基金一等奖。我主编的系列学术著作和图书有《美术学文库》《中西美术比较十书》《中国民间美术基础理论丛书》《中国当代美术系列》《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辨书系·美术卷》等十几种。主编这些丛书都没有像主编美术史花费那么大的功夫,但在策划、创意以及选邀作者方面却也费了一些心力。1985年秋天,我和同事创办了《美术观察》(我在2001年退出,后继者办得更有声色),2012年又主编《中国画学刊》。这两个刊物都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主编学刊,同我曾经主编丛书的经历可能有某种内在联系,或许背后隐藏了某种编辑情结在。编学刊和编丛书固然不尽相同,但二者具有共同性。

  编书或编刊,首要的是确定其选题、定位和主导思想,要使之贴近现实,甚至介入现实。所编书、刊应该是“应运而生”从而适应现实的需求;其次,编辑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研究选题,研究现实,研究表现的方式和技巧,研究所编书、刊的个性等,而且学刊不能以一个面孔一以贯之,要与时俱进,不断出新;再次,编辑者既要旗帜鲜明又具有学术度量,包容并适应一定范围不同层面作者、读者的观点和需求;还有,作为编辑主体,已经被推上一个开放的平台,接受相关专业领域和更大读者群体的关注和督察,从而,应该保持与读者的互动,等等。总之,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是同现实联系更为紧密、接受者较为普遍,并引入互动成分(尤其编刊)的一种职业和学问,其所凭借的媒体形式多是在近代兴起的,从而使之带有了某种现代的成分和性质。

  某种专业的编辑工作,其实是这种专业同相关媒体交叉、结合的活动,所以,相应的知识和学问,除了该专业之外,还包括相关形式的媒体赖以存在的传播学的成分。近些年来,数字化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对于纸媒给予了强有力的冲击,从而,编辑的性质和相应的知识技能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编辑之学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编辑之学,是一种较为通行和接近应用的学问。这在传统的治学观点看来,或有应时、浅近,甚至流俗之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任何一种学问——凡称得上学问的,其本身不存在高下、难易、雅俗之别,其优劣的差异当取决于治学主体的功力和水平,从而视其把学问做到何种程度。不论是纯粹思辨的或远离民生的一类,还是经世致用能见实效的一类,都为人类社会所需,只有学问性质、特点的区别,无须以类别臧否。不论是应时、浅近,甚至流俗之嫌,还是失之谈玄、艰涩,以至陈腐,都不足取,它们是治学中两个相对的偏颇的指向。

  本文回忆了多年前协助朝闻先生编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些往事,间或写下一些关于编书与治学的感悟。古稀之年忆旧,感慨系之,更增添对于先师的无限感激与怀念之情。奈何文体无行,望读者见谅。


2016年7月22日·于京东颐园


  注释:

  ① 参见《王朝文集·书信——题词选》(第21卷)中有关内容。《王朝文集·书信——题词选》(第2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同上书,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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