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蛮与鲁迅

康乐

    父亲胡蛮原名王钧初，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因左联工作特别是因左翼美术宣传工作与鲁迅先生保持着联系。在与鲁迅交往中他使用过王洪、王弘、王凡等笔名。

    一九二九年秋季起胡蛮在国立艺术学院任助教并在北师艺术专科作西画教员。受日本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他参加了“青年文艺家学会”，为“左联”刊物《转换》画封面，为《展望》刊物写文章。他组织过“画工同盟”配合进步文艺刊物作封面插图和革命主题的绘画并读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文艺书籍，讨论国内外时事。三零年冬，他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作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美术之历史的发展》等讲演。三一年八月起，他从事左翼革命文艺活动编辑了《世界日报》的《艺术周刊》并在上面发表有关美术问题的革命文章。三二年春，胡蛮任“美联”常委并任左翼文化总同盟执委，革命活动是学习马列主义和抗日反帝，拥护苏区和反对蒋介石。受“文总”指示他为反对统治阶级写作了《辩证法的美学十讲》、《中国美术的演变》等专著并把马列论点运用到有关美术问题的文章上。胡蛮就在上述背景下开始了与鲁迅的往来。

    关于与鲁迅的联系胡蛮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八日日记中论其《孟姜女哭长城》一画时说：近日仍然想把我于一九三二年创作的油画《孟姜女哭长城》改为水粉画重作一下。根据鲁迅的意见，把孟姜女的形象改得朴素些。服装应再查考。

    一九三三年春，方、吉抗日起义时，胡蛮参加了平津艺术界募捐展览会的工作。他曾多次与鲁迅先生有着书信往来。，他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日记中谈到：“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我和鲁迅先生已有左翼文艺活动联系。我的绘画和文章、活动多系反映抗日、反帝、反蒋拥苏”。他在自传中亦回忆到：“在一九三三年底和三四年初由上海鲁迅、宋庆龄介绍我认识了来北平的“马来反战调查团”代表，帮助他们征集革命美术作品带到法国巴黎，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举行了“中国革命美术展览会”，作品有数十件。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有许多木刻作品由鲁迅征集。这次展览会，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发表了介绍文章。我们接到了来信得到了好评和鼓励”。

    胡蛮在记录与鲁迅先生的往来时还曾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日记中提及：“收到人民美术出版社赠《鲁迅美术活动年表》（王明候编）内有：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二日得王钧初木刻贺年片四枚。”

    鲁迅谈及与胡蛮关系时曾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日记中记有：“王钧初来并赠《读（呐喊）图》一幅”。

   他还在八月十三日日记中记有：“晚王钧初、姚星农来。”此后鲁迅又曾于当年八月二十五日、九月一日、六日、二十六日、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三日、和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及三六年二月二日、七日、八月十九日、九月二十四日日记中多次提到他与胡蛮的往来。

    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鲁迅书信集》下卷第869页至944页内容看，鲁迅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六日至三六年二月九日给姚克的四封信中也记录有胡蛮赴苏前后与其往来的情景，并在信中称胡蛮为王先生或王君。

胡蛮回忆与鲁迅先生会面情景时还曾于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在日记中写到：我当时是于七月间到上海去的。记得我住在法租界姚克（莘农）处。他同我去见史沫特莱女士。我和“史女士”同去见鲁迅先生。这样，我第一次会见了鲁迅先生。他嘱我：可住姚处，但不要多出门，上海的“狗”很多。在我送给鲁迅先生以《读呐喊图》以前，听“史女士”说：鲁迅先生的生日就在八月间。因此我要为鲁迅先生祝寿，就作了这幅油画。《鲁迅日记》中没有记赠画以前我和“史女士”同去访他的事，而在日记上是从赠画之日开始提到我的。我感想到，要有作品。作品是最重要的。

    胡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日记中记录他与鲁迅二弟周建人相遇谈及鲁迅时说：早，到达杭州。上午，到西冷印社参观。正要为公家购买一些拓片时，我看见周建人先生偕其夫人并有一位中年人随行。也来看玻璃柜中的各种图章。……我对周先生说：我就是王钧初，现在叫胡蛮，从前在鲁迅家里与周先生见过几次。我热情地和周先生握手。他说：我们在鲁迅家里见过。……

    胡蛮还曾于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日记中回忆与鲁迅见面时的情景说：上午，参观鲁迅纪念馆（在虹口公园）。由一位罗同志（女馆员）向导并作说明。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和绍兴鲁迅纪念馆内容大致相同。在纪念馆休息室和负责同志，一位姓张的同志谈了一会儿。向他谈了由许广平先生把鲁迅先生送我的一部《北平笺谱》留给苏联的事。……后仍由罗同志带我们去参拜鲁迅先生墓（墓由万国公墓迁到虹口公园内，1950年）。我在墓前默悼（树村为我摄影留念）。我并在鲁迅铜像前留影（是萧传玖塑造）。然后，罗同志带我们去访问鲁迅先生故居（原虹口山阴路东“大陆新村”）。

    进到9号“鲁迅故居”（门口有郭沫若先生题字），我又到了鲁迅先生的客厅。我回忆起一九三五年夏天（即二十八年前）我在鲁迅先生家屡次去谈话时的情形。我告诉馆员同志和树村同志，先生在教导、培养青年时是如何的热情。他曾把他收藏的珂尔维支的版画全部，用两手一张一张地拿给我看，同时作了口头说明。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指着客厅的方桌正面的那张椅子说：鲁迅先生当时就常常坐在这张椅子上。第一次是史沫特莱也同来的（在《鲁迅日记》上记的我当时的名字是王钧初）。左壁墙上挂一张木刻，作者待考。在客厅右边靠墙书柜上有一张菊花（油画写生，可能是日本朋友送的）和我画的油画《呐喊的读者》（画一个青年正在读《呐喊》，给左右两个工农劳动者听）。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八年了，我当时用的是金城工艺用品社的油画颜料，色彩已很暗。馆员说：过去参观的人问这张画的内容意思是什么和是谁画的，问的人很多。我说：过去，鲁迅故居开放以后我曾经写过复信给你们作了一些说明，并写了鲁迅先生介绍我到苏联的情况和我的工作情况。（父亲曾对我回忆说：当时鲁迅先生介绍信是写给在苏联的萧三同志的。评价内容主要有三点：1.王钧初为人正直。2.有工作能力。3.作品受到好评。）客厅书柜里的书当时放的是日本文学家《武者小路写实全集》，现在是世界文学（1936）。接着我们上了二楼鲁迅的卧室。他的写字桌子并不讲求，用具也很朴素。在床边靠墙处有一个装海婴的玩具的柜子。鲁迅当时曾在这个桌子上写了许多战斗文章。在桌子旁有一个书柜，有些古书和分开包着的书。（在过道旁一间小屋里放了一些旧箱子和药瓶子。）我们上了三楼，看了海婴住的房子。在过道旁有一间小屋，瞿秋白同志曾在这里做地下工作。因为时间不多，我们便匆匆与馆员同志们告别。我当时在鲁迅故居门口又回忆到我当时和鲁迅先生分别时候的情景。当时鲁迅先生送我到门口（许广平先生带着海婴也出来相送）。鲁迅先生说：“再见”。我也说：“再见”。我想不到后来竟成了永诀。

    鲁迅先生去世后，胡蛮曾多次写过文章纪念他。例如：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学习鲁迅的美术思想》一书中曾发表过胡蛮以笔名苦力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所著《鲁迅的美术活动》一文。

    又如：《大众文艺》曾于一九四零年八月十五日在其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过胡蛮所著《鲁迅在生活着》一文。该期刊还曾于同年十月十五日在其第二卷第一期上又发表了胡蛮所著《鲁迅的最新痛苦》一文。

    再如：《鲁迅研究丛刊》曾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发表过胡蛮的《鲁迅的艺术活动》一文。

    此外《解放日报》曾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发表过胡蛮的《纪念鲁迅》一文。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曾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发表过胡蛮以笔名祜曼所著《纪念鲁迅，继续发展版画艺术》一文。

    再者《新美术》及《新民日报》还于建国初期发表过胡蛮所著《鲁迅与新美术》一文。

    最近从胡蛮手稿中还发现有他曾于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所作《答上海鲁迅博物馆——三人读呐喊图》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