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蛮和他的《中国美术史》

康乐

    我父亲胡蛮一九三九年二月由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批准从苏联回国，和几位留苏的中国青年生从莫斯科经过新疆，又和萧三、赵毅敏等同志会合再经兰州和西安，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底到达延安。

    胡蛮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初，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担任教员。此后直到四六年三月鲁艺结束工作，他主要在美术系研究并编写中国美术史、美术运动史、西方美术史和苏联美术介绍的教材，还作美术创作的研究和作品批评介绍的工作，并且写完了《中国美术史》初稿（一九四零年完稿），新华书店四二年排版，四六年出版。此书也是由为美术系逐年讲授写的教材汇编而成，后由吉林书店、上海群艺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翻印。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我国第一部用马列主义观点写成的《中国美术史》又由胡蛮补充了第十二章，新写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新中国的美术（一九五二年），并多次有不同版本发行，此书又是我国建国初期乃至文革前的美术理论专业教科书。

    对于《中国美术史》一书的缺陷父亲生前曾多次对我表示说：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写作缺少素材，大不同于新中国有了那么多新的考古发现，为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他表示一定要重新改写《中国美术史》。此外他还表示：《中国美术史》的早期写作也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情况，在延安当时的条件和革命背景下也不允许他提倡山水、花鸟画。正如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出席全国文代会国画小组会时胡蛮在发言中指出的：民族遗产问题是共产党、毛主席提出来的。在“左翼”时代鲁迅曾提出过具体办法，如连环画、年画等。在抗战初期，我们又提出了民族形式问题。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方向、面向工、农、兵、与群众结合是正确的，批判地接收历史遗产。可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上做得还不够，过去在农村条件很差，资料少、人力少。如我所参加的一些工作，《中国美术史》就有很多缺点，经俞剑华、姜丹书、启功等先生提出了宝贵意见,我就都修改了。昨天老先生们的发言，我从中也得到了很多益处。

    胡蛮于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下午曾研究了川大徐嘉龄评《中国美术史》文章，并作了复信由美协转其本人。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七日晚，胡蛮在中宣部听郭小川同志传达中央财经会议陈云同志的报告（关于粮食问题和商业问题）。散会时，听王朝闻说最近接到一些对胡蛮写的《中国美术史》的意见（文章），拟召开座谈会讨论。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下午，北京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曾平同志在传达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关于毛主席为戏剧会演题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时说有些人把它弄颠倒了。少奇同志说：应当先是百花齐放，然后是推陈出新。对此胡蛮表示：过去在《中国美术史》第十二章第三节曾引用过，但也弄颠倒了。他说：我在1954年10月市文代大会美术组根据周扬同志在报告时的指示，曾做过自我检讨。拟在最近写文章时，顺便再提出自我批评。在可能再版时，把引语颠倒过来。我的理解：发展各种形式的新内容的创作。

    对于《中国美术史》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负责人的蔡若虹同志曾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下午美协开会时谈到对胡蛮的《中国美术史》，美术编辑部收到一些批评稿件，即将陆续发表，请准备。胡蛮回答说：本来早想写一自我批判，最近还想写，但很少有时间，开会太多。如写出时请发表。若虹会后又谈：不要因人批评，有些话难听而激动，有些可不理，对的还要坚持。愿写反批评也可，不写也可以……。在此期间，胡蛮于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晚阅读了《美术》本期拟发表讨论其过去著的《中国美术史》的两篇文章：一篇为刘纲纪著《一本用庸俗社会学观点写成的中国美术史》，批判说该书受了佛里契的影响，缺乏科学的诚实性和严谨性。另一篇为李行百著《对中国美术史（增订本）的几点意见》，批判其观点不够正确，看问题片面，治学方法有问题。主要缺点是没有阐明我国古典美术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此胡蛮曾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九日下午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开会时初步表示对《中国美术史》批判。拟写自我批判文章。（对民族遗产重视不够，偏重内容，而对历史唯物主义掌握不熟，发生偏差。）要求美术领导在重视民族遗产问题上自我批判。此后胡蛮认真研究了佛里契《艺术的社会意义》并看了刘纲纪批判其写的《中国美术史》。认为文章主要抓住了他的缺点是对国画技法不科学，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看法进行了批评。胡蛮认为：“他的意见是有一部分道理的，但是它阉割了国画内容，而只看技巧。这样分析是不全面的。说我是从佛里契学来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恰好相反，佛里契正是形式主义者，佛不只否定技法遗产，而且断割历史，而和我无丝毫共同之点。我发挥的批判地接受遗产的优点（缺点是介绍艺术技法不够、评价不够，但未全部否定）。我主张吸收外来艺术，补充我国遗产的缺点。在民族艺术、民间艺术基础上，创作新的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艺术。而列宁的反映论和两条道路的文化发展和毛主席艺术为政治服务和吸收其民主精粹剔出其封建糟粕，都是着重指的文化内涵而言。内容是第一性的，形式是第二性的。偏重一面，都是片面地看问题。”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李续纲到文化局谈开辟北海公园房屋为美术展馆后也曾对胡蛮谈到最近对胡的“空气”不好。美工室干部萧肃回室亦谈到：看到了《美术》上对胡蛮写的《中国美术史》的批评。对第一篇他表示：“很气愤”。并认为：只强调缺点，对优点一字不提。应如何才对，他一点也不说。那篇文章不能说服人。应给他以反批评。

    一九五六年八月七日上午，美术编辑部华夏来电话说，已排到八月号的我父亲文章因临时又有国画展观众意见，不得不先发表，故将文章延至九月号发表。父亲说：不同意抽出延期，认为可抽减插图，同时发表。父亲不同意编辑部这种办法。只先发表人家攻击他的片面文章，采用消极的对待办法。对他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整理遗产的文章却故意压下去。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日北京市美术干部古一舟与胡蛮提到《中国美术史》被批评的文章。他主张：我们应有讨论，认为父亲应写文章。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胡蛮看了《美术》十月号要目，有批评过去他写的《中国美术史》的三篇文章。父亲认为本期为纪念鲁迅专号，同时发表批评他的著作的文章。其意义可能是他非什么“正统”或者在这期发表才是时候。他还听主编力羣同志说：批评文章已经登完了。可能是要他写文章自我批判的意思。父亲的看法是准备读完他们的文章后再写。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父亲继续思考美术史研究工作自我批判的问题。准备把他的文章题目定为《论艺术实践与接受遗产的关系》。自我批判的要点主要是过去其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学习得不够好。对遗产认识不够、评价不够。把四、五月间他在文化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的发言提纲加以充实、加以发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胡蛮写文章自我批判轻视遗产。文章重点是对过去他在马列主义和方针政策方面进行自我批评。关于对美术史问题讨论问题的文章，暂不写反批评文章。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胡蛮阅读了《美术》第七期张鹤云《论花鸟画的徐黄二体》。作者认为胡蛮在美术史上的看法“不科学”。胡蛮则认为张鹤云不辨“徐黄异体”。父亲查阅了许多材料，认为过去写的不够精确，引证也不够，但大体上是经过一些研究的。是经过作品和文献对照的研究的。因而才初步简明地明确了“徐黄异体”。其材料另有摘录以便专作细论。（认为张不懂墨骨法在南唐张僧繇时已经用过，宋有摹本）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午，艺师（大一）美术系学生马德春、侯喜玲、游从仁三位同志来访问胡蛮关于如何写作（编著）中国美术史的问题。他们提出：是否可把壁画作为主题来写？父亲表示意见，认为很好，但范围较窄。应以劳动人民的创造（美术创作）为主来写。关于写法：父亲提出要很好弄透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由现代往上写起。他们拿出了“五四”以来的美术史提纲，父亲看了一遍，并提了一些意见。他们问：写完五四以来阶段后，是否就可以从古代往下写？父亲的意见是：至少要先写从太平天国到五四的阶段。关于明清特别是清代美术是“衰落期”的观点还是带有厚古薄今的看法。为弄清这个问题，在太平天国一章以前，就写这个阶段，弄清这个问题也有好处。对各代学派、宗派问题也应弄清楚。写作品不着重对“大师”的介绍。他们要求父亲为他们的稿子提意见。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北京艺师（前来过一次的）三位同学又来谈些问题。问什么是统治阶级的艺术和什么是被压迫者的艺术？唐诗的内容应是阶级矛盾的反映，在敦煌壁画问题上如何解释？列宁的两种文化在中国古代美术上如何看法？父亲又根据列宁论托尔斯泰和马克思论巴尔扎克等经典著作给他们作了解答。对于敦煌画的分析和批判，指出应看画工和塑工如何表现佛教的教义和塑造形象的艺术；创造供养人和风俗画和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关系；艺术的价值，等等。胡蛮又讲：“我们是无神论者，反对宗教是肯定的。在介绍作品时，分析作品的主题内容，要指出它的反动性，但更重要的是指出它的艺术性。我们要考虑到：“越是反动的内容，越有艺术性的，对人民越有害”。父亲还认为：这个指是首先说的是对一切创作问题我们要除毒草。佛教（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对人民有害是肯定的。(现在中国人民崇拜佛教、迷信神鬼虽不很多，当然我们还是要破除迷信)问题是对艺术遗产的看法问题，如何批判地吸收。画工、塑工的作品是民间艺术，是劳动人民的创造。是伟大的艺术传统。不能因为他们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东西就认为是统治阶级的艺术而加以完全否定。佛教艺术内容有害，而其艺术和其表现方法可供参考，有艺术上的历史价值可供借鉴。民间艺术又是民族艺术的主要部分，我们对古典作品是应该珍视的……

    一九六零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胡蛮在西苑大旅社参加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北京代表团美术组讨论周扬同志报告。关于遗产的批判与继承作了发言。他说：借鉴不等于创作。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二者结合。在中国美术史上他对现实主义追求过现实主义作品，流民图等。未对上海的江行雪霁等倾向性作品深入分析。父亲还就其对浪漫主义作品缺少深入研究等，苛求古人、违反历史观作了检查。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下午，胡蛮在美研所参加学习会时对资料问题提了一些意见。因父亲接到“资料汇编”在美联左翼时期未提出他在中国美术史第十一章“中国的革命美术”一节，即建议应作补充。

    一九六二年三月九日下午，中国美术研究所召开支部小组会，宣读党中央关于团中央开会情况。讨论时，梁济海、朱丹的发言中都提到胡蛮对“甄别”的意见。他们对把美术史受到批评的问题当作反右运动的材料对待我父亲是不满的。父亲对北京市文联把他在大跃进运动中的交心材料当作斗争材料亦表示不满。

    我父亲胡蛮新中国成立后对其所著《中国美术史》受时代局限而存在的缺陷始终是有思想负担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曾在多次高层干部会上为此作过检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上午他在杭州西冷印社参观时曾与鲁迅先生二弟周建人相遇，谈到一九三五年彼此曾多次在鲁迅家交往后，又谈到了父亲的旧作《中国美术史》。父亲告诉三先生说：过去曾在延安写过一本《中国美术史》，有些错误，出版社印了很多，卖了很多。他们要我改改还要印。我不打算改了。周先生说：还是可以改的。听过周先生的话父亲也想到：过去上海文艺出版社写过信要他改一下还要印。他想在写完中国绘画批评史后，就抽空改它。而现在同时可以为修改它积蓄材料。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上午胡蛮到美研所开支部会。讨论内部工作和机构、思想问题、下去名单问题。朱丹同志谈：最近在文化部向领导方面提批评意见时候，金维诺同志提到了胡蛮过去在延安写的那本《中国美术史》是革命的。资料少，有缺点。但是《美术》月刊过去那样的批评，完全以否定态度是错误的。他说他们不同意那样搞法。

    父亲始终没有忘记修改他的《中国美术史》。文革后，他的工作条件变差，办公室也被受运动冲击的干部当作住宅占去。就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他并没有放弃重著中国美术史，去世前已完成了从古代到先秦部分的修改写作。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胡蛮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曾著有《中国美术的演变》和《辨证法的美学十讲》两部中国革命美术理论奠基之作，他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美术理论的贡献是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