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茫自洒英雄泪，不为凭栏忆故侯“

——近现代广东的独特禀赋

文｜李公明

近年来，在区域政治议题中，以“地区经验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实质上己远远超出区域性的局限，而成为全局发展趋向的某种预兆。以“广东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经验教训”为切入点，无疑是思考近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的重要路径之一。然而，兹事体大，学界时贤宏论在前，我只能略谈一点微末的浮思遐想而己。

【近现代史上广州最辉煌的年份】

身为广州人，如果问我近现代史上广州最辉煌的年份是哪一年，肯定会一时语塞。1926年，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第一次踏上远东的土地，第一个工作站就是广州。他在回忆录《民国采访战》中写道，1926年广州人的精神状态堪称“辉煌”。在广州的大事记上，这一年召开了国民党“二大”，发生“中山舰事件”，国民政府正式发动北伐，还发生了许多党争、社运、内政与外交等事件。阿班这样描述1926年广州人的印象：那是以思想与暴力作为并存主旋律的日子，许多广州人狂热地日夜争论、工作、叫喊、行动，既为了拯救中国也为了征服中国；合作与背叛同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反正在广州失败后就狼狈地连夜搭船下香港，几个礼拜后又施施然地在西关茶楼密谋着下一轮的政变。那时的上海人把“广东佬”的吵吵闹闹看作一场笑剧，认为他们总是瞎折腾，成不了什么事。只有这位美国记者坚信，这一年在广州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巨变的开端，他深深地被广州人狂热、紊乱的献身精神感染，同时为美国新闻界的无动于衷感到痛心。更有意味的是，当他目送着北伐的军队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顿时又怀疑自己的热情是否出于盲目。阿班所获得的这种强烈感受，在正统的广东近现代史中难觅踪影，但它所传递的讯息是非常宝贵的，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异质性”是思考近现代广东辉煌与挫折历史经验的关键词。

毫无疑问，广东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曾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天朝帝国的统治下，只有广州这一小块地方在一段时期内，是全国唯一合法的对外通商口岸。对一个封闭帝国而言，伴随对外商贸而来的必然是不一样的思想；中国近代的发轫，在某种角度上正可以说是以“异质性”的悄然生长为起始的。如果没有在广州为官的经历，林则徐不会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广州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泽书馆”，翻译外国书报，从此开创了近代中国官方主持译介西方文化、研究世界问题的先例。林则徐最后的命运悲剧，恰恰又在于“异质性”遭受的挫败——他虽对西方有所了解和渐有洞悉，却对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腐败官场无可奈何。林则徐在广东开启的道路虽仍然狭小与脆弱，毕竟是对近代中国的一大馈赠，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无论如何，广州因为对外开放而成为近代中国各种新思潮、新变革的发源地，是新思想的摇篮和实验场。

当然，“异质性”并非只起正面的作用，各种负面因素也有可能混杂其中；更不可忽视或有意回避的是，某些“异质性”更多地具有邪恶的性质。这一点，在洪秀全的身上无疑最为明显——掺合着叛逆的勇气、奇特的想象和荒唐的行为；用袁伟时老师的话来说，洪“是一个既愚昧又野心勃勃的乡下八股佬”（《缠斗：方生与未死》，线装书局2013年版）。关于太平天国，马克思曾经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中国记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异质性”也会在世运危殆、花果飘零之际呈现出辉煌的气质。《岭雅》是上世纪40年代末《广东日报》的文艺副刊，自1948年5月至1949年10月以每周一期连续出刊共71期，所刊均为文言文、古体诗词及联语。该书辑校者撰写的“前言”谈到的两个现象就非常值得思考。其一是在40年代末期，“文言衰势益甚，只剩岭南一隅之地，尚保留旧日诗文创作传统。这已是中国大陆旧文化的回光返照了”。《岭雅》的作者主要为粤籍人士，亦有部分寓粤的国学文化名宿，乃成一时诗文盛况。“回光返照”之语，正是对时代剧变下文化断裂前夕的准确摹写，如第70期主编傅静庵有诗句曰“岛天居住好，不抵陆沉优”（《雨中得小进丈自港寄书占四十字奉答》），故又成为现代岭南文化史上值得书写的一页。其二，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一批《岭雅》作者移居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他们组织诗社词社，参与各种雅集活动，出版个人诗词著作，发行文言诗文刊物，在学校乃至社会上举办讲座，教授古文和诗词创作，在这群热心的旧文化人的努力下，终于造成了港台地区五十年间旧体文学奇特的繁荣现象。从可贵的坚持到弥散海外的复生，广东文化得以一脉相承和发扬光大，这种现象甚至已远超文言体盛衰及新文化运动功过之问题。

【广州的底层文化与“知青偷渡潮”】

如果从“异质性”角度看广州的底层社会文化，也可以找到某种穿透时代的转折点，以更好地认识当代广东经验的开放性。而且，也可从中看出个体的生活经验是如何融汇到时代的宏大背景中去的。法国学者罗朗斯·丰丹曾谈到底层社会亚文化传播的政治性意义：1788年，一名公务员在给巴黎警官的信中写道：“可以观察到，大街小巷里公开传唱的歌曲给乌合之众提供消遣，并把自由的观念传播给他们，最卑鄙的无赖恶棍将自己视为第三等级而不再尊敬地位比他高的人。要扼杀掉这种独立精神，没有什么比对所有这些人进行严厉审查更加行之有效的了……”这让我想起在“文革”后期广州的中学生和草根社会普遍流行的“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那时候我们唱着从香港电台学来的粤语流行曲，较早地走出了狂热与盲从。说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却是实情：“文革”后期最早实行“用脚投票”的那些偷渡先驱者，几乎都是在广州的大街小巷里穿着“奇装异服”（那时候还不是牛仔裤）、弹着吉他、唱着港台流行曲的逃课学生、务农知青或社会青年（往往就是死活赖在城里、逃避务农者）。当年那些港台流行曲就像来自不同世界的教科书一样，培养出反叛与逃亡的选择和意志。

“文革”中广州知青的偷渡潮是一出悲壮历史活剧，铭刻着历史灾难与个人命运的双重变奏。自1970年开始，广州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知青偷渡潮。1971年，林彪的出逃事件以及传达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对广州的知青产生了很大震动。我读初中时，班上很多同学的哥哥都去偷渡，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一些偷渡的事情；后来我到从化县插队当知青，周围的知青也有不少人去偷渡。广州人把逃港称作“督卒”，这是借用下象棋的术语，十分生动传神——卒子往前就是过界河，而且只能向前不能回头。但“督卒”并不容易，根据一位当年曾数次偷渡的朋友介绍，当时主要有三条偷渡的路线，各有不同的危险性。一是中线，即在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的陆路翻越铁丝网过去，称作“网区”。我的这位朋友当年就亲自画过一张网区的地图，上面详细地标注出探照灯、哨岗的位置；类似的这些地图在知青中流传，很多人也把自己的心得写在上面。二是西线，大约是在今天深圳南头附近下水，几千米的水路。这条线也不容易，因为要到达这里已经很困难，而且水面上的民兵巡逻也很严。三是东线，即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有十多公里的水面，要乘自制的橡皮艇过去。与中、西线相比，东线的防守较松，很多人在中、西线失败后走东线而获得成功。但东线也很危险，因为这里海浪大，很多人淹死在这里，而且做橡皮艇是偷渡技术史中难度最大的。后来又有人爬火车，藏在往香港的货车中。但是这条线一要收买铁路的人才能爬上去，二是会被车厢中的货物压死，因为火车有时会急刹车。后来为了对付爬火车偷渡的人，火车司机往往故意来几次急刹车，到了香潜，卸车的工人常发现偷渡者的尸体。

总之，一部广州知青的偷渡史血泪斑斑，令人悲悯。据说在深圳有一片埋葬了不少偷渡知青的山岗，那些长眠者的家人恐怕也不一定会知道，很多葬身大海者的家人更是无处凭吊。当然，在悲壮正剧的幕间，还上演过一幕不无喜剧色彩的插曲。1974年的重阳节，广州爆发了大规模的“登白云山事件”。重阳登高，本来是中国人的习俗。在“文革”时期，这种习俗日被人们淡忘，但这一年的重阳节却出现了十几万人突然登白云山的事件。登山者几乎全部是知青，在沙河等通向白云山的路上，到处都是皮肤晒得黝黑的青年男女。据说在重阳节前夕，广州市悄悄流传着一段传说，说一个广州知青多次“督卒”失败后上到白云山散心。在一块大石上睡了一觉，梦中出现一皓首仙人，告诉他一条“督卒”路线。醒后，他依照指示，终于成功去了香港……因此“登高转运”的习俗与祈求神灵保佑偷渡成功就结合在一起，引发了这一事件。据说在这一天白云山的登高人潮中，到处都有人兜售所谓的“棋盘”，亦即偷渡香港的路线图。当天很多从山上下来的人被公安拦截，要登记所在单位和追问登山的原因。时至今日，重阳节有时还会使我想起当年那些知青，“遥知兄弟登高处”，不插茱萸买“棋盘”，那是民俗的异质性改造。

【勇于表达诉求的当代广州市民】

从历史现场回到当下生活，“异质性”的最大体现是广州市民勇于表达诉求现象的崛起。在过去的几年中，有众多声望卓著的有识之士与无数默默无闻的市民，共同敏锐地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并勇敢地为之奔走呼号，而南方的媒体以其专业精神与道德勇气为他们垒筑了一个个韧性的公共平台。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件都是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从保护粤语到保护“骑楼”和白云山，从旧城拆迁到垃圾焚烧，在一簇簇不断涌动的公共事件浪潮中闪耀着共同的精神亮点：作为普通市民、草根阶层，他们并不一定怀有多么远大的识见和多么崇高的献身精神，但他们都期待社会应该向好的方向发展、都认为政府应该尊重民众的意愿、都相信不公平与不正义的现象应该得到遏止，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只有每个市民的积极行动才是实现这些期待的根本之途。相对于内地不少城市沉寂的公共舆论状况，相对于固守着封闭管理意志的传统思维和麻木冷漠的小市民意识，这种广州独有的现象也无疑呈现出值得称道的“异质性”——而历史进步的希望恰好就在于这种“异质性”的生长壮大。

广州越秀山镇海楼的名联中有“倚栏看剑，泪洒英雄”之语，清末丘逢甲兵败广州所作《镇海楼》有云：“苍茫自洒英雄泪，不为凭栏忆故侯”。读者诸君若今日凭栏，无须再问故侯安在；俯仰苍茫之余，不妨思考近现代广东历史经验中的“异质性”，还看今朝，或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