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浙江山水画发展

任道斌

    我的故乡浙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四季分明，既无沙尘之暴，又无地震之灾;而北有波光粼粼的太湖，南有岩壑幽深的雁荡，东有浩瀚无垠的大海，西有古木苍翠的天目。石梁飞瀑于天台山，清流激湍于楠溪江。富春沙渚，江鸥翔集;严陵钓台，渔歌互答;兰溪两岸，山花烂漫;东钱湖畔，绿荫如盖。省城杭州更是秀甲东南，钱潮波澜令白居易魂牵梦萦，西湖山水让苏东坡乐不思蜀。

    江山如画必钟灵毓秀，自然之美育丹青妙趣。早在七千年前，河姆渡人刻有骨片凤纹;五千年前良渚先民雕下玉器兽图。千余年前王羲之畅饮会稽，挥毫写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六百年前黄公望隐居富阳，落墨绘就绝代长卷《富春山居图》。一百年前西泠印社成立于孤山之麓;八十年前国立艺术院诞生于西湖之滨。如今浙江既是中国的书画强省，更是高等美术教育的先锋;既是书画家的乐园，更是山水画家的圣地。

    如果说唐宋白居易、苏东坡两太守以诗词歌颂了江南，诗中有画;那么，当杭州成为南宋首都之后，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四画家则以丹青赞美了山水，画中有诗。特别是马远、夏圭笔下的手卷、扇面及小品，那淡淡的远山群峰，流布的烟岚水气，将西湖的绰约朦胧、空灵秀逸表露无遗，形成“马一角、夏半边”的艺风，以供“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皇家贵族清玩雅赏，歌舞升平。

    继马夏“宫廷趣味”之后，赵孟頫及黄公望、王蒙则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元代，将山水画导入“文人趣味”中，寄托超凡脱俗的清高与生不逢时的惆怅，表达对家乡与自由的热爱。赵孟頫《吴兴清远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王蒙《青弁隐居图》，成为他们“以画为寄”的代表。

    明初，“以画为生”的戴进重拾南宋遗风，更将“马一角、夏半边”用大轴展开，虚处略实之，供达官贵族堂屋装饰，并因技高一筹而被后世视为“浙派”。但所作博大有余而文雅不足，终被相继而起的“吴门派”、“松江派”文人、士大夫审美潮流所取代。浙江山水画家从此一蹶不振，并在“四僧”、“四王”、“海上画派”不断出新的进程中乏善可陈。

    然而浙江的自然山水却始终启发着明清大家的创作灵感，沈周两度入浙，绘有《浙中揽胜图》长卷，吐露“以画为娱”的逸士心境。董其昌十八次游杭，写下《三竺溪流图》等，宣泄“以画养生”的士大夫旨趣。清人石涛《余杭看山图》，充满了笔法恣纵的淋漓痛快;王原祁《西湖十景图卷》，散发出供乾隆皇帝清赏的祥和贵气。

    浙江山水画家的重新崛起，应得力于1928年蔡元培在杭州创立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在“美育代替宗教”的感召下，艺术院集天下英才而育之，有引领艺风之功，世称“学院派”，后又俗称“浙美派”、“国美派”等。在大气开放的学术环境中人才辈出，林风眠、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黄君璧、郑午昌、李可染、陆俨少、黎雄才等名家，灿若群星，皆出其里。而黄宾虹的夜山雨岭、李可染的逆光造境、陆俨少的勾云勾水，令人耳目一新。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美院山水画学风更盛，在许江院长倡导下，卓鹤君等教授与我合作，首创博士生培养，以“理艺通、中外通、古今通”为旨，成就斐然。何加林、林海钟等成为“以画为学”、“怀文抱质”的新生代主力，郑力、刘文洁还先后在全国美展中夺冠。

    环顾宇内，我始终认为当代浙江山水画家是同行中的翘楚。在迈向全球化的时代，他们自觉坚持中国画的优秀民族特色，崇尚学术高度。无论是林海钟的古拙空灵、张国民的苍润质朴，还是张捷的清雅冲穆、郑力的典雅高致，皆表现了古老水墨的肇自然之性，写胸中丘壑，具有畅神舒心、自娱娱人的生动气韵，营造出可游可居、可观可赏、可登可涉、可止可安的山水意境，表达依恋自然，热爱生活的朴实情怀，流露生逢其时，为祖国山河立传的喜悦。

    浙江山水画家的优秀作品，既有全局的气势，又有树石云水细节的关照，水墨氤氲，设色淡雅，书卷逸气，溢于楮间。厚积薄发，轻松自然。如孔仲起《浙江潮》、童中焘《积翠在太清》、卓鹤君《江南山水》、林海钟《天台国清讲寺雪霁图》、郑力《漱怡》、张国民《泰山八联屏》等，令人悦目赏心，澄怀观道，烟云供养，返朴归真。既体现画家天赋、功力、学养、阅历的四结合，又展示画家纯朴的古趣，从容淡定，和对真善美的孜孜追求，内涵文雅高尚。

    然而高雅的山水画其审美情趣是属于小众的，所谓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但它代表了民族雅文化的高度，是内秀的逸品，需静静地感悟，慢慢地品味，与喧闹的俗文化大相径庭。对仍处于发展中的我国而言，山水画更非大众的艺术，只有全民审美观的提升，方能进入千家万户。这需要假以时日，更要媒体的努力。钱报辟此专栏，令人欣慰，故撰短文以襄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