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研究方法论讨论及其他

陈振濂

讨论书法理论研究方法论问题，是当代书法研究成熟的表现。因为在一个方法论反省的目标中，我们很容易即能找出一个因果关系明确的循环演进过程：①理论依附于创作→②理论追求独立性格→③理论为自立而自省→④作为主要内容的方法论自省。可以说，没有这前三者作为“因”的不同层次的存在，后面的“果”就失去了价值与意义。

一九九四年可以说是方法论讨论最热闹的一年。不但有《中国书画报˙先锋论坛》《书法导报˙热点论辨》在有意倡导起这样一个主题讨论，并发表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而且还有几次研讨会也在方法论的讨论、论辨方面起到了非常明显的积极推动作用。乃至于有人在目前还提出这是个“学派”的时代——我在台湾讲学时，就有朋友告诉我，大陆有不少朋友认为我“好标榜学派”——这话听起来也许不无贬意，但我却更乐于从褒扬立场去理解。中国书论界过去有没有理论意义上的学派？没有。那么今天把它“标榜”出来，这就是从无到有，是进步。其次，体现理论的成熟的特征，不正是学派林立吗？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不也正是以一个个学派的活动作为标志吗？既如此，今天我们出现几个学派并各行其是，有何不妥？再次，我和一批朋友被指为是美学学派（或称思辨学派、或称书法学学派），虽然愧不敢当，但检验我们这些年来的足迹，是否在买空卖空、并无实际内容？亦不是，因为在理论研究上，我自信这批被指为“思辨学派”的朋友们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过去没有学派现在有，是进步，学派林立是学术民主、学术进步的标志，当然也是进步；至于某一学派能提出一些那怕是微薄的新成果，于整体的研究格局有益，当然更是进步，有此三者，谓为“好标榜学派”，不正是在赞美我们的努力卓有成效吗？

从目前的学术格局上说，思辨学派是相对于考据学派而言的。但这并不能就表明我们是反对考据的。众所周知，考据是一件极辛苦、极寂寞的工作，我也发表过十来篇考据文章（大多限于篆刻），深知此中甘苦。因此，如一九九四年北京中日书法史论交流会；一九九四年九月常熟中国书法史研讨会，有的甚至是清一色的考据文章，我不但不觉得有问题，而且还很关心其间的成果，因为我深知这是学问的第一步。有时它正是学问深化的保障、即使是注重思辨，尚无句读、注释、考订功夫，这思辨也无从谈起。对于号称思辨却连基本文献都未能掌握的现象，我比谁都不以为然。只要稍有常识与良知，我相信哪个学者都是取这种态度的。

目前思辨学派已初步形成，考据学派也已颇有规模。两种不同学派的出现，是推动书学研究的大好事。但我总希望不要互相贬低、彼此指责。而应该和平共处。这就需要我们理论家们有宽阔的胸襟，有容纳异己的度量。过去我们在讨论书学研究方法论时，也常常有个别理论家在用有色眼睛看我们：以为我们是在贬低考据抬高思辨，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讨论的目的是在于分清考据与思辨的不同功能与不同类属。比如是属于文献整理还是属于理论构架，是属于文史功夫还是属于艺术思维，只是想分清它们之间的异同而并不是在分高低优劣。但在专长考据的学者看来，指考据是属于文史的、文献的立场，似乎有意在排斥它贬低它，这就大有问题了。为此，许多原来很要好的考据朋友也来信提出异议，使我感到十分困惑。而我从中还深切感受到的一种遗憾，还在于在其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非此即彼，非好即坏：因为你说考据是文史的而不是艺术理论本身的，因此你就是在贬低考据。因为你认为思辨是艺术理论构架的，因此你就一定是在借此抬高自己……听了这样的话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种“斗争”心态，说此为优就一定是说彼为劣呢？

商场上有一句名言：高明的商人是让双方都成为燕赢家。我虽未敢自称高明，但我着实希望思辨与考据两个学派在当代书论格局中各领风骚，都成为“赢家”。过去书论并未有思辨学派，现在有了，而且茁壮成长，是好事，过去书论有考据方法，现在演变成学派，也是日趋成熟，有发展，更是好事。至于从书法学学科研究立场上去区别考据与思辨的不同性质

不同所属，只是在作区分异同的类属事实判断而不是在做区别优劣的去取价值判渐，倘若有同行非要这样去理解，要么是没有能力作这两种不同的把握，要么就是心胸还不够开阔、沉不住气而流于意气用事，但我想：非要抱一个只准自己赢不准别人赢的心态已够有问题了，而希望双方都赢也还不是最佳状态——如果不计赢输，各尽其能，将本学派的魅力发挥到极致，这不更有助于学术进步？更以我本人而言：有水赉佑、曹宝麟、丛文俊这样搞文献、搞考据的朋友，同时又有搞思辨的如姜澄清、陈方既、周俊杰这样一批朋友，交相辉映，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

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过这样一种见解：目前的学术太混乱，这样下去，理论没法搞了。我听了以后颇感到有些悲哀。因为以我看，目前的书法理论正是百家争鸣的昌盛时代。既然要学术民主，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混乱；但这不可怕，慢慢沙汰，自然就会消除这种混乱，但又必然会引出另一层面上的新的“混乱”，学术的发展与进步，正是在这混乱、沙汰、再混乱、再沙汰的过程中取得的。在学术上搞大一统，唯我独尊有什么好？倘若目前这样的“混乱”，竟会至于理论“没法搞了”，这理论的生命力也太弱了。但我不赞成这种自视孤高又太过脆弱的理论意识。我认为真正的理论应该是大众的、蓬勃向上的。无论是搞文献、考证还是搞思辨构架，都应该是大众（当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人数多寡的“大众”概念）所乐于接纳的——未听说过接受美学的一个原理吗？没有大众接受屏幕的作品几乎不能算是作品，未被读者接受过的文本几乎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国际歌》不早就教过我们该如何做了吗？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于中国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