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域、核心概念与话语谱系

郑工

                         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

                         非基于同质的（homogeneous）、空洞的时间，

                         而这时间则被当下的存在所充满。

                                                ——W. 本雅明[1]

    谱系学亦称“历史编撰学”，其出发点是解释性的，且是时下的，力求建立一种语境式的批评实践，突出“此时此地性”。在这样一种解释过程中，通过文献的查证，特别是通过与某一观点相关的文献资料，对证某一思潮或观念的思想来源及其表现形式，但不陷入观念史的写作方式，不一味寻求关于“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的解释，而像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那样去证实所有知识的客观性，或者也看到话语背后的权力问题。不过，福柯的批判还不能让我们完全进入一个无意义的结构框架，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说，应该让每一个事件“根据自身的情境得到彻头彻尾的说明”[2]——这就是以个人话语为基点建立历史阐释的根本原因。与个人话语相关的思想类型，可能涉及哈贝马斯所谓的“派性”原则，提出各种思潮或各个派系的规范性基础。中国现代美术思潮史的写作，就是探讨中国美术的“现代”问题，其中有许多观点都是相对应的存在，我们难以消除相对主义的说法。作为思想者或论辩中的思考者，总以为在探讨真理，但谁能断言真理？真理不再停留于“言”，而在“行”中体现，体现为真理的视角。

    中国现代美术思潮史的写作资料，主要是历次的美术论辩，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冲突的论争，也包括那些隐含的对立的观点之陈述。思想是流动的，而思潮则是激荡的。我们不可能用一种论辩性的话语去讨论各种论辩。或者说，在各种思潮的涌动中，论辩性的话语自身就带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及强烈的批判性。因此，作为叙述主体就应该尽量避免介入，而让对象话语自行构成一个个“陷阱”，吸附知识。

一、  个人话语与零散结构

    无论如何，所有人物的观点及其话语都依附于各个思潮而动。思潮具有一种覆盖力，同时吸纳相应的话语，但现代中国的话语总是飘零的，与思想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因为话语不再是自身思想的产物，而多是一种“移植”状态。譬如“五四”之后，新时期之后，西方各种主义的话语席卷而来，翻译如潮，外来词铺天盖地，新概念层出不穷——形成特有的“五四现象”和“后‘文革’现象”。但我们发现，那些词语或概念本应有相关的思想内涵，一旦进入中国的学术界，在读解、转译、运用以至流传过程中，词义之间不可避免地被剥离，甚而重释或借用、误用，以至延误成习。

    个体是话语的实践者，或者说每个人对话语的使用都具有一种隐秘的操纵手段，在社会的舆论空间中构成权力游戏。因此，就是学术话语也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不再探求真理，有时甚至沦为诡辩的工具，任人支使，听命于时势，假借真理之名掩盖其虚假性、相对性和临时性。绝对的真理被这种话语悬置了，总体性的叙述也被零碎化了。有了真理的借口，某个人或某个利益集团都可以操纵同一话语，达到不同的利益诉求，其最为显著的就是“革命”话语、“科学”话语、“民主”话语、“民族”话语、“大众”话语、“现代”话语。所以，当我们接触到中国现代美术的种种论述，就会被话语所迷惑，看到一片漂浮于面的外观。我们艰难地寻找话语与思想的联系，不自觉间（许是客观使然），还是回到“人物”上。因为只有在一些代表性的人物话语中，可以集中地深入地讨论一些问题，或者说，这些人物在不同的时期均不同程度地介入各种论争，形成一家或一派的主张。譬如鲁迅，就很集中地说明了三四十年代中国左翼美术话语的形成过程；而王朝闻，又集中地体现了五六十年代“现代中国”美术话语的形成过程。无论“左倾”或“右倾”的话语，因其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在结构上均具有一种内在的整合力；而自由一派，其思想的个性更为突出，更为多元，相对离析，如吕瀓、陈师曾、黄宾虹、丰子恺、俞剑华等，以及“后‘文革’时期”各个出场的人物。

    表面上看，许多话语是冲突的，矛盾的，也是零散的。但正是这种零散性使个人的话语具有一种扩张力，将思想的触角深入社会网络，同时以“人物”为主，又增加了一种局部的凝聚力，形成“派性”，并让人从另一角度去看穿“派性”。人物的话语叙述带出了“门派”观念，以至与思潮衔接，体现不同的观念形态和价值取向，这似乎还是一种离散的结构，实不以为然。语境式的有派性的原则将规范隐蔽了，但毕竟还是存在。各个人物之间的活动并不孤立、隔阂，其思想观念之间也不缺少联系，只不过强调差异性而已。美术的“现代”问题是由“美术革命”提起，从而传统的艺术本质遭到质疑，“现实的、物质的、具体的、描述的”替代了“意念的、精神的、抽象的、概念的”，表象替代了本质，差异性替代了同一性。在西方，促使形而上学转向的是尼采（Friedrieh Nietzsche，1844-1900年），他将真理的绝对性让位于相对论；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也正是尼采吸引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反思现代性。人们不再为虚幻的本质问题所诱惑，开始祛魅，并以相对主义为基础的平面化的思维差异系统，取代以绝对理念而建构的多层次的逻辑体系。这时，细节活跃起来，并得以充分展开，并出现“分层”现象——每一层面都蕴含自己特有的分割与断裂，形成思潮内部的动荡，如写作鲁迅，主要就在于他与“左联”某些人物在思想上的断裂；而在中国现代美术思潮的书写结构上，事件的连续性和最终形成的整体意义被“层次”问题和“类型序列”所取代——书写者转而考虑的是各层次中的关系系统，如，等级关系——支配或重叠、单一决定或互为因果，建立“序列中的序列”（即“范围”）[3]和关系类型。所谓的“论辩”，所谓的“问题”意识，也就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生发，“概念”常常发生位移或转换。没有问题，就没有争论；没有争论，就无所谓思想的灿烂。但这里还有因果关系，不存在纯粹的无目的的“嬉戏”。

    个人话语的零散化是由理论转换中的割裂所致。尽管存有“派性”，但叙述中的单位并不可能为“团体”或“流派”，而可能只是对象一篇文章（的结构）或几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片断。

二、  隐蔽主体与叙事功能

    文本的多元结构已昭示着写作主体不再是前场的表演者。写作主体的退让和隐蔽，为的是让叙述对象的主体登场，同时也给予词语以主体性的位置。因此，前场的表演者只是叙述对象和独立的具有重量、密度和土壤的词语（指词语本身的物理属性、内在质量及其生成）——由这两者可以完成中国现代美术思潮的叙事功能。

    陈述思潮以及论辩的过程，总被各种词语所纠缠。我们要抓住概念，把握词语，但又不能完全地斩除其人为（尤其是叙述对象之所为）的外在指向。它有一个如何呈现的问题，又有一个自身的生成轨迹，会排出指令、脱离管制，不借助文本的运作机制和“再现”的力量，而趋向符号帝国。文本的叙事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本性，让文本的实际存在成为其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对象的话语，或引用或转述或在注释中连接相应的话语，让文本自辨，让陈述中的话语也构成一种知识对象，供人探究。故而写作主体的任务在于认真地辨认对象话语中种种字词、概念的差异，注意重复使用的现象。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尽量减少写作主体对对象话语操控中的盲点，但主体依然还在分类、挑选和清理着对象话语。其实，福柯的“人之死”，亦不过指纯粹的、抽象的、超越具体条件之上的人或主体观念之不复存在。面对“中国现代美术思潮”这样一种研究对象，主体不可能完全退却，也不可能完全成为语言的功能（不排除部分存在的可能性）。在作者的写作实践中，还应将阅读置于首位，主体还是认知的，对象的话语还是在主体之处汇集，以分析但不作判断，不以主体构成唯一的焦点，其叙事功能是对象性的而不是主体性。写作者承认对象话语存在的正当性，并努力寻找正当性的依据，为其提供一个外围的空间，包含着各种衔接和促动的环节。同时，写作主体也被刻写在自身的词语之中。

    在话语的主题叙事与历史阶段论的结构性选择中，本文偏向前者。因为论辩话语往往是片断式，有时出乎意料——个人话语进入公众领域后激起的反响，不是都能预见的，何况还有背后所运行的权力机制。对话语的揣测、试探与臆断，会构成各种不同的反响。一个话题也会断断续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提及或被忘却。思潮是有起伏的，也有势头，顺流而下，但在历史的河床内，在话语的流程中，我们如何测绘？如何编撰？线性的阶段式的整体叙述显然不是方法，而采用束状结构，则重在主题叙事。这样，既解构了主流话语，也保留了叙事流程，在主流之外，拾取边缘体、沉默体和异质物，注意“机遇”和偶然的生发，喧哗而骚动。我们知道，无论如何努力，主体的价值判断都不可能彻底消除，不可能不“省略”某些材料，也不能让话语陷入麻木和灰暗。主体的意图总和对象的话语交织在一起，个人和社会总是通过各种思潮发生关联。

三、   价值中立与知识证明

    知识，有总体性知识和局部知识之分。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年）将总体性知识称之为元叙事，而局部知识不谈共识、绝对真理和普遍性，不再依赖统一的标准、原理或规则，只要求不间断地质疑、实验与创新。所谓“科学”就是破除“迷信”，它要求不断地分析，不断地规范，不断地激励任何一种异质性事物的产生，不断引发知识“爆炸”，并为一切知识提供各自的明证。在思想界，人文知识是否也呈现出“科学化”的倾向？就状态而言，论辩的知识就是局部的知识，因其范型不一，特别是那些少数话语——不可通约的少数派知识，不能压制，无法漠视，且在与权力话语的对抗中，愈发显示其思想的活力。

    对抗性话语的背后都有其价值观，体现出不同的思想来源。作为历史的编撰者，任何一种价值取向都会干扰对事实材料的选取方式，产生不自觉的不经意的忽略或构成话语的遮蔽。谱系学的目标，是无价值判断吗？所谓的客观主义很容易引向绝对真理论，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相接近。其实不然。就福柯而言，从来没有认为知识是公正的、客观的与不偏不倚的，它是权力的产物。而福柯的谱系学只是“以知识意志所特有的不公正摧毁认识主体”[4]。真理并不涵盖一切，真理是有所牺牲的。我们通常都称真理为相对的局部的，它比绝对真理更为真实。谱系学的解释是一种透视法，关注到言说者的话语立场和利益因素，而这些都是相对应而产生的。正因为谱系学的这种相对主义素质，面对知识的态度，才让知识本身特有的不公正的意志攻击认识主体，而主体并不采用反抗的形式。主体将包容一切么？不完全是。谱系学不逃避自己的规范性，而是“贯穿”于其他人文科学。譬如，“陈述”之不同于“论述”，正在于其探讨的是原始的中性材料和一般话语空间中的事件，而不是某种自以为是的判断。利用“陈述”，可汇集资料体或话语事实。福柯说，对于话语事实所作的语言分析和对于话语事件的描述，其问题是不同的——“对于某个话语事实，语言分析的提出的问题永远是：这一陈述是根据什么规律形成的？其他相似的陈述又是根据什么规律构成的？而话语事件的描述提出的完全是另外一种问题，即：这种陈述是怎么出现的，而在其位置的不是其他陈述。”[5] 陈述可以重建事件的特殊性。论辩，不就是一种“话语事件”么？作为一个单位研究的论辩材料，可以成为具有样品价值的整体为现代中国美术思潮基础确定某些规律，并依据这些规律构成另一些陈述。如，传统的“守成”一派的思想基础是明清以来“儒道合一”，其规律性的呈现就是“现代变异”；科学的“革新”一派，其思想基础是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其规律性的呈现就是“移植”与“转化”；而非科学的“蹈空”一派，其思想基础是一种混杂的非西非中的神秘主义，其呈现的根本特性就是“排空”与“泛化”。“现代变异”与“移植”或“转化”，都是互为陈述的；而“移植”或“转化”又被“排空”或“泛化”了，“有意义”变成了“无意义”。这样的一种互为关系，既强化了各自的价值立场也起了消解作用，叙述主体的价值观被隐藏了。在合并、间断和个体化的事件系列中，就会散布（dispersions）大量的话语事实。对话语实践的分析和证明，是陈述性的也是知识性的——观察对象固有的存在而不探究本质，因为有关本质性的断语往往出自主体的价值立场而脱离客观知识的证明。

    我们不能用一种先验的既成的学科系统去看待历史上种种先在的话语。当时的“话语形成”，就已拥有后来可资利用的实证性，即可回射过去的科学性。我们可以证明话语的存在及其应用场域，运用相关的陈述或陈述群，建构知识的范畴，如主义话语和思潮类型，会被组成一个独立的话语实践。这样的“分割”，自然是为证明某种知识的存在，但话语中的知识成分却颇耐人琢磨。“五四”之后，群言蜂起。“群言”现象，在20世纪的中国文艺界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三十年代，第二次是在“文革时期”，第三次是在八十年代。那时，“小人物”（“文革”时称为“小将”）纷纷出场，或“拉大旗作虎皮”，或“戏弄威权”，作“文字的斗争”。“群言”现象的基础是“群氓”么？那一群青年人，热血沸腾，冲击着既有的国家权力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激进但也易于转向——难怪鲁迅对青年人既寄予希望又充满失望。在那样的论辩状态中，许多话语是群众性的“意见”，十分泛滥。借用概念，偷换概念，挪用、拼接或反讽，以一个“新”字，便去除、颠覆或置换了原有的概念内涵，如“新流氓主义”、“新现实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学院派”、“新文人画”，等等。群众性的“口号”更是铺天盖地，其中有自发的，也有的是在政府权力机构的运作下推行的。难道“意见”或“口号”更能准确地表达有关时代事物的理念并因此获得相关的知识证明？不可否认，能够流行的“口号”，往往都有意识形态的支持，且无须论证，是一种强力话语；而“意见”的情形就不一样，权势者的“意见”可依权势推广，形成群众性的“口号”；而非权势者的“意见”只有应合了某种形势，被某种权力所运作，才能投放公众的舆论空间。但非权势者的“意见”很容易被历史所忽略，被主流边缘化。作为个体性的话语一旦投放到公共空间，其话语的意志力是否会冲破知识的限定或否定知识的意志？

    话语的构成遵循陈述的扩散和分配的原则。它有对象域，与陈述相间离又相互缠绕、不断替变转换，激活不相容的叙述空间或将同一主题包含在不同的整体中。这是一个对象话语的世界，是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意义蔓延的知识空间。因此，中国现代美术话语谱系的编撰与写作，并不在于写作者观点的特殊性，这一点已先天地被对象的话语所抹杀，也被其本身所持有的方法所排解。也许，可将写作主体的话语方式视为对对象话语的“引述”与“批示”，从而将主体话语也独立出来，与写作者一样关注其中游移的词语、概念和种种流行的“口号”及群众性的“意见”，了解其形成、存在、共存及其功能的规律，甚至从某种话语的衍生状态，也可判断某种思潮在那段历史中的影响状况。福柯用“对档案的描述”来解释他的“知识考古学”，一方面提醒我们注意原始材料的独立价值，提醒我们重在“发现”，在“词”与“物”之间，将其不可见的转换为可见的；另一方面，他又不喜欢“挖掘”和“探秘”，不喜欢过度诠释，他规定的只是话语表面的各种关系，构成知识的序列。

注释：

[1] Walyer Benjamin，Thesis XIV from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Benjamin，trans. Harry Behn，Illuminations，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nnah Arendt. New York，1968. p.261.

[2]    Habermas J,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olity  Press, 1987,  p.275.

[3] 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10页。

[4] 杜小真主编《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5]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