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历史文献

——由《明朗的天：1937——1949解放区木刻版画集》想到的

王琦

       1931年由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版画兴起，是本世纪我国文化艺术上的重要现象。近70年来的发展历程，证明新兴版画是与我国人民革命的发展、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同步行进的。

       中国新兴版画已在国内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许多国内外的重要博物馆都收藏有大量的版画原作，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专家学者都把中国新兴版画纳入重要的研究项目。多年来我虽多次接待过外国朋友的来访，他们或向我了解新兴版画的历史情况，或拿着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新兴版画作品目录，请我核对那些作品的作者、画题和创作年代。

       我们应该对近70年来的新兴版画的发展历史进行必要的总结，过去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比如在50多年前，上海出版的两本木刻版画集，一本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另一本是高原书店出版的《北方木刻》，当时在国内外都产生过很大影响，是研究三四十年代国统区木刻和解放区木刻的重要资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出版物。后来到了80年代，当中国新兴木刻诞生50周年之际，又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中国新兴版画50年选集》，同时又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国新兴版画运动50年》资料汇编，这是向国内外提供的两本有关中国新兴版画50年发展历史极有参考价值的出版物，受到社会上的广泛称誉。

       现在正当世纪之交，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中国新兴版画诞生即将迎来70周岁之际，湖南美术出版社以惊人的气魄和远见卓识，计划出版3本大型的中国版画集，一本是《明朗的天:1937-1949解放区木刻版画集》，一本是《寒凝大地:1931-1949国统区木刻版画集》，一本是《春华秋实:1949-1999新中国版画集》。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对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新兴版画的历史全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物，它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形象记录，具有不朽的历史文献价值。

       现在《明朗的天:1937-1949解放区木刻版画集》已经出版问世了作为版画界的一名老兵，我以十分欣喜鼓舞的心情欢呼它的出版。这本在装帧和印刷质量均臻上乘的画集，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示了解放区木刻艺术的面貌，包括作者和作品之多是以往同类画册所未有的。这本画集的两位主编李小山和邹跃进都是年轻人，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不辞辛劳地去从事采访、收集资料工作，并撰写评介文章，对解放区木刻作品作了极高的评价，对作品的艺术特征和时代社会背景以及欣赏对象的审美观点，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阐述，这有助于让读者更好地去认识解放区的木刻艺术。画集还附有解放区木刻活动的大事记和作者简介以及部分作者的回忆文章。从画集的整体设计和编辑框架可以看出编者的苦心孤诣，他们为这本画集付出的巨大劳动和取得的成果，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应该指出，象这样的大型画册，包含的内容如此浩繁，要想完全不出一点差错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不妨认真地总结一下经验得失，力求在今后继续编印的两部画集中，把工作做得更完满一些。

以下就我个人所见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我的看法供大家研究参考。

       （一）《明朗的天》画集虽然包括了大量作品。但还有一些重要的作品未收入，未免有遗珠之憾。比如古元的《铡草》和《哥哥的假期》、《牛棚》都是作者的代表作，《铡草》被徐悲鸿先生在他的评介文章中称之为“中国现代美术的重要收获”。《哥哥的假期》也是当时为人传诵的佳作。《牛棚》是大诗人艾青在评介古元的文章中誉之为“艺术上最成熟、画面最完整”的作品。还有马达的《作曲家冼星海像》也是作者的最好作品之一。焦心河的早期作品《制军鞋》是在木刻艺术形式的中国化方面最具显著成就的最早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华山的连环木刻《王家庄》也曾被徐悲鸿先生称为“精品”，可惜象以上这样一些好作品都未收入画集。

       画集第90页刊印了古元的一幅《开荒》，创作年代印的是1943年可是这幅作品从艺术上看很不成熟，画面上人物的造型和刀法运用都显得幼稚和粗糙，和同一年代古元的作品相比，相距有天壤之别。我怀疑这恐系古元早期之作，而且并非佳作，以不刊出为宜。

        (二)解放区的木刻作者，一部分是到延安以后才从事木刻创作的，如彦涵、古元、焦心河等，一部分是在未去延安以前在国统区便已从事木刻活动，如江丰、沃渣、力群、王大化、陈九……，后一部分作者在国统区的作品，便不应列入解放区作品的范围。据我所知，王大化是1939年秋天才从重庆去延安的，画集里有两幅他的作品木刻插图，是他于1938年在重庆创作的，但画集里把两幅作品的创作年代印成1940年，显然与事实不符。1938年底我从延安回到重庆，便和友人共同筹办《战斗美术》杂志，编委黄铸夫便把王大化的这两幅木刻插图(肖军作《八月的乡村》插图)的原版交给我，拟在《战斗美术》上发表。所以这两幅作品肯定是1938年王大化在重庆所作无疑，因而也没有选入的必要。

        (三)作品的创作年代应力求准确无误，沃渣的《有力出力》是1938年的作品，沃渣何时去延安我不清楚，这幅作品是作者去延安以后或是去延安之前所作也有待核实。但作品系1938年所作则是确凿无疑。因我于1938年夏秋之交在武汉政治部三厅美术科工作时，便从武汉好几种报刊上看见这幅作品，发表时的标题有的署成《扶伤》，有的署成《救护》。沃渣的另外3幅作品《查路条》和《开荒去》都是1939年的作品，《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1940年所作，当时都先后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别刊上，我都亲眼看见过。古元的《羊群》和《小学校》也是在1940年上半年发表在《新华日报》别刊上，估计也是当年的作品，因为解放区的木刻，常常通过当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兼文化组组长的周恩来同志从延安带到重庆，在《新华日报》或《群众》杂志上向社会上介绍。并通过重庆由我们举办的木刻展览会和广大观众见面。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画集中对以上有些作品的创作年代不能肯定的，便标明为40年代早期或30年代晚期，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有力出力》却不应标明为1939年。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我们仍然以极大的喜悦欢庆这本画集的出版。同时也预视其它两本版画集以更高的出版质量及早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