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一一石道因缘[①]

王朝闻

一、重新发现

        赏石活动应当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享受，不应当认为是只供消遣的精神活动。赏石者虽不能像艺术家那样直接创造美，却可能从天然石中发现美。观赏石的美虽是客观存在着的，但审美有深浅程度的差别；艺术家创造美大有难处，赏石者发现美也并不容易。

        创造基于发现。可能有人会说，发现美就是创造美；从事选石、配基座、选择拍摄角度和命名，难道不也是在创造美吗？是的，不能否认这一切活动都有一定的创造作用。但是，这一切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天然石的审美特性与价值。石上有一个红色的圆斑，可能引起落日或朝阳的联想，但也可能引起鸡蛋黄等类的联想。倘若没有这样的圆斑，有关落日或朝阳的意象和意境都没有着落。所以，不能因为观赏石引得起有趣的意象和意境的创造，就认为观赏石本身也是艺术品。不把观赏石称为艺术品，正如不把赏石者称为艺术家，是否因此就贬低了观赏石的审美价值，抹杀了赏石者发现美的功绩？

       艺术品和观赏石一样有美丑之分，艺术家和藏石家一样有审美素养的高低之别。一些名不符实的艺术家，不长于辨别生活实际固有的美丑，他们的作品的审美价值，不能和美好的观赏石相提并论。比如说，那些趣味低劣、艺术水平不高的雕塑，岂能和云南石林的天然石“阿诗玛”或“母子赶街”平起平坐？如果给观赏石配上的座子是华而不实、喧宾夺主的，命名牵强附会、矫揉造作，即使这样的劳动都有创造性，怎么可能使观众看作是美的创造？

       经得起反复观赏的也就是耐人寻味的观赏石，它的审美效应是怎样引起的？既是某一石头自身具有经得起挑剔的审美特征，也依靠善于由表及里、不断有所发现与善于识别美丑的观赏者。《文心雕龙·隐秀》中论秀美特征的几句话，也能说明这种审美关系：

        ……若远山之浮烟霭，娈女之靓容华。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熔；深浅而各奇，秾纤而俱妙；若挥之则有余，而揽之则不足矣！

        刘勰这样的论点，本来是针对文学创作的；但从它强调自然这一点看来，可以当作应当如何给观赏石配座或命名的原则来理解。尽管它是文论，出发点却是对自然天成的美的尊重。因此，也可以当作对观赏石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特性来理解。它对“神女峰”、“阿诗玛”或“母子赶街”这些天然石的自然美来说，也富有相应的概括性。

       不论是与艺术品相接触还是与观赏石相接触，主体发现美的能力都是在新的审美实践中不断发展与提高的。当赏石者具有这样的主观条件，面对同一观赏对象时才可能自由和敏锐地发现从前没有发现过的美。这样的可能性，从《文心雕龙·隐秀》章关于语言艺术的形态与效应的论述里也有所印证：

       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

       正因为如此，我在1997年8月为在南京召开的全国雨花石展览写的贺词里提出：

       重在发现，难于发现。

二、我有偏爱

       来自湖北兴山的那匹“黑马”（参见封二，下同；图1），或来自易水河边的“微波”(图2)，石头不大，石质也不奇特，为什么能像来自黄河或长江那些有水纹的美石一样，因其形态天然，对我才具有特殊的魅力，构成了美好的石道因缘？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还缺少回答得确切的自信。我对观赏石的喜好，往往有一种不自觉甚至说不出理由的偏爱。可能因为这两块小石的得来都有值得纪念的原因，都有人与人的友情或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偶合在起作用。但也不尽然，要是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美缘而石头不美，也不能构成人与石之间的美好之缘。

        我对上述那块来自易水的小石（上的微波的兴趣，是否与过去看戏曲《三难新郎》的印象也有间接和遥远的联系？我自己也不敢妄断。新娘苏小妹出了个上联“闭门推出窗前月”，新郎秦少游苦于对不出下联。这时，苏东坡以一小石投池，调动了新郎的联想，才对出下联“一石冲击水中天”。区别于惊涛骇浪的微波，另有一番魅力。

       不论上述猜测是否确切，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审美经历；这一主观条件对他自己后来的观赏活动，例如发现石头的美，都不免起偏爱作用。因每个人的审美经验不同，爱好也有习惯性，这些审美个性对石美的爱，必然会引起不同着重点。因为石美有客观性，我与别人的爱好之间的差别只有相对性。倘若兴山朋友万宗和不爱石上的黑马纹，他何必从河边把它捡回而保存起来？后来觉得有了赏石的知音，才把他所有藏石拿出来让我挑选。去年与河北美协的朋友同游太行山，在易水的桥下捡到的这块有立体波纹的小石，别人未必一定和我一样，可能联想起川剧《三难新郎》里的有关情节（主体接受了客观刺激，从而调动出特殊灵感，产生了创造性意象与意境）。但也因为小石上的波纹接近书法用笔的健美，我对它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赏石者们既有审美个性的差异，也有共爱与共识，所以彼此之间可能成为互相吸引的石友。所谓以石会友的活动，都是由各自有差别的兴趣促成的。

       所谓石道因缘这一概念，既体现彼此之间的兴趣与爱好在差别中的一致性，也体现兴趣、爱好以至得石愿望的相互对立。有些读者可能会说：这种互相对立以至互相冲突，既有难以调和的矛盾，怎么还可以结成石道因缘？在我看来，因缘作为人对石的审美关系，也像男女婚姻或朋友结盟，不能只有美缘而不存在由爱人密友变成仇敌的恶缘。即使只从审美感受与审美判断着眼，石友之间的矛盾亦不可避免。

        但共识与共爱同样不可否认，对石上斑纹的爱好是有普遍性的。在宜昌访问藏石家来层林时，美术理论家汤麟主动替我要了一块小石，它那起伏的波纹，同样唤起了我的兴趣。但是，不能因为有共爱与共识，而否认审美个性不同的赏石者，对这种纹样的兴趣的着眼点没有差别。来自易水或宜昌的小石上的波纹，我很欣赏它们那围绕着同心圆的立体型大圈套小圈。为什么这种硬质的小石可能唤起液体的水的流动幻觉？这是受了我曾长期从事雕塑艺术的影响，还是因为它的斑纹像刀法自然的篆刻，这样的立体感引得起我的格外爱好？有待于再作探索。

三、容许偏爱

       不知别人对观赏石的偏爱，除了石头本身的特点引起了他的兴趣之外，有没有别的原因。我对那块来自易水桥下的小石的偏爱，显然是有石外原因在起作用。

       如果只就石头的美而论，这块易水河边的小石，远远不及那一块在宜昌以鬼画符换来的长江石值得称赞。后者比前者约大十倍，灰底色上的黑色波纹，线条粗细变化和疏密变化都很大，形态整体的流动感很强。有些线与线之间也有凹下去的浅槽，所以引得起篆刻有阴刻和阳刻相间的联想。纹样整体结构较有完整性，其线头有多向性。并非一圈套一圈的线纹，使整体显得具备了很活泼的动势美。如果把这两块大小不同的石头在石展中陈列在一起，恐怕任何观者都不能不重视宜昌的来石。如果我只偏爱那块易水来石而轻视这块宜昌来石，我的偏爱岂不成为无理取闹的偏见？还有，如果我对宜昌那块石头没有兴趣，我何必用鬼画符把它换来带回北京？

        为什么易水那块小石可能引起我的偏爱？说来话长。我从40年代中期由延安来到河北，但我久已向往的太行山，直到1997年才有机会去观赏。那天我们和李丰田等河北省画家一起坐车上山，先到五壮士为国牺牲的狼牙山对面瞻仰了这座名山，然后按原路下山，路过易水时，我提出到桥下寻找观赏石。桥下没有卵石滩，但我仍有一种幻想：假若这里是荆轲赴秦与祖国告别之处，而且捡到一块可作纪念的小石，真可说是不虚此行。同伴们迁就我寻石的兴趣，一同下车，有的还帮我寻石。简平偶然发现自己脚边有一块凹凸不平的小石，顺手把它捡起来，在浑浊的浅水里洗了洗，分明可见它有几圈波状纹。尽管是有残缺的小石，但很难得。在狼牙山对面的土坡上，我发现过许多正在变为沙粒的所谓千层石，可惜松脆得不便保存。这块易水桥下的小石，比前者坚硬得多；相形之下，它才显得更宜珍视。

        另一件宜昌来石和南京雨花石之一(图3)的线纹结构有相似之处。线纹结构的开端与结束有复杂性，比端午节农村女孩用有色丝线缠成的香包更难寻出头绪。香包整体由几个三角形的面所组成，俗称这种香包为粽子形。这几块观赏石的形体不像香包，但它们的“缠线”结构，比香包的缠线更难找出线纹的来龙去脉。在我看来，这些以同心圆为中心的线圈的局部，像戏曲服装中的蟒袍的下摆上的潮头图案。地质学家廖希圣对我说，宜昌来石这一组线纹裹缠着另一组线纹的结构，不是岩石在一次变化里所能形成的。上一层，可能是后来很久才出现于下一层之上的。对于不懂岩石复杂变化的我来说，这真是神秘莫测的。我觉得和这些友人交谈，更增加了我对观赏石的兴趣。

        不消说，由偏爱所形成的偏见，在任何情势之下都不能容许。如果我使值得纪念的兴山“黑马”或易水“微波”的插图大于来自南京的雨花石或宜昌来石，不难预料，读者看了可能引起乏味的感受。

四、避免偏见

        偏爱在主体的审美感受里虽不可避免，但此人和别人的审美判断是否可能形成共识？这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出于感情的偏爱发展为观点的偏见时，主体们之间的共识定将遭到破坏。破坏共识的重要原因，往往和超审美意义韵功利目的相关联。

       人们面对同一件观赏石，既不能避免难以混同的偏爱，也可能发生互相一致、互相补充的共识。理性的共识与以情感为特征的共鸣虽大有差别，但它们可能同时表现在同一观赏活动里。当大家都表示喜爱某一观赏石，这既是共识也是共鸣。只要大家那种主要以感性和感情为特征的偏爱没有发展成为理性化的偏见，共鸣与共识都可能促进审美活动的群众化，提高大家的鉴赏力。反之，只能引起争鸣。只要争鸣不夹杂非审美性质即不正派的动机，它也可能促进赏石文化的发展和赏石趣味的提高。

        与其这样继续抽象地探讨偏爱与共识的相互关系，不如结合具体事例来说明我的看法。奉节石友魏靖宇对我说过，当地农民有不承认神女峰这一名称的，他们说这个石峰应当称为“秀才看榜”。在他们这样的意象思维里，剪刀峰下的神女峰，意象中的形态起了完全相反的改变。本属面朝东方的神女，变成面朝西看剪刀峰壁上的“榜文”的男人。许多观赏石没有究竟像什么的确定性，观赏者所创造的意象的不确定性很难避免。我不同意这样新出现而不恰当的命名，但也不便干涉这样体现着偏见的偏爱。

       中国古老的传统艺术的社会作用观里，有“和而不同”这一重要的论点。在我看来。“和”可以理解为共鸣与共识，“不同”虽没有明指偏爱，但正如“和与同异”的论点相似，都是在承认对象引起爱的共鸣的同时，并不否认各人审美感受中的差别（不同）。可能与共识相统一的偏爱自身，其实已经具备着没有丧失差别性（个性）的“共爱”（这个名词是我一时找不到适当词语来表达我的意思时杜撰出来的，未必确切，且不管它）。问题在于：所谓“共爱”既是以有个性的偏爱为条件的，那么，有共性的“共爱”和偏爱的对立，能不能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许多事实表明，二者可以统一。不过不能因此否认，统一中仍有对立。而且，统一必须以真挚和健康的情感为条件，不能掺进低级趣味和卑俗的动机。

       《战国策·楚策》里，有一个动机卑劣、趣味低级的谋略活动。在题为《楚王后死》的篇章里，叙述大臣昭鱼企图向齐王推荐新王后，却惟恐自己的感受违背了楚王的偏爱，有损于自己与未来的新王后的融洽关系而感到为难。有人替昭鱼出了一个属于投机取巧性质的“好”主意：

       然则何不买五双珥，令其一善而献之王，明日视善珥所在，因请立之。

       叙述着眼于谋略自身的巧妙，没有说明那一双美好的耳环，究竟出现在哪位女性耳上。这种主意对昭鱼那并非审美性质的探索活动来说，确实既富有戏剧性也富有个性。它所服从的功利目的虽很卑微，但是，就如何识别楚王的偏爱、避免自己的主意成为偏见这一点来说，这个古老的故事颇有新意。

五、有异有同

       读者看了那幅在逆光中拍摄的多孔之石（图4），会不会发生疑问：这样的石形，和你称赞的所谓天然雕塑这一概念是否吻合？

       双方之间有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只能算是有差别性。基于这样的理解，可以说，那块出现在逆光中的石头，在石展中虽属常见之物，但在特定的光照里，它那多孔穴的特点，对我具有不是兴山来石上的黑马所能代替的美。它也具有三度空间的形体特征，这一特征与人为雕塑的空间性和形式感都不对立。汉代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伏虎》，远不及秦始皇陵兵马俑里的陶马的造型富于写实感，但它们不满足于对马的外形的摹仿，而是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所谓形神兼备、气韵生动之美。自然形态的石头，例如云南石林中的“阿诗玛”或“母子赶街”，它们的自然形态使人联想到社会的人的美；从这样的审美反应看来，把这样的石头称为天然雕塑，不大可能引起别人的异议。而把上述逆光中那块多孔的石头，或者我还将论到的一些石头也称为天然雕塑，未必不会引起争议。因为，它们的形态不像什么人或动物。

       但是，不像什么人或动物的石头，是否可以说它也有雕塑性的天然美？有是有的，它的美既是由于这些石头自身的特点引起的，也是由于观石者觉得，这些观赏对象的特点符合自己的审美兴趣与审美理想。唐代书论里，张怀瑾《书断》评议本朝书法家虞世南的书艺美时，作了一个与石美相关的比喻性的赞语：“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还有：美学家刘纲纪由黑龙江镜泊湖给我带来的那块富于量感的石头（图5）．我早就说它是天然雕塑。我使用天然雕塑一词也带比喻性；而且，只是针对这一天然石富于量感的某些形态特征，并不认为只可着眼于石头的量感。

        来自青海的这块源头石（图6），它在我们的视觉里——特别是在偏于仰视的视角里，仿佛它在暗暗地起了变化，变成形体巨大的一座伸向天空的山峰。盆景制作者把某些像山峰的小石当成制作盆景的素材，也是在企图利用人们共有的小中见大的审美感受的幻觉。不过因为他们所选的石材，未必都富有仿佛正在向上向外延伸和扩大的量感，而且结构往往千篇一律（盘中石一大一小），不见得可能使人以为这种盘中之石真像巨大的山峰。

        那块多年前来自贵州黄果树的灰白色卵石，和太行山另一块富有量感的石头（图7），都与镜泊湖来石相一致；每一部分仿佛都有不甘受到空气压力的约束，总想要有所扩张的动势。这种诉诸视觉感受的量感，在石块中的存在形态使我觉得，它们像富有量感的雕塑那样，是激起赏石者观赏兴趣的重要条件。正因为这些石头具备了富有魅力的量感，所以，它虽不像什么人物或动物，也是难能可贵的观赏对象。这块来自内蒙沙漠的玛瑙石（图8），全身那大小有别、半透明的珠子群的耐看性自不必说了，只就特定角度所见的形态，也有一种很难说明却又感受得到的审美特征。这种特征，很难用什么现成的概念来表达；似可体会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气韵生动、神似重于形似等论点与石美的曲折联系，发现它那不依附于雕塑的独立性和审美特性。

六、有灵性吗

       在《西游记》里，本领高强，会七十二变的孙猴子，是从禁闭他的石头里挣脱出来的。在《石头记》里，有情有义的贾宝玉是由灵石变化而投胎人世的。小说家曹雪芹把石头特有的带对立性的顽固性与灵动性糅合在一起，使石头灵性化。这也像小说家吴承恩让机灵的猴王能从石头中挣脱出来那样，体现了阴阳相生、对立统一的艺术思维。

       传说宋代书法家米芾曾经拜石，他拜石的心理基础是什么？翻阅他的书论《海岳名言》，从他所肯定的书法美的标准着眼，也许可能猜测出他所爱好的石头之美的特点。这种考察方法得来的判断未必可靠，切勿把它到处乱套。但我认为，尽可能争取获得具有间接性的信息，当作认识某一事物的参考，猜测性的了解也不一定就是坏事。

       米芾反对写大字时用力捉笔，以免把字写得“愈无筋骨神气”。他主张写大字“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

       他反对写字结构追求表面的均衡，主张不拘笔画的多少、肥瘦，“各随其相称写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飞动之势也”。

       借这些论书法美丑的观点，间接理解他对石头之美的判断，可能和他拜石的痴劲有点联系。他还认为，书艺之美，在于“字要骨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秀润生，布置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他的这些书论，是在反对矫作而强调自然的。因而可以设想，在米芾眼里的石头之美，也许美在它那非“刻意做作”的自然的天性吧。包括对自己，米芾否定同时代书法家的论点虽可能含有偏见，但他那”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这种用心专一以求得趣的主张，和我们现在对观赏石的审美特征的理解，用什么标准作为判断美丑的依据，有没有相对的联系？

       这块安徽灵璧石（图9），是由杭州奇石馆得来的。凝固了的石头虽不能弹跳，但从它主要的一面的基本形看来，它那三叠式的形态显出的动势，能使我联想起行书的“之”字或楷书的“之”字少了一点。此石像不像之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各个局部的倾向多有变化，使它那自然形态的特点，和上引米芾论书法的美——“真有飞动之势”的论点相吻合。这块黑石，比山东显得透漏的纹石，分明更富有静中见动的美。在这里，我发现观赏石和雕塑以及书法艺术品之间，也有内在联系。

       见石头而引起势欲飞动的联想，既是观赏者所发现出来的审美特征，也是观赏石自身的形体刺激引起的反应。供观赏的石头在形态方面是否具备一种魔力，是否引得起观赏者觉察到它如有飞动之势，这是对象所具有的可贵的一种审美特征。它与艺术相联系基于它自身的美；这样的美，不是观赏者主观随意性地幻想出来的，也不是主观条件不同的各种观赏者都可能发现得出的。

       看山的孔子引起“仁者乐山”的感受，分明是有孔子的主观性。人们判断山石的审美境界的广阔与狭小，也是石头的美丑与主体审美趣味的高低的结合。趣味高低基于人格高低。人们对石头的美丑判断，既和他的审美能力及知识的广狭有关，也是观赏对象对观赏主体的人格素养的一种检验。也许，因为有许多人“乐山”，山反过来创造了“仁者”呢。

七、扬长避短

      我还未搞懂各种岩石在多少亿万年前的成因，当然不敢在这里假充内行，信口开河。只能就引起我感兴趣的石头发表一些观感。但我想，在这样的写作过程中，对观赏石之美，可能会引起一些新的发现。

       《红楼梦》里的尤三姐、尤二姐和贾珍老婆尤氏，这三个异父同母的姐妹的个性鲜明。小说作者对三人的性格差异的历史原因，例如幼时有什么特殊条件起了作用，没有交代。小说读者不会因此抱怨小说作者偷工减料，而是关心尤三姐及尤二姐的特殊处境与性质不同的死亡；特别同情尤三姐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在我身边的一些观赏石，当然不可能像小说里的人物那么出现富有戏剧性的行为与情节；我由一些石块所引起的即兴性的感想，也不可能使读者像对于红楼二尤的命运那样关注。但我知道，读者不会因为我缺乏地质学知识而责怪我。也许正因为我的写作有这样的弱点，读者可能情不自禁地替我的描述作些有关地质学知识的补充。如果真能这样，我的写作岂不也有抛砖引玉的积极作用？

       我对各种具有个性的石头的成因虽不敢信口开河，但我觉得自己对待身边这些石头的兴趣也有不可避免的差别。正如我读《红楼梦》，对小丫头翠缕的好学很感兴趣，也很欣赏小厮茗烟的机灵；既关心小丫头莲花儿的伶牙俐齿，也很怜悯小丫头坠儿犯了错误之后的不幸处境。我憎恶王夫人对晴雯或小红的偏见，这些偏见代表封建权势者的形而上学。王夫人的偏见是把好的也看成坏的；赏石者必须尽可能避免她那样的偏见，切不可硬把缺乏审美价值的石头吹捧成奇珍异宝。我不掩饰对王夫人式的偏见的反感，也不相信石头的市场价格和石头的审美价值可以等量齐观。也许，有人在石头上进行了难以觉察其破绽的加工，我也曾受了蒙骗而妄以为它真是纯天然物。但已知玩石者做了手脚的石头，我绝不对它随声附和，以讹传讹，欺骗读者。如果在赏石活动中不与王夫人之流的理解划清界线，既对不起别人，也未必对得起自己。

       供观赏的石头具有多种特征，人们对它们的各种特征都可能发生兴趣。有一个陈列馆把人为的乐器——石磬和天然石陈列在一起，这样的陈列方式使展品与展品之间应有的逻辑发生了混淆，混淆了天然石与经过人类加工之石之间应有的界限。不知道对方能不能理解我的意见，我只觉得必须指出以求工作上的改进。对待自己身边的观赏石，我没有着重从属于听觉感受的音响，也没有把音响和从属于视觉感受的形、色、纹、质的审美价值等同看待。我不否认属于触觉的重量对美感也能引起积极作用，但我不欣赏给石头配座所造成的宾主错位，从而引起喧宾夺主的消极效果。我所选作图片的对象，大多撤去了原有的太不相称的木座。怎样给观赏石配座，好似人们选择衣着，必须符合身材与身份的特点，不宜强求岩石给时装表演当模特儿。倘若配座失当，既由于当事者对观赏石的特性缺乏应有的理解，也难免暴露出他的审美趣味、思想方法与思想作风的片面性。

八、很难命名

       我没有给图中石头命名，觉得命名的精神劳动比给石头配座的难度要大得多。给石头命名是对创造性思维的检验．较好的命名确切而有趣，给人深刻的印象；但是，牵强附会的命名，反而有不如无。

       为区分事物的差别，名称当然不可缺少。旧时代的人名，有十分讲究与草草从事两大类型。但任何人的名字，都与命名者的兴趣与愿望相关。汉代名将霍去病、唐代音乐演奏家李龟年、宋代词人辛弃疾，名字都较风雅，但也含有希望长寿的功利性质。这些名人的名字和近现代农村的人名——例如小拴子等命名的动机有一致性，雅与俗之间没有严格的本质差别。在南方，想生男孩的父母，给女儿起名招弟或引弟（有的弟字加了女旁），或取名满姑或幺女。如果仍旧没有生出男孩，只好在满姑或幺女之外，再加上大满小满与大幺小幺以示区别。这些名称的个性虽很模糊，但约定俗成，无关她们未来生活的幸与不幸。

       同一块石头有多种特征，给石头特别是给室内小石命名，要想形成巨石神女峰那样一呼百诺的命名困难得多。在各种石展或以石为主的画册里，往往出现石头名称的混乱现象。有以石种分类，有以石纹分类，有以产地分类，可见命名之难之乱。前不久，藏石家张源在短文里称赞过一个比较贴切的命名。从反面看，许多命名缺乏令人满意的创造性与准确性。

       石斑之纹的美，在于他那“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的特点。倘若硬给它安排个不适当的命名，反而削弱以至淹没了它可能显示的审美境界。那块来自湖北兴山的石上黑马，假使给此石取个《马》的名字未尝不可；但若是硬要套用项羽的乌骓马之类的名目，岂不过分矫揉造作？上述那块逆光中显得孔洞透漏明显的石头，更难给它取个适当的名字。倘若我硬要附庸风雅，套用北京、上海、苏州名园中那些巨型的太湖石的名字，岂不是自己在嘲弄自己？

       唐代诗人杜甫，有时作品写出来了却没有找到适当的标题，所以采用了“偶成”或“无题”之类题目。西方现代画家有《构图某号》的标题；这样的做法我觉得不妥。以数字编号代替想不出来的名字，虽不免显得缺少风趣，却也不失平民给女儿“招弟”加上偏旁以命名那样的老实态度。给藏石命名，要看它是否有点个性而不太一般化，是否确切、质朴而又巧妙和有趣。我自己想不出适当名目，只得以编号方式替代名目，这实在是没有好办法的笨办法。

        有许多事情有待考证却挤不出时间。偶然想起一件和石头命名没有直接联系的印象，值得在探讨如何给石头命名的问题时作点参考。在《水浒》里，武大郎有“三寸短命丁”或“谷树皮”的外号，但取外号者未能显示出像给时迁取绰号“鼓上蚤”那样的特殊智慧。记得1965年我在山东曲阜岳家村工作时，曾得知一位身材短矬的老人的外号叫“恨天高”。我很佩服这个绰号的创作者，觉得它堪称传神之作。

九、功不可没

       给观赏石拍摄照片，也有一些很难克服的困难：石块或卵石都是立体的，只能选择当时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某一侧面。如果选取了自以为最佳的角度，结果往往牺牲了其它也能引起美感的角度。在特定的时间跨度里，观赏者的审美趣味可能有些改变，谁能保证已经选定的某一角度和某一侧面，真正最能代表某石的美？

       在野外观赏巨石，视角的变化就更大了。那年我到了胶东荣成人称天尽头的海边，从山坡中部俯视坡下的一座巨石，真有山形步步移的感觉。我略向右走两三步看时，它像一座横陈的山岭；相反，向左走两三步看它，变得像一只骆驼。1997年夏季，我到大连住在金石滩玫瑰园附近的一座小型宾馆里，有时在阳台上俯视海面白浪的起伏变化，看得到近处一座不大的山岭型的石头，在浪潮上下的过程里，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又被潮水淹没了。它给我引起的错觉，好像这原本固定的石头正在怒潮中翻滚。有时浪潮从容下退，这石头给我造成另一种错觉，它好像是一座能动的小山，从容地从海水里向上伸出头来。这样的观赏对象，也像天尽头那座一身兼二形的巨石，不只美在它们有立体感，更美在它们所处有变化的环境可能引起多样化的美感。我当时未能给它拍照，这些美好的感受只能留在记忆里。但我想，即使拍摄出很好的照片，别人很难从照片上直接感受到我所感受过的、带点错觉意味的陶醉感。

       我在接受了朋友们的怂恿而决心编撰这本探讨观赏石的美的书稿之后，曾经产生过一些困惑感；尽管出版社选出富有实践经验的摄影师与我合作，也难保证图片足以代表人们观赏石头那有差别的审美感受。不论多么完美的图片，它上面的观赏石都不具备供人们直接观赏的有利条件。当观赏者不能直接面对观赏石，没有变换观赏角度和观赏距离的自由，也就丧失了意外地发现美的良机。但是，如果图片读者可能按我所规定与固定的审美角度进行观赏，这些图片对他也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诱导作用。不必认为，我们的编撰成果就是有它不多、无它不少的摆设。

        后来陆续得到一些看起来颇有趣的石头，也联想起某些感动过我的雕塑、绘画以及工艺美术那些富有独特性的图片，我才确信拍摄得较好的图片，对石头之美的反映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图片和原物相比较，它仍有不可否认的独特的观赏价值。甚至可以说，从容地观赏图片中的石头，近似中国传统画论中所说的看山水画有“卧游”之趣那样，比在展厅里匆匆地直接观赏原物，另有一种不受拘束的优越性。

        任何赏石活动的方式，都有优点也有缺点。1992年我们经过湖北高岚河，从顺着河道的车上发现河滩上的大石头，有红黑二色相交叉的斑纹，在阳光下十分耀眼。停车到河滩捡石，我捡到的小石块，远不如大石好看。而滩上那些巨石，虽具有楚汉漆器红黑二色相间的美，但在没有向它浇上河水时，它的红黑二色显得模糊而不很显眼。用图片拍摄某些对象的特点，它对石头的特点有稳定化的记录作用。拍照的记录作用虽有不小的难度与弱点，也有可供人们随时翻阅这一显著的优点。

注释：

[①]本文系<石道因缘》（待定稿）一书的前九节，全书除引言、尾声之外，共约62节。此书以彩色图片为重，约占全书五分之四的篇幅；全书将由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