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至的及其美术史观

​刘玉龙  发表时间:2017-01-10

摘要:程至的的美学阐论、美术理论和美术批评,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艺术观以及针砭时弊的学术立场。杨成寅以“勤学、精谨、独到、易解、难驳”来概括程至的的学风,并以为:“他的文章对所有涉及的问题,都按他自己研究的心得体会作了正确的回答,较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他关于美学和艺术基础理论所提出的许多命题。程至的的这些文章,代表着我国当代美术理论界的一种健康的力量,在我国美术界起着积极的导向作用。”这一评价可谓切中肯綮。

程至的及其美术史观

刘玉龙

 

  一、程至的的艺术生平


  程至的(1922-2004),笔名白勺,浙江温州人。他一生从事版画创作与艺术研究,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版画家和美术理论家。

  程至的早年的艺术履历经历了从中国画到木刻版画的转变。1941年,师从彭友善学习中国画,翌年在江西《前线日报》发表《绘画的线与光》一文。1943年,在邵克萍、杨克扬、野夫等人的指导下开始学习木刻。他的木刻以反映现实生活、揭露旧社会黑暗为主要内容,早期作品有《市虎》《希望》《寒》《萧条》和《买米归来》等。1947年,程至的与徐帆、曾景初、黄肇昌等在长沙举办木刻联展,同时将古元、力群及彦涵等人的木刻作品一起展出,并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曾获鲁迅版画奖。199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表彰了其在20世纪40年代为中国新兴版画运动所做出的贡献。

  50年代初,程至的由《江西时报》调至北京,任《版画》杂志编辑,由木刻创作转向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学习和研究。1962年调入中国美术馆,先后在展览部、研究部工作,后晋升为副研究馆员、研究馆员。“文革”期间,他勤于中国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巴黎公社文献资料等的阅读,积累了丰富的文史知识,也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美术史观。

  80年代后,程至的致力于美术史论和艺术评论,先后在《美术》《美术观察》《中国画研究》《美术史论》等刊物发表了《弗洛伊德给艺术带来什么》《鲁迅与未来主义、尼采思想》等数十篇论文,主要针对现当代艺术思潮和艺术现状追根溯源,做深层次的剖析,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绘画·美学·禅宗》后记中谦逊而坚定地表示:“我的底子薄、天赋不高,但不妄自菲薄,不人云亦云。凡遇到有关艺术上的问题,总要问个为什么。我对待问题,则是从历史上找根据、找镜子,同时力图从理论上去分析……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认为理论是为消除认识上的疑云迷雾的。”

  现实主义精神既是程至的学术立场的基石,也构成了他最鲜明的理论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直接强调“现实主义”;二、注重作品中的情感;三、倡导艺术面向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他也明确提出了自己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一是具有客观的真实性,抒发真挚的思想情感;二是现实主义作品不但需要蕴含激情,同时又要具有象征性。

程至的的研究视点波及古今中外以及诸多领域,表现出广博的知识与深厚的艺术素养。他的艺术批评记载了当时美术界的变革思潮与大众审美趋向,记录着那个时代艺术发展的诸多形态和世人的接受情况,并阐发了自己对这些现象的看法与见解。中国美术的发展应追求什么?守住什么?抛弃什么?批判什么?对这样的问题他皆以传统美学为依据,结合自己的出发点展开论述,语言平易质朴、深入浅出而又富含哲理意味。程至的的一系列美术史文章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04年5月,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其“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  

 

  二、为大众创作的艺术观


  程至的认为:现实主义创作强调生活,也强调自我意识的发挥。画家只有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升华艺术形象,这样才能使艺术作品生发感人的魅力。他强调作品要有时代气息:“我们的艺术作品,应该有今天的时代气息,充分表达人民的情操、理想与要求。”[1]程至的对美及其形式的分析以及对中国版画的讨论等等,均围绕这一基点展开。

  他把中国新兴版画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为1931年至1948年;二是1949年至今。程至的认为新兴版画的主要特征为“遵循艺术为人民大众的现实主义的精神而发展”。他细致梳理了中国新兴版画的发展历程、概况、内容以及创作人群、地域特点,指出早期的新兴版画作品在技法上虽然不够成熟,“但它却有一种粗犷、朴质无华的感人魅力。更可贵的是它们蕴藏着对祖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它们能真挚地反映人们所关心的现实生活,充满着激情,具有艺术的感染力”。他认为中国新兴版画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思想感情息息相关,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情景:“(新兴版画)始终和人民的生活紧紧联系着,表达了人民的喜怒哀乐,紧紧随时代的步伐而前进,这是我国新兴版画的传统,也是方向。”[2]

       程至的反对画家抱有宣教目的,一再强调画家情感与思想的介入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历来种种的维纳斯,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出世的,是通过艺术家思想感情的孕育。”[3]这里谈论的是艺术的风格问题,亦是艺术的个性问题:不同的画家有不同的维纳斯,艺术形象的创造源于画家的认知和情感。艺术形象包孕了画家自己的性情与格调,创作主体的个性在创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他注重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表达,无论内容和形式,还是现实美与非现实美,都承载着画家的情感;而情感则是源于人,源于人所在的社会和生活。艺术不只是少数人能欣赏的东西,它不仅面对艺术家本人和美术界专业人士,而且要面对人民大众,面对生活。他提出:“我们今天所要求新的艺术,并不只是否定旧形式就算新,而应从历史的发展、时代要求、人民各层次的需要以及艺术特性诸多方面去发掘、去创新。”[4]  

 

  三、对当代艺术现象的批评


  程至的对“反中心论”“达达”“天书”等艺术现象提出质疑,对一些人云亦云的看法进行了剖析,并一一批驳,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对待美的态度”方面,他提出美感不只是在生理机能上引起的愉悦,更重要的得到精神上的振奋和慰藉。绘画以表现人的精神为内核,美是借画面显示人类的灵魂、精神和情感。画家的创作是将情感熔铸于作品之中的过程,而不是单纯地追求色彩、线条及形状的真实性。现实美更胜于艺术美,美建立在“物”的基础之上;绘画形象是画家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概括,浸润着画家的感情和思想。我们看到的艺术作品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是画家的思想情感和物象的统一体。同时,美在于观看的角度,而不在对象,在于观看者的心灵,而不仅仅是“物”之特征。他认为:“美对人们生活直接所起的作用,不在于物质,而在于精神。如果不明确这一点,那么,也就会模糊了美的特性、美术的功能、美术家从事创作的目的。”[5]并进一步提出,艺术家创作不能故弄玄虚、任意臆造,不能无所依据,愚弄观众,以为看不懂的才是艺术。好的艺术作品应该能得到观众的理解,能引起时代的共鸣。

  程至的批评某些行为艺术和艺术的游戏化,认为它们是“对艺术的毁灭,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污染”。他注重艺术创作思维的合理性,认为艺术不能失去审美功能。中国绘画美学中的“以形写神”“气韵生动”等传统命题都为他所尊崇,而且明确提出不能将梁楷、徐渭、八大山人的泼墨、减笔画和西方抽象绘画混为一谈。同时,程至的也反对把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中波洛克等人的作品和中国书法艺术同等看待。“我国书法,是重抽象形体的整体感,有血有肉,充满生意,作为思想情感或情操的表达,使人富于联想,在精神上产生美感。不像某些抽象派绘画,重抽象形体的肢解,在形式上加以组合,求于生理感官的刺激与快感。”[6]对传统的承继以及在传统根基之上的开掘与拓展,追求作品的个人风格与体现民族特色、时代气息不可偏废,是艺术创新的整体方向和理论前提,这既是程至的对当代中国画的反思,也是他现实主义思想的又一升华。

  艺术源于生活,但终究要回到生活中去,观众的审美取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画家的思考与创作,画家如一味地故弄玄虚,结果只能使自己走向孤立,使其艺术流于边缘化。论及弗洛伊德的思想对艺术带来的影响,程至的写道:“其实,这些艺术思想,只能导致艺术的毁灭。如果摒弃理性、抒发本能是艺术的真谛,那么,猩猩猴子画画,足可以与人媲美,因为兽类更无理性可言,更有本能发泄特色,也就是它们更能表现它们的真实面目。”[7]这一反思可说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视角。他也曾专文针对某些“当代艺术”提出严厉的批评:“此种荒唐下作之举,就是受到后现代艺术思想、解构主义的影响,将我国艺术面向现代化、走向世界歪曲成为殖民化。这是对我国文化艺术的辱没,有损国家尊严,也玷污画家自身,实为可悲可叹。”[8]言辞虽有过激之处,但也体现了笃实严谨的研究态度与个性特征。

  他反对雅克·德里达强调“所指”“能指”“反中心说”等观点,认为这些理论给艺术带来消极的影响,并以中国古代“声亦如味”“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等为例证,指出艺术与人的审美之间的关系及人的接受功能,旨在强调艺术家创作时必须重视“审美功能”。“画家讲创作自我、自由,还应想想画是给谁看的和画的客观社会效果。画家需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别人。”[9]

  总之,程至的的美学阐论、美术理论和美术批评,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艺术观以及针砭时弊的学术立场。杨成寅以“勤学、精谨、独到、易解、难驳”来概括程至的的学风,并以为:“他的文章对所有涉及的问题,都按他自己研究的心得体会作了正确的回答,较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他关于美学和艺术基础理论所提出的许多命题。程至的的这些文章,代表着我国当代美术理论界的一种健康的力量,在我国美术界起着积极的导向作用。”[10]这一评价可谓切中肯綮。


  注释:

  [1]《人体与时代》,《美术》1980年第4期。

  [2]参见《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绘画·美学·禅宗》,第54-62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3]《维纳斯论——她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出世的》,同上书,第7页。

  [4]《鲁迅与未来主义、尼采思想》,同上书,第183页。

  [5]《美的范畴与审美价值》,同上书,第75页。

  [6]《我国书法与西方抽象派绘画》,《美术史论》1984年第3期。

  [7]《佛洛依德给艺术带来什么》,《美育》1983年第5期。

  [8]《关于解构的一些问题》,《美术》1996年第8期。

  [9]《从油画<萨特>谈到萨特的思想》,《美育》1982年第6期。

  [10]杨成寅《程至的对美学和美术理论的贡献》,《美术观察》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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