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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构形观念及方式的虚幻性特征

​张冬卉  来源:​《艺苑》2005年第2期 发表时间:2017-01-10

摘要: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构形观念及方式的虚幻性特征

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构形观念及方式的虚幻性特征

张冬卉

 

    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以其深厚的文化蕴含、久远的历史意义而被学术界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然而,过去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对其意义、功能的探讨范围内,而对诸如纹样的构形观念、构形方式这类课题,却少人问津。这里提出的“构形”概念,与我们常见的“造型”一说有所区别。“造型”仅仅是从形式本身的构成规律来探讨问题,而“构形”却更多地以观念、主题为纹样的构成根本。本文认为,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的构形观念及方式是有其独特规律的,它或源于由原始思维产生的奇异的想象力,或受制于某种生存观念和经验,亦或完全来自于纯审美意识。其构形在许多情况下是围绕着生存观念、巫术观念或文化主题进行的,而非一味地追求形式美的规律。其种类有攀仿性造型、象征性造型、抽象性造型、虚幻性造型、装饰性造型等。他们对今天的服饰文化创造、当代艺术创造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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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形成的文化生态

 

1.文化生态

    在有所谓“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族”的中国西南部,居住粉三十多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承传、巫术或宗教观念、生活方式和习俗,形成了他们风格迥异的民族服饰形态与特色。而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对服装纹样的择取。云南彝族姑娘戴的鸡冠帽,据说是她们‘的先祖遭遇娱蚁之灾后,为永远镇住那些毒物而仿照鸡冠的样子缝制的。服饰上的纹样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南民族历代繁衍之地的生存状况和文化观念。同时,纹样上也体现若中国西南自然环境的神奇美丽。传说古时傣族妇女只会织没有花纹的布,一位猎手的妻子受到丈夫的启发,将猎手从山林中采集的藏树叶作为某本,织就了藏树图案的傣锦。西南少数民族的服饰纹样中随处可见他们眼中的自然万物,仅以景颇族的织物图案为例,不同单元的纹样就有700种之多。

    西南少数民族的服饰纹样,不仅反映出他们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独特的历史传承,也体现了他们的巫观意识和宗教观念。羌族巫师必须头戴缀普白边的帽子,身着白衣、器用白鼓、足踏白鞋,方能与神通灵。纳西族人认为,服饰的纹样和颜色应与人的生辰对应,人出生的五行或生肖的“天象”与衣服的“色相”就应有相生相克的关系。这一切,皆源于各自民族的原始思维方式。

 

2.服饰纹样的功能

    西南少数民族的服饰犹如一部穿在人身上的史书,记载着西南民族文化的秘密。它无时无处不在透露着人类悠远的文化关系,传播普古老的文化信息,发挥着多重的文化功能。

    当然,不同类型的纹样构形所发挥的功能也有所不同:攀仿性构形的大部分功能是记录生活经验,传承历史、神话和格守礼仪伦常的规范性功能;象征性构形体现的是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功能。感受神灵世界、避邪和实用巫术的功能则体现于虚幻性构形当中;另外两大功能则完全是人类思维中历史意向、审美意识、文化记忆和符号化特性之必然表达。

    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的种类繁多,而纹样的类别更是不胜枚举。依构形规律划分,其纹样种类可分为五种:一、攀仿性构形;二、象征性构形;三、虚幻性构形;四、抽象性构形;五、装饰性构形。以下阐述所探讨的核心内容是其中的第三种类别—虚幻性构形。

 

二、虚幻性与原始思维的“互渗律”

 

    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中大量的独特形象,向我们显示出他们对超自然神异世界的独特理解。西南少数民族先民们的智力活动,和其他原始人智力活动的规律一样,是集体的智力活动,亦即列维一布留尔所谓的“集体表象”(1)。这种智力活动规律中最一般的、也是第一的规律,是“互渗律”。即通过想象的接触、转移、感应、远距离作用等,使事物之间有神秘的联系。而西南少数民族的先民们为了保持与员异世界的文往和联系,为了强化个体与氏族集团的关系,加强与神灵互渗为内核的“集体表象”,把一系列超世俗、超自然、超现实的场景绘制在自己的服饰上,并形成了一种虚幻性的构形方式。因此,对西南少数民族来说,每一个虚幻的图形可以是和我们寻常所见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他们的先人把一种种神秘属性的图形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传了下来。西南少数民族除了在无数的“图像继承”中获得了大量超自然形象和它的内涵外,还时时通过祭祀仪式,如景颇族的“木脑纵歌”、纳西族的“东巴跳”等来达到与超自然境界的神交。因此,他们对外在世界的感知既是现实的,又是超现实的。在他们感知到的客观现实中,经常掺入这种神秘的事物和力量。在超自然精神力量的驱动下,他们力图从自己独有的造型方式出发,将超自然的精神实体物化为物质实体。对他们来说,凡是在他们心灵中引起崇拜、敬畏或恐惧的东西,都是有可能成为艺术创作对象的。隐含于人类生存环境背后的神秘事物,成为虚幻性造型经验中常用的题材和因素。

    在此类对象的特征表现中,西南少数民族是不会用摹仿性造型和象征性造型的。因为一个过于写实的形象和一些高度概括化的符号是很难带有神异色彩的。因此,西南少数民族对超自然境界精神实体的表现的特征和方法是独特的,可分为两种:综合自然形体和变形。

1.综合自然形体

    综合自然形体是一种只有对灵异世界有感悟和体验的人类才能具有的造型特征和手法。在原始人类那里,这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方法。如新石器时代良清文化的人兽一体造型,彩陶的双体鱼纹以及人蛇一体的雕塑等都采用了这种造型。

    综合自然形体的构形方式有二:

    其一,是把来自于现实的若干自然形体在巫术、图腾或其他神灵意义上加以综合,成为超自然形体的造型。在这种造型的每个构成因素上,也许仍是相似于原型的,但其综合体却已超越了各构成因素的自然属性,从而具有浓郁的灵异色彩和神秘力量。实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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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苗绣上的牛首龙纹:其造型长着一对巨大的牛角,嘴微张,长须飘动,鳞片排列规整,形体蜿蜓浮动。

    (2)苗绣上的人首龙纹:人首被置于弯曲的龙身之上,并饰以鸟的翅膀,形成人、鸟、龙浑然一体的造型。

    (3)傣族织锦的鸟首兽身纹二在雄健有力的兽身上冠以鸟首。

    (4)动植物合体:把各类植物如花朵、花蕾、葫芦、桃子等综合在怪兽及其他动物形体上。此类造型方式在苗绣和其他少数民族织锦、刺绣纹样上常见。

    这种构形方式皆有其特定内涵。如苗族关于牛首花有这样一个传说:姜央要祭蝴蝶妈妈,大枯牛没获得参加祭祀的机会,气愤之余便跑到海里和龙嬉戏。因二者在运动中的形体难以区分,连姜央都分不出哪个是龙,哪个是牛了。此传说的深层意义可能是以牛为图腾的部族和以蛇为图腾的部族的结合,其心理感受有可能是两种力量和内在意义的互融,使新的形体产生出更具神性的力量来。两者内涵的契合使造型成为高度符码化的造型符号,而其造型形式则收到了慑人心魄的审美效果。

    其二,是将相同的自然形体以怪异的方式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既和自然原型相联系又具超自然结构的新的图像形式。和第一种构形方式一样,它确实体现出少数民族创造者力图扩张和放大一种与他们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形象的能力。

    在苗族刺绣中,双身龙和双头龙的纹样迭出。双身龙的形象为:龙头居正中,两个身子向上卷起呈弧形,在其鳞状部分后是火焰形状的尾,头与颈后部往往饰以翅膀,苗民常称其为“九翅龙”。双头龙的形象为:二首居一身,呈椭圆状,饰以鱼鳞和须毛。在傣族织锦中,神鸟纹也往往采用这种构形方式。二鸟共居一体,作左右对称状,饰以方格纹。这些相同自然形体在超自然结构的组合中,与其内涵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迷离虚幻、具有某种神秘魅力的审美特征。

    综合自然形体造型方式的意义在于,它以特殊的形象构成方式塑造了一个超现实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既有被内涵所支配的图像形式的构成定势,又有创造的审美情趣和习惯。所以,当内涵意义随着历史时态之变迁逐渐从图像中蜕化出去的时候,这种特异的造型方式不再为观念所制约,而呈现出审美的自律性运动。因而这种造型方式以神秘观念的唤出开始,又以审美形式的自由创造结束。

 

2.变形

    变形,也是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造型中最常见的方法。变形结构的形式是某种观念与原型神秘互渗在心理上形成“内心视象”的结果,非视觉意义上就能完成的。观念性因素的渗入,使变形形象成为一个“活的实体”。超自然、超现实的因素使原型的某些特征被强化,或使原型的某些因素被抽取出来进行新的组合,形成了既不违背现实存在又具有强烈非现实因素的怪诞形象。

    其构形的具体方式为,放大原型中最能体现神秘内涵的部分,从而打破对象原有的形象特征,凸显怪诞性—这一变形形象的基本特性。施洞苗绣的许多动物纹样,均有鱼鳍出现,但并非所表现的动物都与鱼鳍有关。由此可见,鳍在此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鱼类自然属性的表现,它已经被作为神物来加以崇拜,成为特定的意念形式的化身,转化成了超自然的象征符号。动物鳞化形体在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造型中也反复出现过,且造型变化多端、种类繁多,扇面鳞、菱形鳞、卵石状鳞,不计其数。这亦表明,鳞在某种崇拜的意念支配下,成了具有神性的表现形式。

    神秘意念的支配作用,造成某些变形形象极为怪诞,人们甚至全然不顾原型的自然特性,仅以意念的需求为目的进行创造。如部分苗绣中走兽纹只有两只脚或三只脚,有的动物有头无身。这种减肢式或无身式的造型方式,显然是将原型消解在神秘意念之中了。还有一种露肠式的造型方法很独特,人的肠子演化成一串扁国珠,纵向排列在人体躯干正中或露出体外,中有变形的人形。《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中有神+人,名曰女蜗之肠……”的说法,正与苗绣上肠的变形形象相似,可见在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造型中,此类变形形象已成了神灵的象征物。

当然,也有一些变形形象受审美规律支配较多,而离神秘意念较远。这类形象在构成过程中,线和形的组合日益和谐,从而形成了一种轻松、愉悦,富于自由感的形式。

    既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的构形具有那么深邀的人文背景,既然这种内容丰富、涵盖广博的形态自成系统并具备了整理、变异、创新与开发的潜能,既然它能够作为一种带有宏观指向性的文化发展基因存在,那么对当下中国美术学领域里众多范畴的创作、观念,它必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启迪、借鉴乃至导向作用。构形的观念,带给人们的既是一个关于传统服饰文化形式的形象把握,又是一个关于某种文化形态的发生、演化、生态、内蕴的“综合指数”的认知。尤为关键的是,通过对这种“构形”文化的分析,我们似乎学习到一种全息性地把握研究对象、整合性开发研究对象功能的能力,在以往注重对客观物象进行具体考察的基础上,生发出整体把握和全方位认识、拓展对象含义并由此形成创新机制的功力。这正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文化遗产,现下我们如何利用、保存好这文化遗产并把它转化成我们的资源,便是本课题研究的终极目的,也是其现实意义之所在。

 (文章来源:《艺苑》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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