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1813年—1884年），字寿卿，号[1]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人，中国近代最大的民间文物收藏家，晚清时期中国最杰出的金石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其一生嗜好古物，收藏宏富，精于鉴别，又精墨拓，治学严谨，主要著作有《 斋传古别录》《 斋藏古目》《 斋藏古册目并题记》《 斋藏镜全目钞本》《 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 斋藏古玉印谱》《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著）等。

      金石学，在民国之前又叫“古器物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近似于欧洲的铭刻学，以古代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刻、兵符、砖瓦、简牍等为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史资料，是结合了史学与文学，以求证经补史的一门学科。金石学于北宋时期形成，由“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开创，其门生——文学家、史学家曾巩在《金石录》中提出了“金石”一词。至于“金石学”这一提法，则是到了清代才由王鸣盛等人提出。清代金石学的兴起，和清朝皇室不无关系。清乾隆皇帝在位时，曾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其后受乾嘉学派的影响和推动，金石学大兴于天下，进入一个鼎盛时期，直至民国时期仍然久未衰竭。其间，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金石学大藏家，陈介祺便是其中的翘楚，他与曾获大盂鼎的潘祖荫并称“南潘北陈”。

      陈介祺所在的潍县陈氏家族是潍县有名的望族，自明清以来，家学渊源，人才辈出。家族中出任各种官职的人很多，如县官、知府、守备、道台、巡抚等，其中八十余人为品级以上官员。族中文化积淀丰厚，有学者、书画家、著作家、收藏家、名医等。其父陈官俊（1781年—1849年），字伟堂，号恕田居士。其人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曾为道光帝师、黄长子师，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时候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充文颖馆协修、翰林院编修、文颖馆纂修等职，历任山西学政、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及户部侍郎、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工部尚书。63岁时出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67岁任上书房总师傅。68岁去世后，赠太子太保，入贤良祠，谥文悫公。自幼在书香门第的陈氏家族中成长的陈介祺受其父的言传身教，对他的一生影响最为深刻。陈介祺目睹了其父宦海沉浮的人生经历，从而决定了他的志向不会是以从政为宿求。

      陈介祺出生于清代嘉庆十八年（1813年）冬，其父陈官俊时任翰林院编修、文颖馆纂修。陈介祺七岁时，陈官俊任山西学政提督，八岁时，陈官俊任翰林院侍读，之后陈介祺一直跟随父亲在京勤学苦读。根据《潍县志稿》记载，陈介祺少年时期便天资不凡：“聪颖嗜学，日读百数十行，略不遗忘。”陈介祺19岁时考入莱州府（当时潍县属莱州），受业于费耕亭。当时比陈介祺大37岁的名士翟云升送他一把书有“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的隶书折扇相贺，可见长辈们对他有很高的期许。初到莱州的陈介祺，对于当时莱州府南面25千米处的云峰山石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北魏大书法家兖州刺史郑道昭所书《郑文公碑》，加之作为父亲好友的翟云升对他的点拨指教，陈介祺的学问在这段时间得到了很好的充实与提高。

      道光十五年（1835年），陈介祺在济南参加山东乡试得中举人。根据《潍县志稿》记载，此次乡试，陈介祺因才华出众而被疑为耆宿：“两主司得卷，疑为耆宿，撤棘，始知为世家少年，语人曰：其人不易得也。”道光十九年（1839年），陈介祺得东周初年青铜器——曾伯 ，这就是陈介祺书斋“宝 斋”及其号“斋”的由来。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陈介祺考中进士，在朝考中钦取一等第十名，由内阁中书恩用庶常，后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方略馆分校等职。在翰林院供职期间，由于所供职位是个闲职，对于身处京华、喜好文物的陈介祺来说，有机会向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阮元请教，同时也与何绍基、吴世芬等金石学者沟通交流，一方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鉴赏水平。再者，因为身处京华，豪门大户颇多，物藏丰富，而京华的琉璃厂又是全国各地文物的聚集地，陈介祺得以在收藏的道路上“近水楼台先得月”。

      道光三十年（1850年），陈介祺在潍县旧居建成藏楼一幢，名曰“万印楼”，之后在许瀚、吴式芬、何绍基等人协助下，他将所藏的古印2503钮仔细鉴别后，进行系统地分类整理，编成《 斋印集》12册。咸丰二年（1852年），陈介祺以白银千两购得毛公鼎并考释其铭文。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入金陵，清政府财政危机，强征豪夺，陈介祺被迫捐白银四万两。虽得赏顶戴花翎，加侍讲学士衔，却也导致其对于当朝政府无比失望，次年借口丧母丁忧，乞假回归故里，从此不再踏入仕途，潜心金石古物。

      陈介祺在长期的鉴藏生涯中，秉承的理念是“意在传古，志在为国”。传古，其核心是传古文字，所以陈介祺对于有文字的古器物情有独钟，其收藏多达两万余件，而且质地精良，数量宏富，堪称空前，可以说是一座颇具规模的金石博物馆，被《清史稿》称为“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

      陈介祺收藏和研究的第一大类藏品是青铜器，共346件，包含商周青铜器248件，秦汉青铜器98件。其中著名的有毛公鼎、天亡簋、兮甲盘、曾伯 、十钟等。

      毛公鼎，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纹饰简洁有力、古朴素雅，造型端庄稳重，为西周毛公所铸，是西周青铜器之最。毛公鼎与大盂鼎、大克鼎并称青铜礼器“海内三绝”，以铭文第一著称，其铭文字数为当今出土的七千多件铭文青铜器中最多的，共32行，499字，这篇铭文曾被郭沫若先生赞为“抵得上一部《尚书》”。该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咸丰二年（1852年）陈介祺购得此鼎并收藏。毛公鼎在陈家共收藏58年。此后命途多舛，几经易手，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镇院之宝。

      天亡簋[2]，又名大丰簋、朕簋或聃簋，高24.2厘米，上部最宽处30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5厘米。侈口鼓腹，四兽环绕，下垂方珥，圈足方座，器腹和圈足饰蜗体兽纹样，西周初期著名青铜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陕西郿县（今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出土，同年由陈介祺收藏。天亡簋上面有铭文8行78字，记载了武王灭商后的祭祀大典，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物，同时是西周断代青铜器标准器。其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古朴散乱，但又显示出了运动与和谐之美，而且铭文押韵，是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韵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兮甲盘，又名兮田盘、兮伯盘或兮伯吉父盘 [3]，圆形盘底，盘沿边缘有纹饰，底座圈足缺失，西周晚期青铜器。宋代出土，后由陈介祺收藏。兮甲盘有铭文13行133字，书体很有特色，结字厚壮，兼具美感，记述了兮甲随宣王出征和对南淮夷征收赋贡之事。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在《兮甲盘跋》中评论：“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诸鼎之上。”兮甲，即尹吉甫，为西周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据载为《诗经》的主要采集者。兮甲盘现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其真容不以示人，仿制品尺寸口径长51.5厘米，高9.5厘米。

      曾伯，东周初年青铜器，高9.9厘米，口横32.8厘米，口纵24.8厘米（依仿品），为陈介祺早年最重要的收藏品。陈介祺对此藏品钟爱有加，故自号“ 斋”，其书斋名为“宝斋”。曾伯 有两器，一器有铭文90字，另一器当时为阮元收藏，有92字，是迄今铭文最多的青铜 。其铭文记载的是曾国国君曾伯与晋文侯一起为东周平王征伐淮夷，打通江淮与中原道路的事。曾伯 由陈介祺曾孙媳郭祖珍女士捐赠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商周古器物文字是陈介祺鉴藏和研究的重点，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展现出了过人的前瞻性，往往能用超出时流的思想审视古器物和古文字。比如，他提出了“多见”之说：“金文多见多读，自可通真伪，释古文字，以多见为第一。多见，知三代至六朝用笔之法，非其族类者，自望而可知。”又如，他还提出了“识真”之说：在鉴藏古器物时应该“知其善与美，识得真与伪”。他提出“古人作字，其方圆平直之法，必先得于心手，合乎规矩，唯变所适，无非法者，是以或左或右，或伸或缩，无不笔笔卓立，各不相乱，字字相错，各不相妨，行行不排比，而莫不自如，全神相应”，又说，“古文字浑厚者，其中之真精神，至坚，至足，至朴”。可见，陈介祺在鉴别青铜重器时眼光之独到。此外，他还关注商周古器物之外的其他众多领域。

      陈介祺收藏和研究的第二大类藏品是玺印。他是中国古玺印最早的探究者之一，收藏的很多玺印除了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外，其学术价值也很高。对玺印的收藏和研究是陈介祺毕生倾力投入的事业。他从19岁开始收藏印章，到辞官回乡时已有二千余方，回潍县之后，他更是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到光绪初年，陈介祺59岁时，已经收藏古印七千余钮。藏印历经多年，达到这样的数量，就连他自己也说：“余收古物，以印之费为多。”陈介祺不但对于所藏古印进行严格的鉴别，还对所藏古印有所要求：“精选慎收，去伪去近”。也就是说，陈介祺不藏假赝，还只收六朝以前的古印，可见其收藏门槛之高。当年陈介祺所藏印章现多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陈介祺传古心切，根据《十钟山房印举》光绪九年（1883年）的自序，他多次对好友表明心愿：“念一生所聚，不可使古人不传。”因此，陈介祺计划编辑一部规模空前的印谱，这就是《十钟山房印举》。该书的编辑可谓困难重重，因为多有“畏印谱损古印而不印者”，而且在举类上也存在困难：面对庞大数量的印玺，想让研究和使用便利，对编撰者来说面临的学术和技术问题很大。这也就是陈介祺之前的印谱编撰普遍存杂乱无序、查阅不便等问题的渊源。陈介祺总结前人，提出了“叙姓以韵，同者以钮，回文反文，朱白界道，类中亦复别之”的分类编排的方法，而且每印加以考释。《十钟山房印举》实际上并不应该是如今所见“唯见其印”的状态，它还是一部未完之作，陈介祺在去世前几个月都还不辞高龄病苦进行编撰工作。陈介祺去世后，后人虽继续完善了该印谱，却也造成了张煊所述《〈十钟山房印举〉纂例考》中“世无完本，亦无定本”的现象，同时指出了《十钟山房印举》中存在“一印数见，其旨难明，方讶其繁，何虑其缺”的问题。不过他所述“一印数见”的问题，亦佐证了陈介祺在编撰过程中分类细密，但又没来得及附以注释所导致的矛盾，这也是《十钟山房印举》多年来未定本的重要原因。陈介祺编纂《十钟山房印举》，前后历经十余年，书成之后，学界震动，引起很大的反响，之后被印学界奉为经典，有“印谱之冠”“印学之宗”之誉。

      陈介祺收藏和研究的第三大类藏品是陶器、陶文，共收集陶文残片4800余件，并拓印了4043张，编成《斋藏陶》《陶文释存》等文稿。古陶文被发现存在于秦以前遗留的陶器或残陶片上，是继商周青铜器、玺印、石刻文字等之后的又一发现。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陈介祺得到了出土于即墨、上有被鉴定为三代古陶文文字的一件残片。他称其为“黄金不足比其重”，之后陈介祺开始广泛收集研究陶器陶文，自号“齐东陶父”且命名书斋为“三代古陶轩”，开创了陶文研究的先河。王襄《古陶残器絮语》有评价：“……有文字之陶现于人间，列入金石学，陈氏为其创者。”在收藏的同时，陈介祺非常注重陶文的研究。在陶文研究方面，陈介祺有两大贡献：一是提出了“古陶文与古玺印近，有以玺成者，有刻者” [4]；二是提出了“古陶文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人其事” [5]。这两大发现为后人对陶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陈介祺除了青铜器、印玺、陶器、陶文外，还藏有秦诏版80件，汉画像石、碑碣119件，古砖326件，铜镜200面，封泥548方，秦汉时期的文字瓦当923件，泉镜镞各式范千余件，精品书画12卷，齐、燕、楚、秦、晋等国的兵器64件。纵观其收藏，陈介祺的藏品除了种类多、数量大之外，还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重古，对于秉承“传古”之志的陈介祺来说，非常看重古器，特别是三代秦汉古器；二是重字，因为“传古”的核心是传古文字，所以陈介祺对于有文字之古器情有独钟；三是重考，陈介祺治学严谨，注重考证藏品的出土、流传、式样等，这将其收藏的行为，上升到了一种学术的高度。

      作为中国近代最大的民间文物收藏家，更是晚清时期中国最杰出的金石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陈介祺先生更为可贵的是在长期的鉴藏生涯中，始终秉持着“意在传古，志在为国”的人生信条。他所在的时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国内官场日益腐败，国外列强纷纷觊觎；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根本无暇顾及文物，造成了许多珍贵文物流失海外。陈介祺先生目睹现状，同许多有志之士一样，痛心疾首，他用自己的方式，以“传古”“为国”为己任，穷毕生精力收集和研究古器物、古文字、古文化，对于文物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奠定了近代金石收藏和研究的基础，对近代金石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先生虽早已驾鹤西去，“万印楼”也不复当年，但先生“意在传古，志在为国”的思想，值得中华儿女为之秉承。

参考文献：

1.郭名询，清代金石学发展概况与特点[J]，学术论坛，2005年7月

2.孙国强，陈介祺的金石学成就和历史地位[J]，潍坊学院学报，2004年5月

3.陆明君，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的鉴藏与学术[J]，中国书画，2013年9月

4.陆明君，陈介祺与陶文的发现、收藏及研究[J]，青少年书法，2011年1月

5.王来臣，金石大家陈介祺[J]，潍坊晚报·人文潍坊，2012年11月

注释：

[1] 音[fǔ]，古代祭祀时盛稻粱的器具。

[2] 簋，音[guǐ]，是古代汉族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也用作礼器，圆口，双耳，流行于商朝至东周。

[3] 兮甲，字吉父，一作吉甫，兮甲盘制作者，兮甲之甲旧时释作田字，故此盘又称兮田盘、兮伯盘、兮伯吉父盘。

[4] 陈介祺， 簋斋论陶[M]，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5] 陈介祺， 簋斋尺牍.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致吴大激[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