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山西，运城。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行色匆匆走进芮城县永乐镇招贤村。

村子的南边有一座道教观宇，这是他的目的地。

蒿草几乎与人齐高，看不到路。

他拨开蒿草，穿过半个身子，前方的大殿形象渐渐清晰。

两道土墙只剩下了断壁残垣，孤零零地伫立在瑟瑟秋风中。

没有香客，没有道长，大殿外的石狮子头被雨水冲刷了600多年，痕迹斑驳。

他不会想到，他接下来的8年里，将在这里开启一项震惊全国的工程。

当年这位年轻人看到的正是此景，远处便是黄河。图/《中国国家地理》

画师继承了唐代吴道子的风格，286个人物，衣带飞扬，飘飘欲仙。

这里是传说中吕洞宾的故乡，曾有吕公祠，元代被改建为“大纯阳万寿宫”，与终南山重阳宫、大都长春宫并列为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

因为位于永乐镇，又叫“永乐宫”，当地人也称“神宫”。

“神宫”的修建者没有料到，700年之后，“八仙”之一的吕洞宾真的要“过海”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治理黄河成了国家首要任务。

1954年，苏联出了个主意，在黄河晋、陕、豫三省交界的三门峡修建大坝，就可以治理黄河水患，为下游提供电力资源。

大坝形成三门峡水库，水位将上升，一场大移民随之展开。

当人们开始大迁移时才发现，按照预计蓄水量，黄河岸边的这座“神宫”将被淹没，成为“龙王宫”。

三门峡水库的预计淹没区。图/央视纪录片，《永乐宫搬迁记》

建国初期，芮城县文物工作者偶然发现了这座道教宫殿，当时，这里面已经没有了宗教活动。

只有每个月镇里赶集时，摊贩们会在大殿门前的空地上支起摊子，在墙边生火，杀猪宰鸡，甚至在墙上钉钉子。

废弃的大殿，很长一阵子都是当地村里的小学堂。

满墙大幅的壁画让孩子们很害怕，村子里人就凑钱在大殿里又砌上了一道假墙，将满墙的画像遮挡了起来。

正是这个看上去很无知的举动，保护了这里。

1938年，一支日军入侵永乐镇，拆毁永乐宫丘祖殿，烧毁附近另一座道教宫殿纯阳上宫。

此后日军在此驻扎7年之久，如果没有这堵假墙，永乐宫壁画的命运可能与之前的敦煌壁画一样，被日本人切割成50厘米左右的小块，然后偷运出境或者毁于战火。

壁画里的青龙（上）和白虎（下）。

这幸存下来的壁画要怎么搬？别说柴泽俊，对当时的中国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在当地有一个传说，鲁班盖起了永乐宫，并留下了两句话：胜吾者添木三根，不胜吾者去木无数。

后人想拆掉重建，比我厉害就添三根木头试试，比我菜的，拆下来了你就别想装起来。

就是这么牛。

当然，永乐宫建时鲁班已经死了两千年了，放到现代，重装个榫卯建筑，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柴泽俊当时已在五台山主持修复古庙，重装木构建筑没多难，难的是把这1000平方米、画着两三米高人物的壁画揭下来搬走，还要重新装回去。

当时国内没人干过，也没人敢干。

国外倒是有技术，但就是贵。中央请来2位捷克专家，他们要15名中方工程师级别的人当助手，要修柏油马路、盖专家楼等等。

总体预算200万元，相当于当时整个晋南地区半年多的财政收入。

关键是，不光贵，还不一定保证成功。

很多时候，办法都是被贫穷逼出来的。

很快，永乐宫迁建委员会成立了，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中国年轻人，准备给这座700岁的宫殿搬家。

太上昊天玉皇大帝，绘于东墙。

几经讨论，最后以保护壁画为上，选择了不规则切割。

尺寸不一，切割方式不一，用的工具也一样，工具没有现成的，就自己改装。

有的像个椅子，但座位中间是空的，里面装着齿轮；

有的像个磨盘，磨盘却是木头的，上面挂着锯条；

民间的大锯、小铲子、铁锹都被用来改造成了切割工具。

如今，在迁建后的永乐宫里，有一个“永乐宫拆移展览室”，里面展出着这些奇形怪状的工具。

图/老头鱼游记

当讲解员讲到这些工具时，总会略显尴尬：这些工具都是临时改装的，没有名字。

在1959年的春夏，柴泽俊这群年轻人，靠着这些工具，沿着人物的衣冠、服饰边缘，将他们从1000平方米的墙壁上“抠”了出来，分割成341个大小不等的壁画块，送去了25公里外的新家——芮城县北部的古魏城遗址。

文物工作者用自制工具搬运壁画块。

整个迁建持续了8年，工地上最多时有600多人，壁画没有任何一个丢失、损坏。

而参与其中的人们，命运也因为永乐宫发生了变化。

柴泽俊记得自己好像只回家过了两个春节。

工程结束时，他的孩子已经很大了，但不认识他，一直以为他是偶尔来家里做客的“外地叔叔”。

而当时准备毕业分配的李焕民，一个通知，她就背着背包从学校就来到了工地，便一辈子留在了永乐宫，如今已是永乐宫的退休职工。

1964年，当人们给壁画间的缝隙填色修补之时，他们不会想到，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

上亿元的拼图游戏：将神庙切成了2000块巨石，每块20吨，吊走重装。

今天，阿布辛贝神庙被世人誉为“古代和现代的双重奇迹”，见证的是人类在为保存文明所付出的智慧和心力。

而东方的永乐宫搬迁却并不为世人所知。

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合作交流的国家也以苏联为主。

当一批中国的年轻文保工作者在为永乐宫壁画眉头紧锁时，他们并没有机会像阿布辛贝那样集合全世界的力量。

历史的吊诡很快显现。

苏联专家设计的三门峡水库在运行之后便发生了重大安全隐患，随即停止运行，开始改造。

原先规划之初最高水位可达海拔350米的蓄水量，最终只停留在326米，通常水位还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海拔330米的原永乐宫，并不会被淹。

随后中苏交恶，苏联技术专家撤走，责任无从追究，永乐宫的迁移成了这段历史最好的一个注脚。

历史不容假设，柴泽俊谈起这段往事，说“尽管水位没到预计高度，但在黄河边毕竟比现在要危险得多，而且当时一发大洪水肯定会淹了永乐宫。”

三门峡大坝和黄河上的“中流砥柱”石。

1966年，刚刚完成永乐宫搬迁，柴泽俊刚在人民大会堂领完表彰，回到太原便成了文革的批判对象。

批判的理由和当初表彰的理由类似，不过这次变成了“为封建残余庙宇保驾”。

准备以新面容迎接世人的永乐宫，也就此匆匆关闭了大门。

“文革”十年，永乐宫只留有一个人看守着大门，没有接待游客，直到1979年才正式对外开放。

切割重组的壁画，如今有些缝隙因为色差仍能被肉眼所见。

而这一切的代价，换来的是中国古建保护，尤其是迁建方面稀缺的宝贵经验。

如今，新的永乐宫气势磅礴，元代所建的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和清代建的宫门纵向排开。

春天的永乐宫。图/图虫创意

97米长的《朝元图》上，286尊人像栩栩如生，3米多高的主像继续迎接着众仙的目光，和无数现代人的手机。

图/图虫创意

而你从招贤村向南，朝黄河边走去，原永乐宫旧址处已是麦田相连。

如果足够有耐心，你还能找到当年的夯土遗址，和这段唏嘘往事。

永乐宫旧址，三清殿的台基藏在麦田之中。

（本文转自“丝路遗产”公众号，原标题为：永乐宫|把1000M²古代壁画打包带走，一共需要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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