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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4 六舟拓积古斋藏商戊寅父丁鼎全形,浙江省博物馆藏
  • 图1 六舟等《古砖花供图》,浙江省博物馆藏
  • 图2 任颐《吉金清供图》,天津博物馆藏
  • 图5 《汉封泥拓本》册,童衍方先生藏
  • 图3 六舟《百岁图》局部,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集

王屹峰:“金石僧”的古砖遗产

王屹峰 / 浙江省博物馆研究馆员  来源:中国美术报网 发表时间:2018-03-21

摘要:我写了本书,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书名叫《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


我写了本书,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书名叫《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

有的朋友一看书名,误以为这是一本关于清供的书。古砖花供,指的是清代六舟和尚创作的一类艺术作品,确实有关清供,但只是其内涵的一小部分。六舟创作“古砖花供”一类的作品,其含义至少有四种:一是表达吉祥的寓意,二是可作清供之用,三是感慨金石永年,四是赋予古砖崭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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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六舟等《古砖花供图》,浙江省博物馆藏

钱镜塘先生曾经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一件六舟与师友共同创作于道光十五年(1835)的《古砖花供图》长卷,是送给陈銮(芝楣)的礼物。这一年,六舟受江苏布政使兼署巡抚的陈銮之反复邀请,受聘担任苏州沧浪亭大云庵的方丈。

六舟于当年三月上旬到达沧浪亭上任,这幅长卷的卷末有他的本师松溪和尚的补景和题记,时间是此年夏日,所以当是六舟在沧浪亭安顿以后为答谢陈銮而创作的作品。

六舟在款识中写明此幅名为“古砖花供图”。六舟在《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中还记载道光十八年(1838):“是冬,余以所藏之砖头瓦角有字迹年号者,拓成瓶罍盆盎等件为长卷,凡友人中能写生者,各随意补以杂花,即名曰《古砖花供》。后汤雨生将军见之,为隶书‘磨砖非作镜,着手尽成春’十字弁其端。”可知,类似的作品六舟都是如此命名的。

当然,六舟身后,他的这项创作几乎不为人所知,再加上学习他这类作品的后进中出了像吴昌硕、任颐这样的大名家,其持久、炙热的光芒无意中更加地掩盖了六舟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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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任颐《吉金清供图》,天津博物馆藏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任颐作于1885年的《吉金清供图》,画面布置鼎、壶、盘三件青铜器全形拓及铭文拓片,再以没骨法补绘花卉,便属效仿六舟这一类型的典型作品。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幅吴昌硕作于1902年的《鼎盛图》也属此类。

这类作品,后来为人熟知的名称,有“鼎盛图”、“博古画”、“清供图”等等。追根溯源,这类先铺以全形拓为画面主角,再补绘花石的作品,是六舟的独创。类似的六舟作品还有一些,像《芸窗清供》、《周伯山豆》等。以我目前所掌握的信息,1835年赠送陈銮的这幅算最早,所以我取用“古砖花供”一词来指此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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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六舟《百岁图》局部,浙江省博物馆藏

六舟的才艺很多,我觉得最具价值的在于八破、全形拓和古砖花供(即全形拓补绘花卉)三类,对后世的影响都很大。八破也是他的另外一项创举,但性质仍是一种平面拓,从平面的拓片发展到立体的全形拓又是一项创举,再发展到全形拓补绘花卉,将全形拓与绘画艺术相结合,一步一步地,我觉得到了顶峰。在我心目里,绘画是艺术的最高形式之一,所以用“古砖花供”为书名来代表六舟最高的艺术成就。

还有的朋友一看副标题,担心是不是夸大了六舟的影响力。这样的质疑恰恰是因为六舟身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后人不知道了所造成的。他的影响力,按不同的分类原则,可分为生前、身后,也可分为直接、间接等。

六舟的艺术成就,其实都是金石学学术活动的“副产品”,所以要讲他的艺术成就,必须将他放在当时的金石学学术背景下来考察。内容太多,只能举两例来分享。

六舟交游极广,略作梳理,便可轻易地找出不下四百人的旧友新雨。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属知识阶层,既有各个层次的学者,也有金石书画爱好者。六舟的这个朋友圈,夸张一点讲,几乎囊括了当时半个中国学术界的精英。我最后只选择了少数几个人进行介绍,多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从宏观上来讲,尽管六舟的朋友圈人数众多,他们对于形成社会风气功不可没,但“多数”未必代表能起决定作用。从清代的情况看,官员身份往往是最能推动学术和艺术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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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六舟拓积古斋藏商戊寅父丁鼎全形,浙江省博物馆藏

1838年,当时的学界领袖之一阮元计划重编《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向六舟发出邀请,希望他到扬州手拓家庙所藏青铜器的全形拓。实际上,六舟是第二年才至扬州的。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六舟所拓所谓周齐侯罍、叔朕簠和师酉簋三种全形拓本合裱轴,即阮元积古斋藏器,另《彝器集屏》中也有他所制的积古斋藏商戊寅父丁鼎全形拓本。这说明阮元当已意识到用全形拓作为配图对于金石学著作的意义了。

全形拓对于金石学研究的作用,在六舟生前已直接显现,而其身后的影响则更为巨大。作为全形拓初创时期的代表人物,以及作为从唯铭文论到兼及器形的过渡人物,六舟的贡献惠及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学术、艺术界。

另一个例子。我寻访六舟出家的白马庙时,在位于浙江海宁盐官城北的遗址西侧,发现尚存一个大水潭。在浙江图书馆所藏六舟的《白马神庙小志》的《杂记》“泥印入水”条中,我曾读到过他详述“黄神越章”封泥的得失经过和诸家的认识过程。同时,六舟还记道,白马庙的一些小和尚趁他不在庙里,抢夺他的收藏时,将这枚封泥扔进了水里。六舟说,返庙“闻时若痛割我心”,于是有人便建议他“将水取涸”找印,但他考虑到“泥印”入水即化而作罢。于河道,抽干其水似乎没有可能,“泥印入水”当指入了水池,极有可能就是六舟也有详细记载、紧挨着白马庙西侧的大水潭,访得的这个当是。

此事发生在1841年,我对这则故事印象深刻,由此开始留意当时学者对封泥的认识过程。同时,也开始关注“黄神越章”拓片。“黄神越章”是1838年春何绍基托陈九峰带给六舟的,六舟佩带不离身数年,直至“入水”。站在大水潭边,我心想从中搜寻确实已不可能,所以不如寻找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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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汉封泥拓本》册,童衍方先生藏

在找寻到的六舟遗物过程中,童衍方先生所藏《汉封泥拓本》册也陆续发表,经对照,它与六舟《白马神庙小志》的《杂记》“泥印入水”条所载完全吻合。此册即六舟玩本,包括了“黄神越章”封泥拓片(图5)以及戴熙、吴式芬所藏封泥拓片。此册前有褚德彝封面木刻题签、徐楙题端的“雪泥鸿爪”和几谷为六舟所绘的《宝印图》。九家题跋的时间,除六舟、文鼎未署年月外,余按先后分别为戴熙(1836年)、钱泳(1837年夏)、冯登府(1837年秋)、李璋煜(1838年)、汤贻汾(1840年二月)、陈葆鲁(1840年夏五)、严保庸(1841年)、凌志珪(1862年)。除去六舟身后所题的凌志珪,其余八家的认识,以今天的认识来看,可谓笑话百出,这在书里已经详述了。19世纪的前五十年,即使是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对封泥的认识也才刚刚开始,甚至有些金石学者尚不识封泥为何物,当以陈寅恪先生“同情之理解”去看待。

我在书里原本还想强化他对于金石学学术贡献的内容,但那个时代的学问是把玩出来的,成果的贡献度无法量化。玩学问,就很难说清楚了。六舟玩封泥,虽然他不认识封泥的正确属性,但对封泥的兴趣与分享活动,引起他所处交往圈的关注,周围一群朋友围绕着他也疯玩。六舟本人并无研究封泥的学术计划,却间接地影响朋辈,这些人许多都是那个时代的大学者。持续的关注终于迎来了对封泥的正确认识,最终由其中的吴式芬、陈介祺,在六舟身后,集大成,形成了封泥的专门研究,成为独立一门,这在当时金石学界是一件大事。

上海图书馆藏有吴式芬、陈介祺同辑的《汉官私印封泥考略》稿本三卷(《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30册),后以《封泥考略》刊行,其中指出“封泥”一词最早见诸《后汉书》之《百官志》,并明确了其作用,还详细复原了封泥的正确使用步骤。

可以说,六舟在学术上并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但如果少了他这个环节便不完整。而且,六舟的学术和艺术成就,在他那个时代是非常“当代的”。“当代的”东西和观念于当时并不见得有巨大的影响力,可能只属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之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发酵。从19世纪后五十年到20世纪前五十年,六舟的影响力正是如此,尽管多数人早已不知这是六舟的贡献所致。即使时至今日,这种影响力仍然在持续发酵,这不得不令人感慨。

(本文原标题为《细流——关于六舟上人的遗产》,标题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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