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9日早，首都博物馆（以下简称首博）门口照例排起长队，此时距离“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开幕（2月27日）已过去11天。北京的初春依然寒冷，一场足以让人大呼“隔行如隔山”、需要足够知识储备才能看个明白的历史文物展，为何偏偏牢牢抓住了公众的注意力？

展览现场

何止一卷《步辇图》

2月26日晚，首博展厅内的布展接近尾声，所有的文物安置完毕，仅剩一个展柜虚位以待，它在等候唐代阎立本的作品《步辇图》的到来。

《步辇图》描绘的是吐蕃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迎娶文成公主，拜见唐太宗的场面，这让其天然具备了参与一次深入介绍藏文化特展的资格。但考虑到人们对于《步辇图》的熟悉程度、其复制品的传播力度以及手卷观看的“私密性”特质（只能平铺在桌面，无法让更多观众同时研读），即便这卷名迹上次公开亮相还是在11年前（2007年《步辇图》随其他31件文物赴香港参加“国中重宝——故宫博物院金唐宋元书画展”），即便在那之后它一直隐居故宫“深闺”，即便它只会在首博展出两个月，单单一件作品真的能再次引发让观者疲惫不堪的“排长队＋冲刺跑”么？

（横屏欣赏↓ ↓ ↓）

【唐】阎立本 步辇图 绢本设色 38.5cm×129.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事实证明，“天路文华”特展的精彩绝不仅是《步辇图》。当记者步入展厅，仿佛立刻被吸入宏伟深邃的时空漩涡。展览共分“文明溯源”“高原天路”“雪域佛韵”“和同一家”四个单元，根据时间的推移，层层递进，逐步揭开藏文化的起源、演进以及汉藏文化交汇的过程。据策展人张杰介绍，此次展览是西藏以外地区有史以来征集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西藏文物展，汇集了北京、西藏、河北、重庆、青海5省区市21家文物收藏单位的藏品。展览由北京市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办，展出的216件（组）文物中，180余件（组）由西藏地区文博机构和寺庙提供，其中三级品以上国家珍贵文物占90.8%。从大昭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等13家寺庙借展的文物均是首次与公众见面，包括诸多以往秘不示人的礼器。

独立展柜中并未完全铺开的《步辇图》似乎只是展览的点题之处，并非点睛之笔。在这里，抱着“图个新鲜”的态度踱步，你根本无法释怀。当观者低头观看展品，神秘悠远的藏文化仿佛成为了让人仰视的耸立的“巨人”，每件展品背后的故事都足够倾听许久。

出土于昌都卡若遗址的双体陶罐

高原天路始于足下

策展人张杰提醒：“我们希望告诉大家，西藏文化并非因为自然环境恶劣而孤立发展，自古以来就是开放的，从石器时代开始就有黄河流域文明的反映，一直吸收周边地区的文明成果，促进了人与人的交往。”展览开端处，青藏高原卫星图点出了藏文化萌生原初的艰难。如若没有展厅一、二单元内有力的文化传播例证，非专业学者可能很难想象在新石器时代，汉地民族选择放弃游牧、安居乐业后，藏区远古先民的足迹仍能不断翻越“生命的禁区”，从东西两个方向汲取文明的养分。

在“文明溯源”单元，一尊出土于昌都卡若遗址的双体陶罐揭示出距今5000年前西藏便有先民居住，陶罐上的纹饰也证明了西藏三大古文明（卡若文明、拉萨曲贡文明、藏北细石器文明），与黄河流域乃至克什米尔地区远古文化间开始有联系。

公元3世纪制造的黄金面具

出土于曲贡遗址的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铁柄铜镜和公元3世纪制造的黄金面具明确印证了藏文化和遥远西方国度的交流。有学者认为，铁柄铜镜可能为西藏本地制造，亦或通过与周邻的贸易、交换、贡纳或战争掠夺等方式获得。即使为西藏本土制造，其形制样式也不能排除是模仿西方系统带柄镜的可能。这类属于西方系统的带柄镜，在西藏北面的新疆、西面的中亚、南面的南亚、东南面的四川和云南都有过发现。阿里地区札达县曲踏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反映出象雄国存在的覆面葬俗。以黄金面具作为随葬品的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当时的欧亚大陆，研究者认为早在距今2000～1800年前，西藏西部地区已经与新疆、南亚次大陆联系紧密，并通过新疆与中原、中亚和欧亚草原产生互动。

出土于曲贡遗址的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铁柄铜镜

在“高原天路”单元，更多关于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的多元文化物证出现，高原丝路和茶马互市成为了西藏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词。兽首胡人纹银壶（复制品）同《步辇图》一样仅做短暂展出，在展览结束前，它就要返回“岗位”，其“职务”是为大昭寺的香客、朝圣者存储青稞酒。这件巨大（高90cm，瓶身周长54cm，瓶底周长34cm）银壶的本尊依旧摆放在大昭寺松赞干布修行殿，从约公元7世纪起沿用至今。关于壶身的三个乐舞伎的服饰和身份，众说纷纭。瑞士学者乌尔里希·冯·施罗德（Ulrich Von Schroeder）认为，从仪式功能看，其与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崇拜有明显关系，令人联想到萨珊君王的形象。奥地利学者阿米·海勒（Amy Heller）认为，上述人物发带上的日月头饰不是萨珊王冠的翻版，早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的吐蕃王墓前和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石碑上就有日月图案。而参考《步辇图》上的服装样式得知，银瓶上的人物服饰在吐蕃王朝时期就已经流行。

兽首胡人纹银壶（复制品）

另一件关键藏品是“王侯”汉字织锦。象泉河上游噶尔县门士乡境内著名的苯教寺院故如甲寺，是阿里地区目前唯一保留下来的苯教寺院。此件丝织品因寺前公路被载重汽车压塌而出土。被寺院僧人用玻璃板封存保护。对于这件丝织品材质，学者认为是丝绸或平纹经锦。布面上在每组动物（成对的龙、凤、羊、狮）纹饰的空白处，都有四个汉字，有学者释读出它们分别是“王”“侯”两字，这是西藏西部首次发现的汉地丝织物。

除了两件丝路文化遗存，多件马具以及一块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茶叶解开了茶马互市的历史秘密。唐代以前，没有茶叶进入新疆、青藏的证据。高寒地区不生长茶树，印度也仅有200多年的种茶历史，茶叶到达西藏应该与距今2200多年前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有关。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丝绸之路是由许多网状的分支组成的。这块茶叶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茶叶就已被输送到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

小小展厅里的千年朝圣

熟识藏传佛教艺术的人，一定不希望错过展厅的第三单元“雪域佛韵”，该单元是展示美术元素最为丰富的部分。本单元包括佛教初传、复兴和佛教艺术本土化三部分，体现出宗教对藏族艺术、医学、科技的影响。虽然产生背景的复杂性以及表现形式的样式化一直是世界各地佛教美术的基本特质，但作为藏族艺术至高的表现平台，宗教塑造了极为独特的藏民族美术，让观众看到了藏文化中的庄严虔诚。

铜鎏金弥勒像 北魏和平三年制

该单元最珍贵、年代最久远的两尊佛像当属背后铭文同为北魏和平三年（462）的铜鎏金弥勒像和合金释迦牟尼立像。有研究者认为高28厘米、底宽14.5厘米的铜鎏金弥勒像，其背后的文字字体与北魏时期的字体形态相差较多，可能是吐蕃仿造的北魏造像。但无论是仿造还是北魏原物，都反映了吐蕃对内地文化的认同吸收。合金释迦牟尼立像体量更大，通高63厘米，宽22厘米。此尊造像为克什米尔类型造像，螺发、高鼻梁、通体鎏金。通肩袈裟衣纹呈U形排列，湿衣贴体，显示着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随着佛教在西藏地区的发展，吐蕃王朝的瓦解促进了多个教派的诞生，佛教美术元素走出了塑像领域。两页《文殊正名曼荼罗仪轨无暇虚空》经书，文字五彩斑斓，纸张用蓝靛染色，涂羊脑，用天珠、砗磲抛光，书写用墨以金、银、铜、松石、珊瑚、青金石、海螺磨粉混合制成；法器中衍生出多种乐器，两件清代制金嵌珠宝檀香木唢呐，在藏语中它们被称为“甲林”，“甲”指藏区以外的地方，“林”即“林普”，意为笛子，人们普遍认为甲林是内地唢呐传入西藏而得名。

噶赤画派的布画米拉日巴唐卡

与宗教用品制造一样，此时唐卡艺术走向全盛。该单元展厅中9幅唐卡作品并列，集中展示了不同画派之间的区别，以及材料的不一而足。其中包括尼泊尔画派作品、齐岗画派作品、勉唐画派作品、钦泽画派作品、噶赤画派作品，以及包含刺绣、提花、贴花、缂丝等技艺的贴花因竭陀尊者唐卡和一幅作为星象图的布画天体日月星辰运行图唐卡、两幅藏医原理图解（布画人体经络图唐卡、布画人体生理稳态和病理状态树喻图唐卡）。虽然关于唐卡究竟发源于古印度还是我国中原地区的争论还在继续，但从唐卡流派的时代先后分析，其风格是在尼泊尔画派的基础上，逐步融入民族审美意识，借鉴中原艺术风格形成的。噶赤画派的布画米拉日巴唐卡的背景图绘带有明显的青绿山水色彩，正反映了中原画风对于藏文化的影响。

排列在唐卡作品后的是“雪堆白” 工艺品。1754年，七世达赖喇嘛正式建立“雪堆白”造像场，“雪堆白”意为“如意莲花工院”，“雪”指布达拉宫脚下，“堆白”指工匠能造出人们想象的任何东西。雪堆白是西藏地方政府为自己特殊的政教事务需求而专门组织、建立的一个藏传佛教造像和各种宗教用品的制造厂，也是整个西藏手工业的管理机构，其金属工艺是当时藏族民族金属工艺发展水平的高峰，造像具有帕拉遗风。在这批佛教用品中，18世纪铸造的双龙戏珠纹菊瓣金盘、明永乐年间造铜鎏金八瓣莲花大威德金刚曼陀罗（复制品），工艺极其复杂精美。

17至18世纪的艺术均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藏传佛教艺术自然是其中翘楚。电影《冈仁波齐》中11位藏民，跨越2500公里的遥遥路途只为抵达圣山，同那些俯身远行的朝圣者一样辛劳的，是制造出我们眼前这些精美器具的藏族工匠。可以想象，对于他们来说，在工业制造技术没有长足进步的时代，传承这项手艺无疑是另一场肃穆的朝圣之旅。

“雪堆白”工艺制品，右一为明永乐年间造铜鎏金八瓣莲花大威德金刚曼陀罗（复制品）

宏大叙事中缔结汉藏之缘

雪山、旷野、原始部落影像、庙宇结构的吊顶，这都是展厅内的装饰陈设，如果说这些是为观众营造想象的氛围，而贯穿展览的核心内容则是关于国家民族的宏大历史叙事。最后一个单元“和同一家”是整个展览的重中之重，它展示了汉藏两个民族相互间的文化认同。该单元分四部分，展示唐与吐蕃和亲、元代萨迦派帝师、明代多封众建、清代“兴黄安蒙”的历史，西藏地区在不同时期与中原王朝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一目了然。

清代制布画禄东赞请婚图唐卡

除了《步辇图》，布画禄东赞请婚图唐卡、布画金成公主进藏图唐卡、论博言墓志同样体现了汉藏结盟、和亲的历史事实；宣政院印章印证了从元朝开始，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管理逐渐变得系统而完善；缂丝大慈法王唐卡（复制品）是多封众建即明成祖先后分封两大法王、五大教王、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大国师、禅师宗教职位等，使颇具影响的西藏宗教界安宁下来，政教合一的体制得以保留的见证；皇太极敦请萨迦法王会晤圣旨是皇太极写给萨迦法王邀请他会晤的文书，是清政府向西藏颁发的最早的圣旨；布画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传记唐卡，记录了五世达赖赴京朝见清帝事件，此后历代达赖喇嘛必须经过清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制度。同年，清政府册封青藏高原和硕特部固始汗“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基本政策确定；《御笔写娑罗树并赞图》是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五年（1781）十一月为患病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祈福亲笔所作，是六世班禅进京祝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清中央政府和西藏宗教领袖间亲密关系的实物见证，可惜在画完几日后六世班禅便圆寂了。

结束参观，一段展览结束语似乎切合了每位观众的心思：“纵横在世界屋脊上的那条离天空最近的道路，一端连着雪域高原，一端连着中原腹地，世界因此与我们相连。千百年来，天路上行进着无数不畏艰险的贤者，一串串脚印、一行行车辙，连接着人们的血脉。世上本无路，天路是每个热爱西藏的人走出来的，也包括驻足在此的你和我。”当每个主题板块串联起来，随着《步辇图》在独立展柜中缓缓铺开，百件文物列立两厢，一曲悠远的汉藏盟歌被谱写出来，这段宏大的历史叙事不会因参观的结束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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