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一个国际艺术大展云集的年份。在大部分展览以众多的参展艺术家、琳琅满目的作品和多义性的主题来对观众形成视觉轰炸时，第6届横滨三年展“岛屿、星座和加拉帕格斯”（Islands, Constellations & Galapagos）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参展艺术家人数不多（38位），主题的针对性也非常明显——从“联系”（全球化）与“隔离”（地域性）的角度，探讨当今世界的纷争与危机。

Mark Justiniani ，《洞》，装置，2012

联系与孤立

主题中“岛屿”和“星座”的含义，正如策展人之一的三木明子在官方发言中所说：“这是一个参展艺术家少于平均数量的展览，而展览本身可以看作是这些艺术家个展的集合。其中，每个艺术家的作品又都是多样化的。”如果说每位艺术家都是风景各异的独立岛屿，那么将不同的岛屿串联起来时，就形成了类似星座的景观。而这种“岛屿”与“星座”的关系，也是横滨市与其周边岛屿的关系。1859年，日本幕府与美国人签署的《神奈川条约》生效，横滨成了日本走向世界的窗口，毗邻的其他岛屿也因此与世界取得了联系。

而对于主题中的“加拉帕格斯”，人们可能心存疑惑。从字面上看，“加拉帕格斯”指的是太平洋上距离南美洲很近的火山岛群，人们根据其形状也将之称为“大龟群岛”。由于远离大陆，岛上动物的进化过程与世界上的其他部分脱节，形成独有的生物景观。这种现象被称为“加拉帕格斯症候群”，广泛用于技术行业，寓意即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某些技术的发展只是为了满足特定的国内需求，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展开拳脚。此种含义正契合日本的发展状态：作为发达国家，日本一直都是个独特的存在。其本土文化在国内有着很好的继承和创新，但却很难融入到世界文化的大潮流当中，形成和其地理位置对应的“孤岛文化”。

三年展的各版海报都有着大龟形象

横滨三年展的参展艺术家，从2011年的80位，到2014年的65位，再到今年的38位，规模一直在缩小。这也意味着参展艺术家是优中选优，在艺术语言与关注问题上更具代表性。其中，参展的国际艺术家包括艾未未、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和奥拉维尔·埃吕亚松（Olafur Eliasson）等人，而在日本国内参展人员的选择上，策展人特意选取了契合“加拉帕格斯”主题的本土艺术家——青山悟、木下晋和小泽刚等人，都是在日本国内较为活跃，但很少参与国际展事的艺术家。无论是国内艺术家还是国际艺术家，他们都对周边的现实保持着很高的关注度，以个人独有的艺术手法，来重新审视、评估或者控诉世界的历史和现状。

纷争与危机

如同卡塞尔文献展一样，横滨三年展的艺术家们也对政治话题保持了很高的关注度。在录像装置和摄影作品《沉重的历史》（Heavy Weight History）中，艺术家克里斯坦•扬可夫斯基（Christian Jankowski）对波兰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反思。录像的内容像是某种行为艺术：一群身材健硕的华沙专业摔跤运动员，被要求去挪动波兰共产主义时期革命人物的巨大青铜像。路德维克·瓦伦斯基（Ludwik Warynski，波兰无产阶级革命家）冷静克制的表情与运动员们因费力而产生的扭曲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伴随着这场行为的旁白是一个真人秀主持人的调侃，他在质疑参与者与雕塑的关联性，而摔跤手们似乎也被“沉重的历史”压得没有了气力。

克里斯坦•扬可夫斯基，《沉重的历史》，录像装置、摄影，2013

扬可夫斯基的作品旁边是日本艺术家宇治野宗辉的声音装置《胶合板新土地》（プライウッド新地），最早的版本于2008年在柏林展出。这件装置是由家居材料和混合的自治乐器组成——宇治野宗辉之前是一名乐手，音乐是他作品中的必备元素。当装置发出类似噪音的声响时，旁边大屏幕上的画面会产生相应的变化。通过这种形式，艺术家反思了日本为美国机械行业服务的“日本制造”时代，以及日本对美国扮演角色的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

宇治野宗辉，《胶合板新土地》，装置，2017

最有争议的作品是日本艺术家柳幸典的《哥斯拉项目》（Project God-zilla）。一堆废墟里的屏幕上播放着令人触目惊心的内容：各国曾经进行的原子弹实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上进行了核爆试验，而这些实验并不被大众所知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一直牵动着公众的神经，而前一段时间朝鲜进行军事演习，将弹道导弹发到日本国土上空也曾引起热议。柳幸典仿佛在质问公众，世界的和平将去向何处？

柳幸典，《哥斯拉项目》，装置，2017

而中国艺术家艾未未的作品继续关注了难民问题。他的作品《安全通道》和《重新构架》被“陈列”在横滨博物馆的入口处和外墙上。《安全通道》的主要元素为救生衣，《重新构架》则由14条橙色的橡皮艇组成，它们都是难民在跨越地理界限时必备的求生工具。两件作品都延续了艾未未之前作品的规模化特征和直白的表达风格。除艾未未外，其他艺术家也表达了对难民问题的看法。越南艺术家阮·安德鲁·俊（Tuan Andrew Nguyen） 的影像作品《岛》，表现了越南战争时期难民团逃亡马来西亚一座岛屿的事件。埃吕亚松的装置作品《绿光》由环保材料制成，它象征着难民能够被接收国接纳的希望和桥梁。

艾未未，《安全通道》及《重新构架》，装置，2016

奥拉维尔·埃吕亚松，《绿光》，装置，2016

除却政治危机，环境问题也是艺术家们较为关注的内容。其中，受到广泛议论的是中国艺术家赵赵的作品《塔克拉玛干计划》。艺术家和其团队30余人历时二十多天，行驶4000公里，将一台装满新疆啤酒的冰箱运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并铺设了100公里的电缆，使其能够在无人的沙漠中心持续通电24小时。如何在环境恶劣的地区进行现代化生存？艺术家以独特的介入方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通过解决经费问题、与少数民族的沟通问题和技术问题等，艺术家也对中国的风土人情进行了考察。印度尼西亚艺术家约克•阿维安多（Joko Avianto）的大型装置《好和坏的界限是严重曲折的》（The border between good and evil is terribly frizzy）由2000根印尼竹子制成。装置的结构受日本传统编绳“注连绳”的启发，而注连绳在日本传统文化里表示神圣物品的界限。阿维安多常常用这种本土材料制作作品，以此来探索城市和环保如何共生。日本艺术家畠山直哉则以全景图像的方式表现了其家乡陆前高田市在2011年被地震和海啸摧毁的场景。

赵赵，《塔克拉玛干计划》，2016

约克•阿维安多，《好和坏的界限是严重曲折的》，雕塑，2017

总体来说，这次三年展的风格相当“日本”：展览策划的小而精以及执行的严密性，都体现了日本人一丝不苟的务实精神和纪律性；而从主题上来讲，不同于威尼斯双年展“艺术万岁”的乐观主义精神，对危机的关注又是日本人忧患意识的反映，这一点，倒是和审慎的德国人非常相似（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以雅典为鉴”也将重点放在了危机上）。但是，面对危机，独立国家和世界的关系，正如“岛屿”与“星座”的关系一样，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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