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我的私人“藏书史”

提起藏书，绝对是一个边缘性的话题，在这个日益经济化的社会中，藏书文化已经消逝在民街石巷之中，令人扼腕。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其实就是靠着代代相传的文字与文化。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指出，在搜集、编辑、注疏中国古籍残存作品这项工作中，在复兴文化的贡献中足以超过了所有的竞争者。而所有这些文化的成因，皆是来自中国丰富的文化典籍与藏书文化。

作为一个民间的收藏者，对古籍善本的考察与研究，韦力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尤其是在私家藏书领域，当世无两。据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少川讲，私家藏书是公家藏书的补给库，政府往往是依靠民间藏书来恢复和重建公藏的。此外，宋朝以后，很多藏书家都利用自己的藏书来刻书印书，增加了图书的流传，挽救了很多濒临失传的孤本和珍稀本。在藏书整理的过程中，还形成一门特殊学科叫古文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这些都是私家藏书文化的功劳。

韦力先生作为一个私家藏书中的佼佼者，他的芷兰斋也广为人知。浸淫古书三十年，一直在寻觅古书善本，以藏书掌故为乐，他的故事可谓是举不胜举。中国古代藏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韦力扛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大业，在全国各地寻访书楼遗迹，考察研究，为此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正如，吴晗先生有言藏书事业：“有裨于时代文化 ,乡邦徵献 ,士夫学者之博古笃学者 ,至大且巨”。

韦力说，“收藏古书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最高规格的礼敬。”一位藏书家对古籍和传统文化如此挚爱，像一个探路者，踽踽独行，且大义无畏。

韦力私人“藏书观”

自宋朝到清朝末年，中国私家藏书发展到最鼎盛时期，大量的藏书家涌现。随着宋朝雕版印刷的普及与发展，以前的手工抄写，逐渐被雕版印刷技术所替代，流通数量大大增加，不仅给私人藏书提供了很多资源，而且极大丰富了藏书文化的体系。在中国藏书历来以贵族化的方式存在而闻名。俗话说，学而优则仕，可见在古人的思想意识中，做官的人不读书、不藏书，是对文化的亵渎。其实一直以来，藏书文化以文明进程中的主线，对推动上流社会，提供了极大的阅读动力。尤其是藏书家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以著述、汇编等形式创造出许多新的典籍，且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严格意义上讲，古代没有图书馆，更没有如今西方完善的图书体系，但是中国的藏书走得是一条自己独特的路线，以藏书楼为代表的一种文化特征，更多以保护与传承为主。尤其是藏书家如范钦、毛晋、黄宗羲、钱谦益、顾炎武、袁枚等等，他们身上有着一种对治学的敬畏心态，甚至把书籍比作生命，一生致力于修史养性，是藏书一脉精神的高度体现。在韦力先生的寻访中，南方的藏书楼，以及一批学人轶事都聚集在这片秀美的书香地域中，存在着，缄默着，好似等待着有心人来去给他补上故事的续集。韦力散尽钱财做这件事情，很多地方由于年代久远，或拆或搬，只能从书间字句中找到一个简单的名词，但是即便这样他都坚持下来。其实转头想来，文化毕竟是作为读书人在仕途道路中的一种催化剂。韦力其实一开始就以镇定自若的态度表明其志：“在古代，官权钱是一体的，考取功名，才能做官，才能有钱，才能反哺文化。所以那时的文人对书有一种感恩，书给了他们一切，对书之爱毋庸置疑。”

断断续续三十年光阴当中，走访、讲述、鉴定，韦力完成的是一个多少年来被边缘化的藏书先贤群体的调查，也就是他自己所讲的“礼敬先贤”。在韦力看来，做学问可以术业有专攻，但是藏书不是如此，关键原因就在于“藏”字，没有大量的藏书累积与分类整理，基本上还不能算是一个藏书家，鉴赏的眼光让韦力成为了这个行业当中的行家，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兼职研究员，他参与了大量的古籍善本文物性质的鉴定工程。藏书楼作为一个封闭性的体系本身也有他的局限性，从来都不被大众所熟知，韦力的寻踪让封尘多年的轶事与典故真正的鲜活的被记录下来。

活动主持，原人民网读书频道主编 绿茶

从韦力讲话的内容当中，可以感受他从来不是刻意的去寻访，他认为藏书是一种自然而为的过程。每次勘访，他都在内心中梳理好方向，他自己有言， 我现在做的是与书有关的一切，与书楼有关的一切。分门别类，涵盖之广。据资深媒体人绿茶讲，韦力在某个专题性的写作之前，都会准备一书架的书籍，供他阅读。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我写书的过程，就是读书的过程。”从这些古籍背后，其实串联起来的不仅是藏书史，更多的是对历史人物、建筑遗存以及精神追溯的一次重新审视。在大的历史中，韦力搜遍藏书楼，阅尽沈括、王世贞、龚自珍、张岱这些文人藏书与政治文化当中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看出古代人对书艰辛传承的程度。放眼望去，私家藏书很大一部分都在民间，尤其是江浙一带，种种人文气象蔚为大观。

在他寻访的一些日记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这中间的故事以及藏书的文化非常的复杂和系统。在寻访的过程中，他一直认为现在的专家太专业，没有涉及到更多的领域，我们今天的知识体系，已经越来越开放，站在学术角度来讲，术业有专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太过客观冷静，不利于藏书文化对大众的普及与推广。藏书的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关系极大，不是需要什么话题或是需要什么古籍来研究它，而是得到了什么古籍善本之后来研究它。其实，古代的藏书专家都是有主观关联度的，知识都是一半一半学来的。古代藏书人因为是朋友缘故，两家走动得比较频繁，学术收获颇巨，所以在藏书知识体系当中，起初就是靠意识、兴趣的关系建立起来的，知识是需要交往的，人与人之间有了想不到的关联度，才有了不一样的成就，这个关系很重要。

柯劭忞 

发生在身上的掌故 

 一般说到正史才是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的参考，这也是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地方，我们有着永不间断的正史体系。2000多年来的正史传统，譬如我们的思想体系以“十三经”为体现，我们的历史以“二十四史”为体现，但是也并不是都很完整。譬如，元史其实编纂工作很草率，仅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编修完成。这中间的原因是，它不属于汉人统治下的历史。中国著史的惯例历来都是上一个时代修下一个时代的史。《元史》作为所有正史中的一部其实是很特殊的存在。在学者的眼中，我们是被侵略者，不过是蒙古铁蹄下的一个国家而已，我们把它封为正史其实是很羞耻的。

蒙古人一直以来都没有汉化，包括人名、地名、官制，这些都是汉人为了与其交流翻译出来的，尤其是人名、地名的翻译其实非常困难。而且也没有国家统一的标准，所以造成非常混乱的文化局面，而且元代也没有统一的血统观，帝王妻妾伦理继承关系，尤其是涉及到“辈份”关系，都是非常混乱的。所以《元史》一直被后世称为“秽史”，于是乎很多学者一直想重修《元史》，因为资料很匮乏，有限的史料加上不经考证的记载，所以《元史》是正史当中最遗憾的一部史。直到民国时期，一个名叫柯劭忞的人出现，开始重修《元史》。重修以后，为了区别新旧元史，称其《新元史》，前后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完成，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书授予柯劭忞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新元史》

作为私史之一的《新元史》编修以后，国家很重视。但是由于私史权威性不够，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把《新元史》列入“正史”，并且作为官修史“二十四史”之外再添一史，称其“二十五史”，这就是《新元史》的来由。作为“二十四史”，由于历史的原因，所有的手稿都没有留存下来，但是《新元史》作为柯劭忞编修的正史，不但历史的意义很重要，史料价值也非常珍贵，所幸这些手稿都留存下来了。

而且这么重要的一部正史手稿，却被韦力捡漏时所获得。

据韦力所述：”我不会梦想有一天我能得到这样的手稿，因为正史的手稿太难获得了。很偶然的一个机会，那时候我住在北京皇城根附近。有一天，我在附近市场上散步，只见在河边的人行道上有一个书摊，看到用麻绳捆着两叠古书，高度大概有一米左右。出于爱书人的一种本能，我就瞥了一眼，古书上积着厚厚一层土，我就停下来了去翻，都是一些陈旧的手稿，没几页就翻到了柯劭忞的落款，上面有大量的涂改，落款，因为是手稿，所改之处都会写着“忞按”。凭着有限的知识，当时就断定这是《新元史》的手稿。于是很吃惊，愣愣地翻看，摊主有点不耐烦说，你到底想不想要?我就问他多少钱。他竖起了两根手指头，我愣了半天小声地说，200万？他瞥了我一眼很爽快的说，200元。而且还补了一句，“你要是诚心要，180元拿走。”就这样韦力获得了“二十五史”中唯一一部仅存的《新元史》手稿，而这一切的发生仅仅来自一次偶然的捡漏。

图书推荐

作者: 韦力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17-3
页数: 1392
定价: 298.00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08665726

此文章为原创，任何个人或机构在未经过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擅自转载或引用用于商业用途。如有用于商业用途的目的，请提前联系我同意后方可操作。联系邮箱：vip@zgmsbwe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