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裸体:女性凝视、男性凝视,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

Betty Vine 编译:阿弥  来源:ARTpublika杂志 发表时间:2017-07-15

“裸体(nakedness)是回复自我之道。成为裸像(nude)就是让别人观看裸露的身体,却是不由自主的。裸露的身体要成为裸像,必先被当作一件观看的对象……裸体是自我的呈现,裸像则成为公开的展品。”——约翰·伯格(《观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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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

和很多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人体艺术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艺术传统之中。当时,人体艺术被形容为“人的完美典型,是健康、青春、几何感强烈并且有机平衡的视觉艺术形式”。其中,“男性裸体和胜利、荣耀和杰出的道德相联系”,而女性裸体则和生育及“繁衍的神圣性”有关。

人体艺术在不同的时代都有着独特的表现力。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印象派,再到照相术的发明,人体艺术不断地扩展着自己的表现形式和外延。朱利安·瓦罗·迪·维尔纳夫(Julien Vallou de Villeneuve)被认为是第一个为女性裸体拍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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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瓦罗·迪·维尔纳夫拍摄的第一张女性裸体照片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体艺术中的模特以女性为主体,并且大多出自男性画家之手。由此,女性的姿态、表情,以及被描绘的方式,无不与“男性凝视”(male gaze)有关。男性凝视,指的是“来自男性眼光的,热爱描绘女性的倾向”,并且“以一种男性窥阴癖的方式将女性放到‘欲望客体’的位置上。”也可能正因如此,人们常常将裸体与力量的丧失联系在一起。Object organization的CEO罗兹·哈迪(Roz Hardie)说:“在绘画中,常见的是着衣的男性和裸露的女性。不幸的是,对女性的描绘往往意味着过度的欲望,人们的关注点在她身体的各个部位,而不是人物本身。”在提及毕加索的名作《阿尔及尔妇女》(Women of Algiers)时,哈迪指出:“那是一张描绘男人的三妻四妾的场景。作为世界上最贵的艺术品之一,这竟然是一张表现女性作为男性欲望出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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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阿尔及尔妇女》

《爱情之外的一点滋味》(A Little Taste Outside Love,2007)被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选进“改变历史的10张人体作品”,作者为非裔美国艺术家米卡伦·托马斯(Mickalene Thomas)。她用马奈和库尔贝常用的裸体形式描绘了一位黑人女性。托马斯参加了最近举办的“女权主义的害群之马:性别政治的艺术”展(Black Sheep Feminism: The Art of Sexual Politics),四个参展艺术家的作品大胆地表达了对性道德和性别常规的质疑,并明确反对政治正确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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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卡伦·托马斯,《爱情之外的一点滋味》

在后现代主义时期,女性艺术家在进行人体艺术的创作时,经常想要规避或者超越男性凝视的传统。而最近的另外一个展览:“一丝不挂:裸像的女性凝视”(In The Raw: The Female Gaze on the Nude),则是对这种传统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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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卡康纳(Annika Connor),《紫色裸像》(Violet Nude)

利亚·施拉格(Leah Schrager)是二十个参展艺术家中的一个。她做了很多类似的项目,比如Escart Girl,ONA和The Naked Therapist(裸体治疗)等。她对界定色情艺术的审查制度很感兴趣,她想知道,在面对诱惑的女性裸体时,审查人员是如何做到“这件一看就是艺术作品”和“这件一看就是黄色作品”的。现实的情况是,当代的人体创作实践更加模糊了艺术和色情的界限。施拉格有意创作了介于二者之间的作品,想借此引起人们对艺术界长久以来的双重标准的注意。在一个名为“身体焦虑”的线上展览的前言里,施拉格写道:

“如果男性之手触碰到了女人(比如,将她放进他的艺术中),她就成为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艺术品。假如没有男性之手的触碰和介入(比如,女性艺术家对自我的描绘),作品就变得不再那么有价值。对于艺术界的价值来说,多一点和少一点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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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施拉格,《他让我成为它,我让他成为他》(He Makes Me It, I Make Him Him

正因如此,她大胆地认为自拍照比人们想象的有价值。因为它们“使得模特拥有了对自己图像的法律和经济层面的完全支配权”。她说:“自拍可以看成是一种先进且不失华丽的自我描绘形式。人们在探索自己,并且具有这种探索权。这是除了‘男性之手’的另外一种选择。”

自拍像使得女性艺术家可以摆脱男性之手,从而自由地选择如何描绘自己的裸体。这不禁让我们回到文章开篇时引用的约翰·伯格的话语。艺术家从自身裸体的现实中脱离出来,从而成为裸体艺术形式中的客体。在施拉格这里,她用自拍来指引和操纵男性凝视,同时阻断“男性之手”的介入。人们通过自己的形式让自我客体化,从而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力。

我们必须清楚一件事:当我们谈到裸体、性政治和性美学,它们不能分开讨论而是互相缠绕。和施拉格一样,其他女性艺术家也用她们的裸体发表了政治和文化性的表述。在《摩尼女士》(Lady Manes)中,里安农·施耐德曼(Rhiannon Schneiderman)用滑稽的假发代替了阴毛;在《白鞋》(White Shoes)中,诺娜·福斯汀(Nona Faustine)在和奴隶贸易有关的地点摆出裸体姿势;在《裸像》系列(Nudes)中,艾琳·m·莱利(Erin M. Riley)以针织的方式描绘了裸体自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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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m·莱利,《裸像17》

这些艺术家的共同点是,在用各种各样,甚至是刺激性的方式表现性主题时,她们显示出对女性裸体的有节制的信任。她们大胆地将“裸体”(naked)提升为“裸像”(nude)。虽然两个词都是裸露身体的意思,但在内涵上并不相同。英国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对这种不同进行过说明,他认为,“naked”表示人的身体是暴露的、脆弱的、尴尬的,而“nude”则是一种高级的用法,并不会让人感觉不舒服。提到“nude”时,人脑中出现的形象不会是一个蜷缩的或者毫无抵抗能力的身体,而是一个平衡、康健、自信的身体。 也就是说,在这些艺术家的创作中,裸露已经不再是一件客体的或者值得自己羞愧的事情。

当然,自拍除了会启发高雅的冥思,还会使得分享自拍的行为无处不在。Cosmopolitan杂志的一项调查发现将近九成的女性读者都拍过自己的裸照。在社会政治迅速变迁、智能手机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裸体自拍照已经越来越多。它已经从一种艺术形式变成了日常活动,流行并充斥于大众媒介。我们得重新定义“nudes”,因为它已经跌下神坛。这样的“nude”,可以称为艺术吗?其创造性又在哪里?甚至,它们的过剩会稀释人体艺术的价值吗?当艺术和色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更加模糊不清了。


文章来源:ARTpublika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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