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陈介祺的金石鉴藏

陆明君  来源:中国美术报 发表时间:2017-04-05

【编者按】陈介祺是拓宽金石学领域的先驱,也是打开现代美术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之门的先导者,《清史稿》誉其“所藏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而在当今收藏热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看重陈介祺,故而出自簠斋之门的金石拓本或墨迹在艺术品拍卖会上颇受追捧,成交价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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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钟山房印举选刊

近年来随着陈介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其在金石学鉴藏及学术方面的突出成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可以说,收藏不仅是陈介祺的嗜好,更是其学术研究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亦藏亦研究的学者风范也提醒着今天的文物书画爱好者,收藏绝不仅是把玩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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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旧藏十钟山房藏钟拓片

所谓“金石学”,朱剑心称之为:“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定、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民国以前的金石学,或言“古器物学”(涵盖了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刻、砖瓦、封泥、甲骨、简牍等),是介于史学与文字学之间的学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现代各专业学科的建全,金石学被美术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及书法篆刻所肢解。

金石学肇兴于宋代,元明式微,至清代随着朴学的发展及考经证史的需要,金石学开始复兴。乾嘉以后,随着古器物的不断出土,达官士人争相购藏、鉴赏,并多有致力于研究者,故“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晚清金石学“道咸以后益盛,名家者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澂、罗振玉”。在上述名家中,陈介祺的地位是最为特殊、贡献多方的,他集藏古、鉴古、释古、传古于一身,悉所不凡,可谓是收藏最富、鉴别最精、传拓最佳,而于古器物及铭文考释又多有创见的晚清金石学领域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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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旧藏瓦当拓本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后因得曾   伯簠,名其居为“宝簠斋”,后遂以“簠斋”为号,山东潍县人。生于官宦家庭,其父陈官俊(1782—1849),字伟堂,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陈介祺幼承庭训,苦读于京师,23岁时考取举人,33岁中进士,仕为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九年(1849),其父陈官俊遽逝于任内。咸丰三年(1853),受朝廷所迫,代父捐银四万两。咸丰四年,42岁的陈介祺乞假归故里潍县,从此不再出仕,偏居一隅,在“半生林下田间”中,专事于金石之学。

作为一个时期内金石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陈介祺的交游几乎囊括了此间所有重要的金石学家,居京时交往最密切者为吴式芬、李璋煜、刘喜海、李佐贤、许瀚、翟云升、张廷济、徐同柏、何绍基、叶志诜等人,以上皆是在金石学界有影响的人物。而陈介祺与金石学家们的频繁往来及对金石学界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其晚年,他于同治十一年(1872)才摆脱辞官隐居的沉寂,奋而复出,以其富藏和大量传拓,成为金石界一时关注的焦点。金石之友纷纷来函,或切磋询教,或索求金石拓片。其对金石文字的笃敬之心、学术之精博和耿善助人的品质,为金石好友和士人所倚重,所谓“海内学者奉为山斗”,其实则充当了金石学领域一时的领潮人物。而陈介祺的主要著述,如《传古别录》《簠斋吉金录》《簠斋金文考》《簠斋藏古目并题记》《封泥考略》《十钟山房印举》等也都完成于晚年,其老而弥笃,志气充盈,足堪称道。

陈介祺与金石之友们主要是通过书翰往来的,与陈氏书翰往来最频繁的是鲍康、吴云、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等,皆为一时之名流、政要。陈氏从同治十一年(1872)至其所卒的光绪十年(1884),这13年的时间里,留下了大量的书札,书简成为其与金石同道交流学术的最重要途径,动辄三四千言或上万言,甚至一日与多友同时作书。书札中包含了他的大部分金石学术思想,所论多源于实践,由感而发,精警博洽。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函札在清代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及函札本身的学术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陈介祺与金石之友的函札往来,正是建立在学术交流的前提下,促进了晚清金石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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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旧藏青铜、古陶器全角拓八种

在金石学史上,陈介祺是公认的最负盛名的收藏大家,《清史稿》称其为“所藏钟鼎彝器为近代之冠”。陈介祺的主要藏品有:(1)商周青铜器:钟11件,鼎19件,其他商周青铜器共213件。其中,重器如毛公鼎、大丰簋(天亡簋)、兮甲盘等。(2)秦汉铜器及权量诏版:秦汉及新莽器80余件,亦不乏有名者,如吕不韦戈等。所藏秦权量诏版也是最多的,海内故家所藏多归于簠斋。(3)古玺印:簠斋藏印7000余方,陈氏所藏绝大多数为战国及秦汉玺印,为历史上私家藏印最富者,因此称藏室为“万印楼”。(4)封泥:藏封泥575枚。藏品中,各类职官几乎皆备,主要有王、侯、大夫、相、内史、太守、都尉、司马、丞、尉、令,等等。(5)陶器陶文:簠斋藏古陶器70余种、残陶文近5000片。所藏陶器陶片,大都出土于山东,以齐地为多,临淄为最,邹、滕次之,也有出土于关中者。(6)镜鉴:簠斋藏镜200种。所藏镜数亦为各家之首。(7)刻石、砖瓦:所藏刻石116种,以北朝造像为大宗,最有名的是汉君车画像题字、曹望憘造像、王阿善造像等。砖326件,其中多为秦汉画像砖、汉纪元砖、汉姓名砖、汉吉羊文砖等。瓦当800余件,其中以“千秋万岁”瓦当最多,达60余种。(8)古钱币、泉范、碑帖、书画等所藏无计。所藏古泉以新莽为下限,藏泉虽不甚笃,但对古泉却颇有研究,所批注的《泉说》《续泉说》《古泉汇》影响一时。其注重于泉范收藏,有泉范百余种。还藏有不少古泉拓本,皆是稀有古泉精拓。所藏书画,多为书画史上的名公大家。

陈氏藏品除种类多、数量巨外,尚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重三代秦汉之器;其二,重文字之器;其三,重精藏,陈氏的各藏品类别中都不乏国宝级之物;其四,注重考证记载藏品出土地点、时间、流传经过及形状、特点、尺寸等,并及时精拓,这正是后来考古学的基本规则,表明陈氏将收藏纳入了学术之中,可谓藏有所本,实非有玩物之心。

陈介祺何以能在金石收藏的热潮中聚珍敛宝独占鳌头呢?首先应取决于其对金石文字的诚笃之心和传古之志,并为此而一生痴情不怠。其次是得力于其非凡的鉴古之识和辨伪能力,使其能先人一筹,陶文的发现和收藏,封泥、秦权量诏版的搜集以及毛公鼎等重器的独得,于此皆可证明。商承祚在《古代彝器伪字研究》一文中开篇即说:“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之先,我就想到一位老先生,是我平生最佩服的;恐怕不仅是我,凡着研究古文字的人都是一致的;何以呢?因为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他的论调同批评,不但高出当时同辈一等,简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他老先生。”王献唐、容庚等这些考古与古文字界权威人士都对陈氏的鉴古辨伪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陈氏精鉴别,在当时即成共识,鲍康曾称“当代赏鉴家不得不推簠斋为第一”。陈介祺辨伪的方法与特点强调以经验为主,具体体现在从文字、器形、义理几个方面去辨析。其关于辨伪的言论,皆是他实践经验的结晶,是判断古铜器最基本的方法,为金石界所认同,并一直运用在辨伪的实践中,且大都可以在现代考古学及科技中得到佐证,故一直被视为青铜器辨伪的矩矱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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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旧藏陶器全角拓

而陈介祺对青铜器的研究与认识也是颇具前瞻性的,如其对青铜器造型、纹饰意蕴与功用多有说解、阐发,应该说是对古人作器认识上的一个进步,而现代学者才纷纷重视青铜器造型及纹样的研究。再如其能阐幽发微,敏锐地观察到青铜器铭文的不同特征和地域区别,提出了“金文分时代,又分王朝列国”这种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书体风格的差异现象,并且明确地指出“以王朝为佳”“惟楚书气胜于法”等,可谓洞见要害,开创了以国别研究古文字的先河。青铜器以礼器为主,如果说商人基于原始宗教的狂热和执著,以其富于想象和创造,将祭祀活动所用青铜器皿的制作赋予神圣的意蕴,产生了狞厉之美。而西周礼乐文化构建了周王朝严格的等级秩序,并充分体现到祭祀作器中,王室作器与诸侯列国自是不同,尊卑分明,规模形制、工艺水平都会体现出等级之别。随着王室作器题铭“篆引”的发生,大篆书体逐渐形成,钟鼎彝器铭文洋溢出无与伦比的典范之美。诸侯作器虽追循王室风范,其规模形制却不敢逾越,铭文亦少,书写风格纵或有自出机杼之作,但总体上说,工整精美程度要逊于王室器铭。而陈氏提出的“楚书气胜于法”,亦为中的之言,楚人据山水之势,桀骜不驯,有“问鼎中原”之异志,其封闭的地域特点和群蛮风习,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征,崇神尚巫,奇谲放逸,曾孕育出《庄子》《离骚》等这些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想和艺术。不安于规矩,任情肆纵是楚人的本性,这也充分反映在书体中。从近几十年来出土的楚帛书、简书等遗迹来看,楚文字随意减省笔画,变换字势结构,线条曲长放纵,确是气格充盈,丰神别具,正可谓“气胜于法”。陈氏时期尚未有简帛书面世,其能在有限的出土楚器中准确地把握楚文字风格的内在特质,当是颇有识见的。

在金石学史上,声言以传古为己任并付诸实践的,陈介祺为第一人。他抱传古之志,大半生专务于此,在当时绝无仅有。他在金石传拓中精益求精,并注重探寻外地的拓墨经验,物色拓墨高手,与他们不断探讨,反复研究,掌握了拓古器形状与铭文的绝活,陈氏将这些拓法及经验不断地函告各地的金石好友,并将传教拓工的记录加以整理,写成《传古别录》,刊行于世,陈氏之拓墨法得以大力推广介绍。晚清学者叶昌炽在《语石》中言:“潍县陈簠斋前辈拓法为古今第一”,“其鉴别之审,装池之雅,纸墨毡蜡之精,剖析毫发,无美不臻” 。现存于世的金石拓本中,出自陈氏“十钟山房”的究竟有多少?这是无法估量的。自同治初年至陈氏病殁,二十余年间“终岁无不拓之日,且继以夜”,陈氏所藏玺印、陶文皆近万计,钟鼎彝器、镜鉴等亦数量巨多,而都反复传拓,有时每次拓几十份,且不贪求速度,精益求精,吴云当时在致潘祖荫书函中即有言:“簠斋乃当代传人。”陈氏给后世留下了约数十万计的精致金石拓本,现多藏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图书馆等,此为陈氏之雅怀远识。仅此一项,即足令后人感激。

学术界涉及金石学,往往只侧重于铭文考释,从古文字学的角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金石学独立的学科体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由此带来了对金石学界人物成绩与地位评价标准的差异。陈介祺是晚清金石学中极为典型的人物,其典型性体现在他的鉴藏与传古实践等方面。没有博洽的学识,则不会有超群的鉴古辨伪之识见和慧眼搜罗之富藏,因此陈氏之弆藏、辨伪、传拓,都应作为金石学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正是其最有影响之处,较其在考释等方面的成绩而言对金石学的贡献更大,这是应该给予充分关注的。

(本文摘自陆明君著《崇古尚理 探赜灵明——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的鉴藏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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