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巴米扬纪念:鲜为人知的佛教美术研究史

邵学成  来源:王逊美术史论坛 发表时间:2017-01-13

摘要:30来岁的我勉强写完博士论文《大佛重现: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史(1922—2012)》,内容是九十年间数十位学人研究巴米扬佛教美术的历史和巴米扬遗址文化景观要素再讨论。写完论文获了奖,得到很多赞誉和批评,毫无疑问荣誉属于巴米扬,批评则是自己做的不够完美、辜负这片土地。这是一直被口头重视却又被行动上忽视的佛教遗址,不同的视角中承载过太多的故事和传说,我只是一个转述者,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关于巴米扬的研究以后还会继续下去,还需要大家继续关照。

为了忘却的巴米扬纪念:鲜为人知的佛教美术研究史

邵学成


30来岁的我勉强写完博士论文《大佛重现: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史(1922—2012)》,内容是九十年间数十位学人研究巴米扬佛教美术的历史和巴米扬遗址文化景观要素再讨论。写完论文获了奖,得到很多赞誉和批评,毫无疑问荣誉属于巴米扬,批评则是自己做的不够完美、辜负这片土地。这是一直被口头重视却又被行动上忽视的佛教遗址,不同的视角中承载过太多的故事和传说,我只是一个转述者,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关于巴米扬的研究以后还会继续下去,还需要大家继续关照。

巴米扬东、西大佛在1998年3月、2001年5月被阿富汗塔利班恐怖组织炸毁,部分石窟也遭到破坏,这个物理性质的灭佛事件不仅让人类文明史蒙羞,也被某些人悲观地认为是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的终结,因为它们消失了。但过去的经验教训终究是为未来而存在,人类历史一直热衷与反思自我伤害,物质和肉体都会消失,精神是永存的。灭佛事件震惊世界后,恐怖主义笼罩下的阿富汗局势更加恶劣,也间接导致美国911恐怖袭击和世界上其他恐怖事件发生,一个呼唤正义与和平的21世纪,竟是以恐怖开端,多少让理想主义者意外,中国作为阿富汗的邻国,遵循古训就是“唇亡齿寒”,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邻国的研究,责无旁贷。此事过去数年间,国内外从官方到民间911事件还被记载着,美国政府也演绎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现代版本将塔利班头目一一击毙,但大佛被毁坏的事情基本渐渐淡忘的一年不如一年。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对灭佛事件并不知晓,和大多数无知少年一样只是热爱仰望蓝天和星空,后来偶然间命运将我推到了巴米扬之前,起初也是因为神秘主义的吸引。


一:中国唐代僧人玄奘最早研究巴米扬


阿富汗是已经伊斯兰化千余年、佛教信仰已经完全消失的国家,19世纪开始被西方探险者发现巴米扬佛教遗址后,当地土人已经一无所知。佛教起源的印度没有如此大的巨佛像,这一异象被东西方学者关注后,成为一个研究“显学”。在欧美巴米扬是作为东西方融合的古代希腊化佛教遗址案例被重视,在亚洲重视是因为对丝绸之路文化知识渴望背景和佛教界的势力影响。阿富汗本身历史文献和文字资料的稀薄一直困扰着所有的古代史研究,从周边邻国寻找文献资料成为理解过去最便捷的方法,这个时期解读巴米扬最重要的文献来自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当然这一阶段决不能忽略其他因素对近代考古学的影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都曾经与考古学研究搅浑在一起,构成那个时代特色。这些研究也如黑夜中点亮一盏烛火一般,能够微弱发出些许光芒,让人看到希望,已经很不容易,地区动乱和缺乏后勤保障一直影响考古学的深入发展。可惜的是,尽管各国学者都在使用着汉语文献资料研究,尽管这些学者与中国有着深刻交集,但吾国除了零星的翻译转述,很难见到令人信服的研究,所以,睡觉做梦受到使命召唤的我,开始不知天高地厚的摸索探问。


二:第一阶段,欧洲汉学家研究巨佛和石窟,考古发掘一直未进行


既往研究从不同视角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寻找创建大佛和石窟寺院的建造动因及过程,了解先学史中我也受到众多先生关照,让我体会到研究巴米扬既包含其本身佛教艺术研究得失的总结,也是对围绕巴米扬研究形成的学术史的双重阐述模式,因为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史同样为巴米扬自身历史的叙述提供讨论证据的来源和史学的价值。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从一开始就出现“考古学家的忽略”,“语言学家的校订”,“佛教学者的隐喻”等研究现象,因为宗教研究总是会涉及人类本性和文明的高贵,包含着美学的、浪漫的追求,是一种特殊的、不可预知的信仰现象遗存。佛教遗址和美术遗品有时无法以统计学的方法加以归纳涵盖,因为具有“独特人性”,被赋予佛陀的神圣象征意义,所以对这些事物进行研究时,恰恰是经不起科学探索。尽管这样,也没有必要神秘化某些东西,努力在自己可控范围内做好研究就好。

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史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都与阿富汗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第一个阶段是从1922年法国签订30年考古独占协议,大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停止,后两个阶段划分均与阿富汗国内政局动荡相关。此外这三个阶段也明显体现出考古学调查内容和方式的层次关系。第一阶段学界讨论的是前伊斯兰化时代内的巴米扬石窟建筑的状态和功能;第二阶段有关学者通过实地考察构建起巴米扬佛教艺术的发展脉络,并尝试解决精确的年代学问题;第三阶段跨学科的交叉式研究扩展了有关巴米扬山谷文化景观的整体认识,同时致力于思考巴米扬地区的佛教部派及其义理。

巴米扬学术史中的第一个阶段集中于解释巴米扬山谷佛教起源与传播,早期法国学者由于受到汉学和伊朗学的强烈影响,对巴米扬年代学研究过分依赖于汉学家的成果。例如,根据佛教美术自西向东传播的基本逻辑,由于《大唐西域记》明确记载629年巴米扬大佛已经存在,而且始建于460年的云冈石窟风格与之相近,武断确定了巴米扬大佛建成的下限年代不晚于5世纪中叶。这一阶段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佛和石窟寺艺术上。DAFA系列考古学著作主要阿富汗境内的遗迹进行甄别,最初,富歇(A.Foucher)对巴克特里亚希腊式佛像起源学说,以及巴米扬和犍陀罗之间的佛教美术互动关系进行探讨,认为巨佛像是犍陀罗时期的产物。其后哈金(J.Hackin)从石窟建筑与装饰的组合及使用规律出发,对佛教美术样式风格的创举性分析奠定了此后较长时间内研究基础。这一阶段对巴米扬山谷考古发掘很少,主要是做洞窟清理工作,但很关键的G窟和丰都斯坦(Foundkistan)的出土材料,提供了重要断代依据。

美国艺术史教授罗兰(B.Rowland)首次提出巨佛可能建于6世纪以后,而其他石窟建于这一时间节点前后。日本美术史学者继承了法国学者的基本观点,但是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对石窟壁画年代和佛教思想的研究。但巴米扬壁画样式的来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虽然按照风格学进行了年代分期,但每一期内的分格来源与传播流变都有继续讨论的价值。


三:第二阶段,从云冈到巴米扬,国际协作考察出现新气象


第二个研究阶段涉及考古学、美术史、历史语言学、佛教学等诸多学科对巴米扬的多元研究,有价值的新讨论主要得益于田野工作考察和考古新发现所提供的材料信息。该阶段日本、意大利、苏联、美国考察队在中亚和西亚开始活跃起来,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学科兴趣使得各国学者对巴米扬遗址的研究重点和关注程度有所不同。

虽然日本考古学家原本都从事东亚考古研究,没有中亚知识背景,但很快对亚洲几乎所有的宗教石窟进行了调查,在掌握更大范围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巴米扬石窟。熟悉汉文文献的优势使得他们更擅长历史考古学研究,注重中国、中亚和印度三者在物质文化方面的关联,在史地考证、佛教史研究和图像辨识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法国、苏联和意大利学者对阿富汗境内的希腊化遗址和佛教晚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改变了人们对该地区的历史感觉;巴克特里亚地区希腊化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西方史料的记载,因而成为DAFA后期的工作重心,考古所见的从喀布尔到加兹尼地区存在印度教与佛教相混合的现象,一方面表明了地区信仰的复杂状况,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巴米扬周边地区佛教后期衰落的面貌。从1969年到1977年,印度修复组在巴米扬山谷的持续修复工作提供了精确数据以及壁画和雕塑的工艺知识,为美术史学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这一时期国际上出现了高质量重要博士论文和研究报告,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实地考察获得,遗憾的是相关学者虽然互相认识并曾短暂合作,但是由于信息沟通滞后,彼此间出现了高度重复的研究工作。这一阶段关于巴米扬石窟的建筑和壁画图像学内容争论仍在延续,但是在年代学上所有的研究一致将大佛和石窟的建造时间指向偏晚的年代,即认为巴米扬佛教的兴盛时间应为6世纪中期至7世纪中期。举例来说,美国人绍特尔(D.K.Salter)的美术史博士论文提交于1975年,而名古屋大学的小寺武久的巴米扬考古报告已在1972年出版,京都大学樋口隆康编撰的1970至1978年间关于所有石窟的调查报告于1981年面世,这三者之间一些建筑和装饰图样都来自于名古屋大学的测绘,使用的是几乎是同一底稿。勒贝尔(M.LeBerre)最初关于巴米扬周边城塞考古专著发表是在1975年,塔赫兹(Z.Tarzi)关于石窟建筑装饰的博士论文出版于1978年,桑山正进关于巴米扬历史地理和印度教遗址的研究论文发表于1982,P.H.B.Baker,和F.R.Allchin围绕伊斯兰化时期城市建筑和陶瓷类型学的考古学研究完成于1991年。这些工作也都围绕巴米扬遗址周边的物质遗存进行分析,对于巴米扬遗址7世纪突然兴盛的原因进行解释阐述。

当所有的地表遗存研究都要等待地下资料进行验证、不得不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断了所有考察工作,外国人必须撤离,实地考察研究被中断。但战乱中意外发现一些新遗址,这些是以往考古踏查中重点关照的区域,多半是被盗掘或者以“文化难民”身份出现,喀布尔附近的Keligan、Ratabak和艾那克(MesAynak)佛教遗址出土碑铭和文物资料,为解读贵霜王朝王位秩序、佛教与后期伊斯兰教的转化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这些资料的存在意义可以重新考虑巴米扬遗址与周边矿产地区形成的古代商贸交通路线关系。

战乱中巴米扬山谷流失的一批古代珍贵写本,这批写本原保存于某个石窟内类似于敦煌藏经洞。这批资料后流往欧洲和日本,学者解读出以往未知的佛教教义和物质文化内容。通过分析新发现的佛经写本资料,可以窥探3至8世纪的文字书写和语言传播痕迹,对比汉语文献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观察出佛教信仰内容的变化,也为此前的图像学研究提供了部分文本支持。因为中亚任何一个地区佛教信仰的混杂程度都超乎想像,在家信仰和出家僧侣并存,各自对于佛教大小乘区别辨识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产生各种信仰形态。我们必须也要想像中国僧侣的游历中,由于旅行时间和接触人群关系的限制,包含道听途说、或片面即时性质的记录,这些需要“疑古精神”对《大唐西域记》中的描述进行再次研究和判断。根据出土经卷研究结果,自2世纪末至4世纪后,佛教僧团使用佉卢文的犍陀罗语言转变为使用梵文对这些经典进行重写,但转变的原因尚不清晰,有可能源于教团更替和教义改变,这些对于研究大乘佛教起源也提供参考资料。总之,巴米扬佛教存续过法藏部、一切有部等部派佛教,应该是大小乘佛教并行发展的样貌。此外巴米扬山谷北部流出的巴克特里亚语世俗文书对解读兴都库什北部的政治归属和世俗生活提供了翔实资料,促进了对该地区前伊斯兰化时代物质生活的理解。这批学者仍健在活跃,我利用一些机会走访了这些学者,有限的沟通内获得无限的感动与回忆,让我一生铭记。


四:第三阶段,巴米扬佛教遗址中年代最早的是地下埋葬的塔院寺庙遗址


巴米扬学术史的第三阶段以2001年巴米扬遗址的考古工作再次启动为契机,最重要的是法国考古队在2002年至2009年在巴米扬山谷进行长达7年的发掘,最后的报告出版于2012年。考古队对以往理论上推测的涵盖文物遗存内容的地区进行探测发掘,发现了以往未知的地下佛教内容。《大唐西域记》中关于“梵衍那”国的描述的大都城遗址、山谷寺院遗址、佛塔和涅槃佛遗存都相继发现,这是最为丰富的研究材料。

从地层学和类型学观察可以确认巴米扬地区出现过两次繁荣的佛教时代,根据钱币学证据,巴米扬佛教美术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2至3世纪,也便意味着贵霜时期佛教就已经进入巴米扬,但第一个繁荣期是3至5世纪,从考古遗址看犍陀罗风格是这一时期的主导因素,在佛教美术样式上与同时期哈达(Hadda)、迦毕试(Kapisa)区域有许多共通点。在5世纪末期佛教寺院建筑遭到了暴力毁灭,出现短期衰退,考古发掘出大量被亵渎和毁坏的佛像即为明证。根据地域间政治历史局势判断,毁佛过程有可能来自于萨珊或者白匈奴等异教徒的战争袭击,这也与这一时期整个中亚的动荡局势相对应。总体来说,这段时期巴米扬山谷寺院物质生活并不清晰,可供研究的物质材料很少。

在两次佛教兴盛时代之间存在一个时间断层,地层学上没有留下佛教活动的痕迹。但在石窟研究中无法体现这个时间断层,石窟壁画最早年代学测定为4世纪,之后开窟造寺活动一直继续,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局势影响。

第二个佛教兴盛的年代开始于6世纪的西突厥统治中亚时期,尽管在7世纪后半段唐朝政治军事势力曾经短暂统治过该地区,但现存物质遗存上没有显著痕迹。这一时期连接兴都库什山脉南北交通线路的重心开始从犍陀罗向巴米扬转移,从陶瓷器物和佛教美术等证据上可以观察到兴都库什山脉南北地区频繁的交流景象,巴米扬成为一个为佛教活动提供物质基础的重要商贸中转中心。从550年至750年间巴米扬山谷发生营建礼仪性纪念物建筑(立佛、坐佛和大塔等)的高潮,出现大量组合式石窟、寺院伽蓝、活跃的手工作坊,以往被破坏的寺院也被修复后继续使用。同时周边山谷都积极建设军事城堡建筑,整个城市景观营建和宗教建筑活动被认为是社会复杂性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一定意义上讲是该地区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一阶段文化景观构成中佛教建筑与城市功能建筑并行发展,吸收了各地区的建筑样式,但是来自西方萨珊朝的影响更为显著。

此时早期穆斯林开始入侵北部巴克特里亚地区和粟特地区,有可能迫使该地区的贵族和商人向东南迁移,在这种语境下形成的巴米扬山谷避难说新思维。巨型的纪念碑式的佛教建筑和雕塑是否其他含义,是否具有标注佛传道路上的守护者的身份意义,是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一个巨大佛教王国的标志,巴米扬大佛能否被赋予新涵义,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持续繁荣近300年后,9世纪时巴米扬山谷寺院遭受的严重火灾毁坏了几乎所有的建筑和大佛像,此后该地区的佛教艺术和社会经济均走向衰落,伊斯兰化后,本地区人们渐渐忘记所有佛教时期的历史,石窟被用作居住和商用存储设施,成为游牧民的宿营地。

联合国组织运用最新的科技手段进行试验考古学研究,对于大佛碎片和石窟壁画进行检测修复,在观察佛教美术中微观物质材料成分的同时,运用碳14检测年代学结果也给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然而,新的科技分析材料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相对的年代学和一个单独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于巴米扬整体石窟的年代学仍然是重要讨论内容。


五:想继续了解巴米扬,让我们一起努力


讨论巴米扬遗址产生的各种研究学说,阐明巴米扬遗址在圣俗精神空间中存在的特殊意义,这也是中国美术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从汉文文献上巴米扬还存有一个更早的萌芽时期,即巴米扬佛教的诞生与释迦族人躲避战争的传说存在关联,但目前缺少确切可考的实物证据。官方文献记载唐朝曾经设置过写凤都督府辖制该区域,但考古学研究史中尽管一直积极寻找来自中国的影响和证据,某些物质遗存显示与中国有关联,但没有真正让人信服的突破,这一点也是未来需要重点研究。

塔利班灭佛行为是911悲剧的前奏,灭佛行为在巴米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一次比一次更为暴戾,巴米扬像一个曾经辉煌过、又被主流社会抛弃的弃子,但它从未被毁灭,它的秘密和未来一直存在着。911又来了,如果说纪念过去是为照亮未来,那自己做这个研究,多半是因为兴趣,还有很多未完成的梦想需要大家支持帮助,如果您对阿富汗佛教考古美术感兴趣,就一起来探索谁也不知道的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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