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工具·习惯——与传统手工艺实践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相关的问题

徐艺乙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来源:《装饰》杂志2014年第3期 发表时间:2016-11-29

事实证明,在观察、研究传统手工艺的过程中,不确定性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传统手工艺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的因素,需要有智慧的巧妙处置。然而,在看到传统手工艺的最后成果时,就会发现,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恰如其分的处置——或是被利用,或是被平衡,或是被消化。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处置要看手工艺人的修为;而处置得是否精致,则是由手工艺人的工艺技术水准所决定的。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工具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而处置的经验与行为成为习惯之后,整个处置的知识与行为便逐渐成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其内在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手工艺实施过程的程序上;而在外部显现出来的则是颇具个性的风格特征(行话也叫手风)。

以海南黎族的纺染织绣技艺为例,通过黎族妇女的实践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经过黎族妇女的妙手处置之后变成相对稳定的因素、而为其产品增色的事实。在黎族的纺染织绣技艺中,基本材料是海岛棉、木棉以及各种可以用作染色的植物,其纺染织绣的工艺技术及其工具是处置前述基本材料的具体手段,而最终完成的黎族服饰面料则以具体的物质形态呈现。绚丽多彩却又风格明显,有着较为强烈的地方意趣和个人特征。

其实,在黎族纺染织绣工艺技术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材料的个体性质的差异,其不确定性是随机发生的。黎族妇女在知识和经验的支持下,视具体情况或是巧妙地利用、或是采取平衡和消化的手段,在处置这些材料及其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她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才能。

在这里讨论的三个词——手工、工具、习惯,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有着明确的意义的,在汉语词典都能查到其简洁明了的解释,看上去也很容易理解。在日常生活中,手工、工具、习惯都是常用的词汇,指向是明确的。但若是将其置于传统手工艺的背景之下,其含义就会变得复杂起来,而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有了某种意义上的符合逻辑的关联。

手工,指依靠手的功能做出的工作。人类的手之结构是奇妙的,手上的骨头共有29 块,这些骨头由123 条韧带联系在一起,由35 条强劲的肌肉来牵引,而控制这些肌肉的是48条神经。手掌上有30 多条动脉以及数量众多的小血管,滋养整个手掌,并且为手的动作提供动力之养分。[1] 尤其要注意的是,人的手指经过有效训练后是十分灵敏的,可以感觉到振幅只有0.00002 毫米的振动。这样感觉可以叫做“手感”,在现实中手感的所指范围有可能更大。在手工艺实施的过程中,手是最为直接地与材料接触并实施工艺技术的,材料的任何细微变化,都可以成为信息通过手指传送到“心”,由心来协调指挥系统调整动作,即所谓的“心手合一”。

当手工的工作与“技术”结合在一起时,就有了“艺”的意义,称之谓“手工艺”。当然,手工有时也用来指明非机器设备批量生产、而是由人工制作生产的产品。当手工艺在一个行当中长时间被运用并且被“固化”成某种程式时,这样的手工艺就被叫做“传统手工艺”。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手工艺,其学术的含义是指在前工业时期,以手工劳动的方式对某种材料(或多种材料)施以某种手段(或多种手段)使之改变形态的过程及其结果。[2] 在传统手工艺的实践过程中,手段是指在处置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工艺技术及其规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手段是由材料来决定的。在此,手段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但其核心则是相关的知识和工艺技术。当材料的性质被辨识判断之后,才能确定相关的工艺技术——有的是完全的手工之艺,有的则是指工具的使用程序及其经验。

工具,通常是指由人创造并且在生产过程中用来对自然物进行加工,从而制造产品的器具[3]。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工具是人体功能器官的延伸和放大;而在传统手工艺的场合,有时甚至于是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因素,民间俗语“手无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所说明的就是这种关系。通常,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利用工具可以提高生产、生活或创造的效率。而在传统手工艺的实施过程中,利用工具来平衡或消化材料以及工艺技术的不确定性因素,则是工具的特殊功用之一。一种工具的特殊功能指向,能够完成确定的对抗性的或非对抗性的任务,而这是人的肢体所不能直接完成的。并且,工具的样式、结构越简单,对操作技巧的要求越高,其功能用途的指向呈多元化;而工具的样式功能、结构越复杂,对操作技巧的要求越低,直至复杂到对操作技巧无要求,因为其功能用途的指向是单一的。简单工具的应用范围广泛,对材料的适应性要求不高,操作时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有较大的创造自由;而复杂工具的应用范围基本上是确定的,对材料的要求较高,操作时须按一定的工艺技术程序进行。

絣染是古老的扎经染色工艺技术,是海南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制作时,先要取海南岛野生海岛棉进行纺线。野生海岛棉的纤维细长、富有丝光、强度较高,经纺加捻后的线亦富有弹性,但其松紧、延伸的程度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其控制与与平衡完全依赖于制作者所掌握的工艺技术之经验和知识。对纺成的纱线进行染色,采用的是天然的植物染料进行煮染。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投放多少原料,要放多少水及媒染剂,煮染时间的长短控制,以及晾晒时天气是否晴好等等,如此众多的不确定因素需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平衡与消化,是否有效最终要看成品的色差、色彩的均匀和色牢度。由于民间印染无统一的工艺技术标准,亦无标准色卡进行参照,制作者的工艺技术之经验和知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传统手工艺的实践中,制作者在长期的反复训练和操作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惯,是有效的控制、平衡与消化种种不确定因素的有效手段。习惯是指逐渐养成而不易改变的行为。习惯的形成,或者是从小随师傅学艺时,与工艺技术以及相关的知识一并继承而来,所谓“少成若性,习贯之为常”[4] ;或者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受到众多师傅的影响,逐渐在实践中形成了个人的习惯。这样的习惯多数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为能够有效地控制、平衡与消化种种不确定因素,故能够随着工艺技术及其相关知识一同被传承下来。汉代文献《风俗通义》中所记录的“俗间行语,众所共传,积非习贯,莫能原察”[5],是符合历代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的。历代手工艺人的习惯之传承,基本上都遵循着这样的途径。

 民谚曰:“十个木匠九个样”,意为不同的木匠其手风、样式、规范乃至行事方式都有着较大的差异。手工艺人的制作习惯乃至个性、品格、趣味等要素之物化,往往会在作品上体现出来,有的是显性的,有的则是隐性的。显性的习惯通过造型、纹饰、色彩等的要素显现出来,成为某种综合的艺术基调;隐性的情况相对复杂一些,有的是讲究的选材,有的是匠心独运的处置方式,有的是特别的结构,还有的是在作品上的慢慢洋溢开来的气势。习惯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过程中亦与其他要素同样为后人所继承,不但不会走样,而且还会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强调。久而久之,某些名匠艺人的个人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其工艺技术后裔的集体的习惯,是构成传统手工艺风格流派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确定性是广泛存在着的,因为行为者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某些行为的结果。在传统手工艺的实施过程中,材料和工艺的不确定性,将会直接导致产生形态的不确定性因素,结果就是不能制作形态完全一致的产品。事实上,手工操作才是产生不确定性的主要诱因,材料品质的差异,以及可以选择的多种灵活而智慧的处置方式,都能够导致种种不确定性要素在操作的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同时也不能形成相对固化的保证产品规格与质地的工艺技术程序。而传统手工艺的工具与习惯,则可以在传统手工艺的实施过程中,起到制约、消化和平衡不确定性因素的重要作用。

 在一定的条件下实施传统手工艺,当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权重加大时,事态将会向着自由(艺术)的方向发展。雕塑类的泥塑、糖塑、面塑、米塑等软质材料在制作时,其预期是大概的、模糊的、不确定的,如材料的水分、黏度、强度、可塑性以及环境、气候、温度、湿度等,随机的程度较大,加之是手工制作,在其实施过程中亦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不确定性因素,一般的艺人此时会根据以往的经验进行随机的处置,使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得以消化或消除,进而使制作的过程基本处于可以掌控的局面。而有经验者则依赖于其自身经验的、技术的、艺术的、道德的之修为,以不确定性来处置不确定性,从而使不确定性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有效利用,以火中取栗的手法,化腐朽为神奇。

 同样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实施传统手工艺,当某些不确定性的权重被减弱、或使其受到限制时,事态将会向着逐渐固化(技术)的方向发展。木作工艺的基本材料是木材,由于树种、质量、品相、纹理、产地以及行当的不同,其加工要求也各不相同。虽然也是手工操作,使用的木作工具大致相似,但其相同品类的最终产品之规格却是相同的。这是因为在木作器物的制作过程中,不同功能、不同样式、不同尺度的各式工具,以及相关的工艺技术已经最大限度地平衡、消化和消除了由材料本身的气干密度、纤维长短、含水率和含油率等诱发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礼记》云:“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圜。”孔颖达疏:“陈,谓陈列,若绳墨审能陈列,则曲直必当;”“规,所以正圆;矩,所以正方。”[6] 工具的使用在技术上是有要求的,精密的专业工具可以最大限度地消化和消除不确定性因素,却没有过多的自由发挥的余地,故“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7]。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手工艺实施的过程中,习惯(观念的、伦理的、行为的)的作用超过手工和工具,是维持传统的重要因素。其前提是环境没有太大的变化,而需求也没有太多的增长。


注释:

[1] 于恩华、李静平主编《人体解剖学》,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8,第360-365 页。

[2] 徐艺乙:“手工艺的传统——对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体系的再认识”,《装饰》2011.8。

[3] 徐艺乙编著:《中国民间美术全集• 工具卷》,《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济南,1993,第1 页。

[4] 高明注译:《大戴礼记今注今译》,《保傅第四十八》,台湾商务印书馆,台北,1975,第112 页。

[5](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序》,中华书局,北京,1981,第4 页。

[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50《经解第二十六》,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371 页。

[7](明) 谢肇淛:《五杂俎》卷5《人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99 页。


* 本文为2013 年10 月15 日在海南三亚召开的海南黎族纺染织绣技艺保护与传承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记录,经作者本人审阅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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