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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天际乌云帖》诠解

衣若芬  来源:《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发表时间:2016-11-25

摘要:存世传为苏轼所书的一百多件墨迹中,《天际乌云帖》的题跋最多。《天际乌云帖》的众多题跋,得力于清代翁方纲的收藏。翁方纲不但大量题咏《天际乌云帖》,还写《天际乌云帖考》二卷,考证此帖为苏轼的真迹。在苏轼的生日,《天际乌云帖》被当成祭祀苏轼的供品。前往中国出使的朝鲜使臣,以拜观《天际乌云帖》为文雅盛事。集中于翁方纲的《天际乌云帖》热潮,在翁方纲之后逐渐消褪,并且由于被怀疑为摹本,不受研究者的重视。如果先不拘束于真伪的考辨,《天际乌云帖》仍是值得关注的作品。和其它书写个人创作的诗文和书信不同,《天际乌云帖》写的是两则和蔡襄有关的轶事。两则轶事里记录了六首诗,其中一首是蔡襄所作、三首杭州营妓所作、两首作者不详。作者不详的其中一首,苏轼认为是蔡襄诗;另一首被清朝查慎行收为苏轼诗。析两则轶事和六首诗的内容,尝试理解苏轼写《天际乌云帖》的意义。笔者认为:《天际乌云帖》的两则轶事,笔法近似传世的《东坡志林》。苏轼品评这六首诗“可观”、“多慧”,是其欣赏“奇趣”作品的实例。

苏轼《天际乌云帖》诠解

衣若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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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存世传为苏轼(1037-1101)所书的墨迹大约有168件①,其中《天际乌云帖》(又名《嵩阳帖》)最多后人的题跋。

       《天际乌云帖》的众多题跋,得力于清代翁方纲(1733-1818)的收藏。翁方纲收藏《天际乌云帖》,至少题咏35则,还撰《天际乌云帖考》二卷,认定此帖为苏轼的真迹。在苏轼的寿辰,《天际乌云帖》被奉为祭祀苏轼的供品。前往中国出使的朝鲜使臣,以在翁方纲府上拜观《天际乌云帖》为文雅盛事。《天际乌云帖》热潮,在翁方纲去世之后逐渐消褪,翁方纲收藏过的原件,如今下落不明,只有印制本流传。

       现所见《天际乌云帖》复本共有三种,一根据原翁方纲藏本;一为明代吴江史鉴的刻本;一为晚明冯铨(1595-1672)“快雪堂法帖”本。

       翁方纲藏本的《天际乌云帖》,最早有191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珂罗版本,题为《苏文忠天际乌云帖真迹》。此本于1917年、1920年等多次再版,流传最广。常见之《天际乌云帖》印刷品,如1985年成都古籍书店出版、1988年天津古籍书店出版、2002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2010年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等等,皆源于此本。

       史鉴(1434-1496),字明古,号西村,明朝宪宗成化(1465-1487)、孝宗弘治(1488-1505)年间吴江人。史鉴与沈启南(1427-1509)齐名,隐居不仕,有《西村集》,其生平见钱谦益(1582-1664)《初学集》、王士祯(1634-1711)《香祖笔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翁方纲力求史鉴刻本而不得,送金芝原南归时,曾作(因瑶冈南归属访吴江史氏天际乌云帖石本三首)。史鉴刻本《天际乌云帖》后曾入杭州杨氏丰华堂收藏②,丰华堂两代主人为杨文莹(1838-1908)及其子杨复(1866-?)。1929年,丰华堂藏书被北京清华大学购藏③。史鉴刻本有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本,题为《吴江史氏刻天际乌云帖》,后于1920年、1930年再版,有郑孝胥(1860-1938)题跋。

       “快雪堂法帖”由明末涿州人冯铨(1595-1672)选辑,宛陵刘光旸(?)摹镌,有崇祯十四年(1641)冯铨(1595-1672)自序。冯铨号鹿庵,万历癸丑进士,天启年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清,官至礼部尚书。因收藏王羲之(303-361)“快雪时晴帖”而署堂名“快雪堂”。《天际乌云帖》在“快雪堂法帖”卷四之首。翁方纲以为“快雪堂法帖”本(称为“涿州冯氏藏本”)为其收藏墨迹之摹本,王连起先生认为不然,评价“快雪堂法帖”优于翁方纲藏本④。1949年上海有正书局出版《初拓快雪堂帖》,其后有1989年北京日报出版社、1991年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湖北美术出版社等单位出版。

       过去研究《天际乌云帖》,集中于翁方纲藏本,重点主要在于考辨真伪(摹本)⑤、推测苏轼写此帖的时间⑥,旁及帖上的题跋⑦。翁方纲藏本《天际乌云帖》在上海博物馆被归类为“赝本参考品”⑧,学者对于翁方纲的鉴识结果,大都采怀疑或否定的态度⑨。

       本文无意推翻前说,而是希望在各存世版本的对照及比较之外,回归《天际乌云帖》的文字文本。《天际乌云帖》依其书写的段落,可分为两个段落,两个段落写的是两则和蔡襄(1012-1067)有关的轶事,两则轶事里记录了六首诗,其中一首是蔡襄所作、三首杭州营妓所作、两首作者不详,作者不详的其中一首,苏轼认为是蔡襄诗。本文解读两则轶事,分析轶事和诗歌的内容,尝试探析苏轼写《天际乌云帖》的旨趣。

 

       《天际乌云帖》之名

       《天际乌云帖》因首句“天际乌云含雨重”而得名;又因诗中提及嵩阳居士,而名“嵩阳帖”。如果我们回顾此帖的收藏纪录,可以发现:《天际乌云帖》或“嵩阳帖”的名称是明代才出现,而且帖上的两个段落可能分属两幅。

       赵德麟(1061-1134)《侯鲭录》云:“濠守侯德裕侍郎藏东坡一帖,云:‘杭州营妓周韶,多蓄奇茗,尝与君谟斗,胜之。……’”⑩侯德裕收藏的这一东坡帖,便是今《天际乌云帖》的第二个段落。

       在周密(1232-1298)《云烟过眼录》记载的“王介石虎臣所藏”,有“东坡书蔡君谟二小诗”,其后云:“又杭妓周韶诗。初,杭州营妓周韶能诗,苏子容过杭,述古饮之,韶求脱籍,子容令即席赋诗,有云:‘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笼中若放雪衣女,多念观音般若经。’一时叹佳,籍中诸妓之内,有吴楚、龙靓二妓,诗最佳,事在《侯鲭录》。”(11)所谓“东坡书蔡君谟二小诗”,当即今《天际乌云帖》之第一个段落。而“杭妓周韶诗”,则是第二个,其中周密记载的营妓“吴楚”,《天际乌云帖》作“胡楚”。如果苏轼只写了一次“杭妓周韶诗”,则王介石收藏的就是前述侯德裕收藏过的作品。

       直至容庚(1898-1994)《丛帖目》,《天际乌云帖》的两个段落还被登录为两件作品,例如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陈继儒(1558-1639)撰集、释莲儒等人摹勒的《晚香堂苏帖》,卷二有“杭州营籍帖”(12);卷十二有《天际乌云帖》(13)。嘉庆二十年(1815)钱泳(1759-1844)摹勒的《福州帖》,卷二附“苏轼天际乌云帖”和“杭州营籍帖”(14)。光绪十八年(1892)杨寿昌(1868-1938)撰集、刘维善镌刻的《景苏园帖》第二也有《天际乌云帖》和“杭州营籍帖”(15),可知前人所著录的《天际乌云帖》可能不包括周韶等杭妓的诗篇。

       将两个段落合为一帖,著录中可见者,是在柯九思(1290-1343)收藏时。柯九思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的题跋中谈到:“此卷天历间(1328-1330)得之都下,予爱坡翁所书之字,峻拔而清丽,令人持玩不忍释手,故侍书学士虞公见而题之。予携归江南,会荆溪王子明同予所好,携之而去。”虞集(1272-1348)〈题蔡端明苏东坡墨迹后〉称此卷为“坡翁书蔡君谟梦中诗及守居阁中旧题”和“陈太守放营妓三诗”,叙述了《天际乌云帖》的内容,为今所见最早完整记录两个段落的文献(16)。

       虞集并题了四首七言绝句,兴起元人续题之风,继之者有柯九思、张雨(1283-1350)、倪瓒(1301-1374),续题时,此卷已归王子明。张雨记:“东坡书蔡君谟梦中绝句二,放营妓绝句三,虞伯生题四绝于后”(17)。倪瓒有〈追和苏文忠公墨迹卷中诗韵〉(18),其〈与王子明〉思欲向王子明借观此卷,称之为“坡书天际乌云含雨重卷”。

       明代的笔记杂著中,例如李日华(1565-1635)称此帖为“苏东坡手书蔡君谟梦中诗”(19);赵琦美(1563-1624)称之为“东坡书蔡诗帖”(20)。晚明郁逢庆编《书画题跋记》(约成书于崇祯七年[1634]),其后之《续题跋记》卷三著录“苏文忠公天际乌云卷在白粉笺上中行草书”。汪砢玉(1587-?)《珊瑚网》(约成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卷四和郁逢庆的著录一样,该书卷二十二,记载项德新(字复初,1563-?)所藏,其中便有“苏长公天际乌云卷”。

       至于“嵩阳帖”之名,大约也始于晚明。万历年间刊刻宋代朱长文(1041-1100)《墨池编》,加入明代的“国碑”,其中有“嵩阳帖”(21),为苏轼书。

       综上所述,可知《天际乌云帖》和“嵩阳帖”之名成立于明代,本来可能分属两幅,在元代合为一幅。值得注意的是,翁方纲购藏的《天际乌云帖》并非如同明人著录的“白粉笺卷本”,而是纸本册页,翁方纲辩解:“此迹实因屡换褫装,其前宋纸擦损,如古残橐币,昔所称粉笺,不可辨识”,并认为横卷是在项德新(1563-?)之父项元汴(1525-1590)时改装为册。无论是翁方纲藏本、吴江史氏刻本,还是“快雪堂法帖”本,元代虞集、张雨、柯九思等人的题跋字迹粗劣,体势雷同,与其个别传世真迹大异,明显是伪造。加上最后洪武十四年(1381)马治的题诗,字迹如帖上元人题跋,可知今所见《天际乌云帖》的面貌,当为明代构成。

       我们可以合理否认今所见《天际乌云帖》并非真迹,但是没有证据说明苏轼没有写过《天际乌云帖》。明代善仿苏轼笔迹者,能写出几可乱真的文字(22),而凭空捏造的能力恐怕有限;何况《侯鲭录》里,侯德裕收藏的东坡作品,正是今《天际乌云帖》的第二个段落。即使帖中两个段落可能分属两幅,仅以文献视之,《天际乌云帖》的内容仍然有待深入探讨。

 

       《天际乌云帖》蔡襄及无名氏诗

       传世的《天际乌云帖》字迹略有参差,本文据翁方纲藏本,其第一个段落为:

       “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23)。嵩阳居士今何在(24),青眼看人万里情。”此蔡君谟梦中诗也。仆在钱塘,一日谒陈述古(25),邀余饮堂前小合(26)中。壁上小书一绝,君谟真迹也。“约绰新娇生眼底,侵寻旧事上眉尖。问君别后愁多少,得似春(27)潮夜夜添。”又有人和云:“长垂玉筋残妆脸,肯为金钗露指尖。万斛闲愁何日尽,一分真态更难添。”二诗皆可观,后诗不知谁作也。

       苏轼录的“天际乌云含雨重”诗,载蔡襄《端明集》卷五,为〈梦游洛中十首〉的第一首,诗第三句在《端明集》作“嵩阳居士今安否”。在〈梦游洛中十首〉之前,蔡襄有序:“九月朔,予病在告,昼梦游洛中,见嵩阳居士留诗屋壁。及寤,犹记两句,因成一篇。思念中来,续为十首,寄呈太平杨叔武。”

       蔡襄寄诗的对象杨叔武即杨畋(1007-1062),字乐道,又号叔武,《宋史》有传。杨畋知太平州,在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至庆历七年(1047)正月,蔡襄诗作于九月,可知是在庆历六年(1046),知福州任上(28)。蔡襄梦见的“嵩阳居士”,据诗中自注云:“司门员外郎王益恭,年四十余致政,居洛中,自号嵩阳居士。”按:王益恭(992-1065),字达夫。王曙长子。以荫补右侍禁,改卫尉寺丞。性淡泊,喜与僧人隐土交游。“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为梦中嵩阳居士留于屋壁的两句诗,其后两句乃蔡襄补作。

       苏轼在《天际乌云帖》开篇,便记诵蔡襄诗,其后引出通判杭州期间与太守陈襄(1017-1080)于堂前小阁壁上观诗,由题诗者的笔迹判断是蔡襄诗的往事。

       陈襄,字述古,福建侯官古灵人,人称“古灵先生”。1072年至1074年陈襄任杭州太守,与苏轼往来密切,情谊深笃(29)。苏轼与陈襄于堂前小阁宴饮,应是寻常之事,不寻常的是,发现壁上有“小书一绝”,苏轼肯定那是“君谟真迹”,由“君谟真迹”而推论诗的作者即蔡襄。蔡襄于治平二年(1065)三月至次年(1066)十月知杭州,假设这首壁上绝句是蔡襄任杭州太守时所书,距离苏轼和陈襄看见此诗,已经是七年至九年前的事了。苏轼从何判断这28个小楷,就是出自蔡襄?

       苏轼对于蔡襄的书法推崇备至,承袭欧阳修“蔡君谟独步当世”的见解(30),经由比较其他书家作品,多次赞誉蔡襄为“本朝第一”(31)。他认为蔡襄兼善真、行、草、隶各体(32),其中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33)。他看过蔡襄二十九岁时写的小楷,“知其本末”,因而得出“书法当自小楷出”(34)的主张。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临安海会寺借观蔡襄书于庆历三年(1043)的“临安海会寺殿记”。海会寺始建于南朝梁大同年间,天禧五年冬十月毁于火,总持僧有明集四方之力振兴重建,蔡襄作记,苏轼观赏此记时,蔡襄已经去世六年。换言之,苏轼通判杭州期间,接触过蔡襄的笔迹,再加上受欧阳修影响,能掌握蔡襄书法的突出特征,这一首未详作者的绝句,就被苏轼判给了蔡襄。

       被苏轼定为蔡襄作的绝句,咏的是美人的离愁别思,不见于存世的蔡襄文集中。首句“约绰新娇生眼底”,大部分的记载都作“绰约新娇”,较早抄录此诗的虞集作“绰约新桥”(35),“新桥”为“新娇”之误,容易看出;“约绰”、“绰约”则意思相同,可能因此影响了后世的传录。就笔者所见,只有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之《续题跋记》作“约绰新娇”,包括翁方纲的《天际乌云帖考》,都作“绰约新娇”。

       清代厉鹗(1692-1752)辑《宋诗纪事》,其卷十三便收入“绰约新娇”诗为蔡襄作,题为〈书小阁壁上〉。由此诗的语汇和抒情风格,无法辩驳是否为蔡襄的作品。例如写于1055年的〈过泗州岭〉诗,蔡襄用了“侵寻”一词:

       二十五年间,三回共往还。那知临白首,相失向青山。想象音容在,侵寻鬓髪斑。平生多善行,应不下尘寰。(36)

       这是一首悼亡诗,蔡襄自注:“衢州道中,是年冬十二月,室家永嘉郡君葛氏亡逝。”

       在蔡襄的《端明集》,也有〈春潮〉诗:

       纳纳春潮草际生,商船鸣橹趂潮行。封书欲寄天涯意,海水风涛不计程。(37)

       至于壁上和诗,则难以判别笔迹,虽是“可观”之作,苏轼只能存录。值得注意的是,明明《天际乌云帖》说:“后诗不知谁作”,清代查慎行(1650-1727)《补注东坡编年诗》卷四十八,却将之纳为苏轼诗,为之命题为:〈过潍州驿,见蔡君谟[一本无此四字]题诗壁上云:“绰约新娇生眼底,逡巡[一本作优柔]旧事上眉尖。春来试问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不知为谁而作也,和一首〉,为此诗定了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并作按语:“以上二首诸刻本皆不载,据外集编第五卷自密州移徐州时作,今采录。”受查慎行影响,翁方纲《苏诗补注》卷七便将此诗系于熙宁十年(1077),且作为书写《天际乌云帖》的上限。

       查慎行将“长垂玉筋残妆脸”误为苏轼诗,置于苏轼诗的搜集、整理和批注的历史观察,是可以理解的。“约绰新娇生眼底”和“长垂玉筋残妆脸”这两首作者不详的绝句,被虞集完整收录,元明人写过次韵诗,虞集还题跋:“第三诗以为不知何人作,其轩辕弥明之流与?”为“长垂玉筋残妆脸”增添了神秘感。

       《天际乌云帖》第一段落的另一句异文,是“长垂玉筋残妆脸”诗的最后一句“一分真态更难添”,虞集作“一分真态为谁添”。明代田汝成(1503-1557)《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梅鼎祚(1549-1615)《青泥莲花记》卷十二,以及李日华《恬致堂诗话》(又见于《六研斋二笔》卷二)都随虞集记载,其它著录则随墨迹。田汝成评此诗:“盖为佳人叙幽思也。”梅鼎祚延续“盖为佳人叙幽思也”的评语,并云:“苏子瞻尝书此诗。”梅鼎祚不说此诗作者不明,而说“苏子瞻尝书此诗”,难免令人误解,以为是苏轼的作品。李日华则是把“天际乌云含雨重”、“约绰新娇生眼底”和“长垂玉筋残妆脸”三首诗都记载成是陈襄阁中壁上诗:

       苏东坡手书蔡君谟梦中诗“天际乌云含雨重”一绝于太守陈述古阁中壁上。君谟书一绝:“绰约新娇生眼底,侵寻旧事上眉尖。问君别后愁多少,得似春潮日夜添。”又不知谁人和一绝云:“长垂玉箸残妆脸,肯为金钗露指尖。万斛春愁何日尽,一分真态为谁添?”又杭妓周韶落籍诗,及同辈胡楚、龙倩二诗,东坡乘兴偶连书之。字法婉丽含蓄,真千古妙札也。

       谬误随着笔记流传而散布,《天际乌云帖》第一则轶事也就因推想而被定案,苏轼认为的“君谟真迹”被确信为蔡襄诗。作者未详的和诗,到了清朝,成为了苏轼诗。

 

       《天际乌云帖》周韶诗

       《天际乌云帖》的第二个段落为:

       杭州营籍周韶,多蓄奇茗,常与君谟斗,胜之。韶又知作诗。子容过杭,述古饮之,韶泣求落(38)籍。子容曰:“可作一绝。”韶援笔(39)立成,曰:“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韶时有服,衣白,一坐嗟叹。遂落(40)籍。同辈皆有诗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澹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应笑西园旧桃(41)李,强匀颜色待东风。”龙靓云:“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42)人。”故知杭人多惠也。

       虞集的记录与墨迹本略有不同,例如“常与君谟斗,胜之”。虞集作“常与君谟斗胜”。“二人者最善”,虞集作“二人最善”。“待东风”,虞集作“待春风”。“濯缨还作武陵人”,虞集作“濯缨还见武陵人”。这些异文,墨迹本均与《侯鲭录》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多惠”,《侯鲭录》和虞集皆作“多慧”。就文意观之,当作“多慧”为是,徐邦达先生据此认为误“慧”为“惠”,可见翁方纲藏墨迹本为伪作。其实,吴江史氏刻本和墨迹本一样,苏轼经常将“慧”字写成“惠”字,例如黄州“定慧院”,苏轼便写作“定惠院”。

       这桩轶事也从蔡襄说起,以和蔡襄斗茶胜出,突显营妓周韶之不凡。苏颂(子容,1020-1101)知杭州,事在1076年,乃陈襄知杭州之后。周韶落籍事,依《天际乌云帖》叙述,陈襄宴请苏颂,则当时太守即陈襄,苏轼为通判。《苏轼年谱》系此事于熙宁六年(1073)(43),当时苏颂知婺州,携子苏嘉游杭州,和陈襄、苏轼相见。苏轼与苏颂同姓,称苏颂为宗叔,苏轼有〈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苏颂作〈次韵苏子瞻学士腊日游西湖〉。因此,周韶应苏颂所嘱,作诗求落籍,可能确有其事。

       周韶落籍事假使发生在熙宁六年,苏轼不一定于当年书写此事。翁方纲考证道:“此迹无岁月,考之熙宁甲寅坡公往来常润道中,有〈怀钱唐寄述古〉之作,其次章云:‘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公自注:‘杭人以放鸽为太守寿。’此不欲明言所指,而托之放鸽,文字之狡狯也。”

       “熙宁甲寅”为熙宁七年(1074),苏轼离开杭州,寄诗陈襄,谈到去年百姓放鸽为陈襄祝寿祈福,推崇陈襄受到爱戴。翁方纲认为:“记得金笼放雪衣”,就是呼应周韶诗的“开笼若放雪衣女”,苏轼是故意避讳谈陈襄让周韶从良,而用“放鸽”来转移。这种猜想牵涉几个问题:

       1.“雪衣女”的含意。

       2.“雪衣”可否指鸽子。

       3.太守让营妓从良,是否应该避讳。

       先从第三点说起。宋代的“营籍”或“营妓”,就字面想当然尔,会以为“营”指“军营”,“营妓”即“军妓”,甚至被误解为解决军人性需求的“慰安妇”,其实不然。“营妓”之“营”,是指“乐营”,乃负责音乐歌舞表演,陪侍官家宴会的地方官妓(44)。北宋地方官员与营妓往来,在丛谈杂著中时见记叙,地方首长对于营妓有发落权,让营妓从良,并非尴尬不宜告人之事。

       例如苏轼通判杭州时,便曾经判允一位年老的官妓从良,而另一位仍具姿色者则不许,《侯鲭录》云:

       钱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东坡先生适是邦,阙守权摄。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状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复有一名娼亦援此例,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诚可佳;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45)

       王辟之(1031-?)《渑水燕谈录》也记载了同一件事:

       (苏)子瞻通判钱塘,尝权领郡事;新太守将至,营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郡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其敏捷善谑如此。(46)

       这两部笔记的时代与苏轼相近,事情应当可信。苏颂命周韶作诗,诗成而陈襄允其从良,并不违法,也非不可告人。

       翁方纲引述的〈怀钱唐寄述古〉诗,为〈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之二,全诗为:

       草长江南莺乱飞,年来事事与心违。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世上功名何日是,罇前点检几人非。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

       这首诗苏轼自注:“杭人以放鸽为太守寿。”旧题王十朋注引赵尧卿云:“唐《谭宾录》曰:‘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慧,通晓言词,上及贵妃呼为‘雪衣’,此呼鸽为雪衣,借用故事也。’”

       翁方纲不满意“呼鸽为雪衣”的解释,注云:“鸽无雪衣之号,故王注必援天宝中白鹦鹉事以明其为借用。且鸽非仅白色,亦非雪衣字所能该得也。注家但知其借用雪衣鹦鹉,而不知其实指此雪衣女也。”(47)翁方纲并举了陈襄对苏轼的和韵诗为佐证,说“语意更明”,苏轼诗“记得金笼放雪衣”的“雪衣”,正是周韶。

       陈襄的和韵诗为:

       春阴漠漠燕飞飞,可惜春光与子违。半岭烟霞红旆入,满湖风月画船归。缑笙一阕人何在,辽鹤重来事已非。犹忆去年题别处,鸟啼花落客沾衣。(48)

       在叙时写景之后,陈襄用善吹笙的王子晋(王子乔)在缑氏山成仙,辽东丁令威得仙化鹤,重返乡里的典故,回应苏轼提到的杭州百姓为他放鸽祝寿的往事(49)。尾联延续去年的依依离情,以示两不相忘。陈襄的诗,并无放营妓之意,翁方纲不但曲解,还强加绾系两事,坚持苏轼将放营妓(雪衣)托言放鸽,又说放鸽为祝寿,是苏轼之文字狡狯。

       “雪衣”不能指鸽子吗?在苏轼的作品中,往往以“雪衣”比喻白色的羽毛或皮毛,例如形容白猿:

       我非标人,人莫吾识。是雪衣者,岂具眼只。方食知献,何愧于猿。为语柳子,勿憎王孙。(50)

       形容白鹭:

       北渚集群鹭,新年何所之。尽归乔木寺,分占结巢枝。生物会有役,谋身各及时。何当禁毕弋,看引雪衣儿。(51)

       二子有如双白鹭,隔江相照雪衣明。(52)

       所以,雪衣未必不能指鸽子,翁方纲求之太过。

       回到《天际乌云帖》的周韶诗,“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用的是前述唐代胡璩《谭宾录》的典故,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也记载此事,都是把贵妃宠爱的白鹦鹉称为“雪衣女”或“雪衣娘”。雪衣女聪敏善学,“上令以近代词臣诗篇授之,数遍便可讽诵”。即使是博弈游戏,还会维护皇上及贵妃:“上每与贵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女,必飞入局中,鼓翼以乱之,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便记载唐代画家周昉有“杨妃架雪衣女乱双陆局图”。

       雪衣女读佛经的故事如下:

       一旦,飞于贵妃镜台上语曰:“雪衣女昨夜梦为鸷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令贵妃授以《多心经》。自后授记精熟,昼夜不息,若惧祸难,有祈禳者。(53)

       《多心经》即周韶诗的《观音般若经》,又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杨贵妃教雪衣女颂经的故事,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辽墓壁画有所呈现,壁上有题诗:“雪衣丹觜陇山禽,每受宫闱指教深。不向人前出凡语,声声皆[是]念经音。”(54)“陇山”即周韶诗中的“陇上”,李白题鹦鹉画诗:“落羽辞金殿,孤鸣托绣衣。能言终见弃,还向陇山飞。”(55)唐人认为该地区产鹦鹉,李善注祢衡〈鹦鹉赋〉称鹦鹉产于“陇坻”(56)。

       总之,周韶诗以笼中的白鹦鹉雪衣女自比,感慨年华老去,眷顾渐稀,请求官员释放,令她回返故里,安心颂经,清养晚年。

       雪衣女的比喻,加上当时有服在身的白衣,让在座者于视觉印象和诗歌意象双重衬托中,嗟叹周韶之慧心,于是获许落籍。

 

       《天际乌云帖》与苏轼之艺文观

       虞集题《天际乌云帖》谓:

       坡翁书蔡君谟梦中诗及守居阁中旧题也,第三诗以为不知何人作,其轩辕弥明之流与?陈太守放营妓三诗,亦辱翁翰墨流传至今,信亦有缘耶?

       作者不详的神秘感,以及出身卑微者的作品能获得苏轼的青睐,因缘际会而流传后世,这种反常的情形,是《天际乌云帖》吸引人之处。存世的苏轼书迹内容,大约有两类,一是写自己的作品,包括尺牍跋语,如“寒食帖”、“赤壁赋”、“渡海帖”。一是写他人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有明确的原作者,如写杜甫“桤木诗”,欧阳修“醉翁亭记”;另一则作者不明,如“李白仙诗卷”和《天际乌云帖》。即使作者不明,苏轼还是兴致勃勃地抄录下来,显示他的珍爱慎重之心。

       苏轼对诗的珍爱慎重,出于他的艺文观。在〈净因院画记〉中,他提出物有“常形”、“常理”之说,艺术家观察体悟,掌握“常形”,遵循“常理”,则“合于天道,厌于人意”。“合于天道,厌于人意”是人世之“常”,如果“反常”又能“合道”,则能创造出超乎凡人的“奇趣”。苏轼〈书柳子厚渔翁诗〉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他称许刘景文“故人有奇趣,逸想寄幽壑”(57),“奇趣”生于“逸想”,身为娴熟诗歌创作规律的写作者,守常不难,难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奇趣逸想”。

       《天际乌云帖》的内容,和后人辑录的《东坡志林》、《东坡题跋》许多篇章相近,都是杂记个人喜爱、可堪玩味的诗句。行文方式上,一种是开门见山,先记诗句,而后说此诗为某人作,如同《天际乌云帖》的第一段落。一种是先记时、记事、记人,然后引出诗句,品评良窳,如同《天际乌云帖》的第二段落。两种行文方式,皆透露苏轼试图探求“作者是谁”的好奇心。

       已具名作者的作品,苏轼会深入文字,提举其精妙;有些则再加追究,怀疑作品的归属,或与可信的作者作品比较,以确定真伪。判断作者作品的途径,有些是遣词造句的风格;有些是文义内涵的考索、时代特征的认定,在《天际乌云帖》的第一段落,陈襄小阁壁上诗,苏轼根据的就是对蔡襄笔迹的辨识能力。“作者是谁”和“作品归属”的问题,并不是为了确保作者拥有作品的私人性质,也不因作者的社会身份而动摇苏轼对于作品质量的评估。虞集所谓“陈太守放营妓三诗,亦辱翁翰墨流传”,对于苏轼抄录营妓的诗表示尊崇,其实苏轼在乎的是作品,无论什么人,只要有艺文之才,苏轼都乐于褒扬,例如宋代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记曰:

       东坡先生,人有尺寸之长,琐屑之文,虽非其徒,骤加奖借。如昙秀“吹将草木作天香”、妙聪“知有人家住翠微”之句,仲殊之曲,惠聪之琴,皆咨嗟叹美,如恐不及。至于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观其措意,盖将揽天下之英才,提拂诱掖教载成就之耳。

       《天际乌云帖》第二段落,在周韶获准落籍之后,“同辈皆有诗送之”,可知当时不乏能作诗者,苏轼在那些送周韶的营妓诗中,挑选了胡楚和龙靓为代表。据陈师道(1053-1101)《后山诗话》:

       杭妓胡楚、龙靓皆有诗名,胡云:“不见当时丁令威,年年处处是相思,若将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尽时。”张子野老于杭,多为官妓作词,而不及靓。靓献诗云:“天与羣芳十样葩,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于是为作词也。(58)

       胡楚和龙靓是杭州能诗的名妓,张先(990-1078,字子野)后来应龙靓之请,为她作〈望江南与龙靓〉:

       青楼宴,靓女荐瑶杯,一曲白云江月满,际天拖练夜潮来,人物误瑶台。醺醺酒,拂拂上双腮,媚脸已非朱淡粉,香红全胜雪笼梅,标格外风一作尘埃。(59)

       《天际乌云帖》中,胡楚的诗为:“澹妆轻素鹤翎红,移人朱栏便不同。应笑西园旧桃李,强匀颜色待东风。”这一首诗呼应周韶以笼中禽鸟比喻官妓,形容官妓像被关入富贵人家朱红色围栏的鹤,如今这只鹤终获自由,可怜那些旧友姐妹们,仍然为了讨好客人涂脂抹粉。

       龙靓的诗则突出周韶能出淤泥不染的高洁:“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人。”“交甫”即郑交甫,《列仙传》:“江妃二女,不知何许人。出游江湄,逢郑交甫,不知其神人也,女遂解佩与之。交甫悦爱佩,去数十步,空怀无佩,女亦不见。”周韶虽为官妓,但不着人世尘埃,她和客人的交情,就像神女为郑交甫解佩(佩),最终成空。“解佩”又双关“卸职”、“落籍”。周韶不以过去种种为意,只希望将来能像武陵人入桃花源,洗濯冠缨,超脱一切。

       这三位文采出众的营妓,让苏轼赞叹“杭人多慧(惠)也”。迎合官家娱乐需求的营妓,有别于良家妇女,为的是给酒宴歌席增添趣味,能言善道、舞文弄墨,也是“添趣”的一种手段。营妓在场面应酬之余,表达个人的情感意愿和同辈的友谊,令男性旁观者如苏轼等人好奇。借着与官妓互动,或是阅读她们发乎私情的诗章,一窥她们幽微的内心世界,使苏轼感其情而爱其才,如果不就此记录,则这些佳句便会随佳人香消玉殒而散若云烟。

       至于那些不明作者的诗篇,也令苏轼着迷。诗如果属于某一特定的个人,则“诗言志”的主人能够找到,诗是那人的人生经历、生命情境、艺术观、世界观的某种表达管道。倘使不知道作者是谁,读者不容易解释作品,作品形同一个开放的广阔空间,召唤读者参与其内在意义的建构;或者,作品形同秘语,作品的歧义性富含神奇梦幻的无限可能,不记录,则化为子虚乌有。

       在《东坡志林》和《东坡题跋》等笔记丛谈中,“不知何人题”的诗作,有时特别值得玩味。文字是人创制的,诗歌是文字的精炼聚合,它不会凭空而生。不过,苏轼有过参与扶箕的超自然体验(60),那些无主的诗歌像无名的幽魂,却是“凭空而生”的。“仙鬼作或梦中所作”(61)、“某人传之”的诗歌,只要是好诗,苏轼都会记录,而且加书一笔其妙不可言之趣。

       《天际乌云帖》第一段落的第一首诗,固然是蔡襄作,蔡襄在其诗集序文中已经表明,头两句“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是嵩阳居士在蔡襄的梦中,留在屋壁上的诗的前两句。而这“屋壁”,不是当时蔡襄所在的福州,而是他梦中所游的洛阳。梦的异常空间里,梦中人所身处的地方不是现实的场景,蔡襄能清楚记得梦/现实、福州/洛阳的区别。这双重的“异”,在梦中延伸至故人来晤,嵩阳居士在蔡襄的梦中是否与蔡襄交谈?我们不知道,蔡襄也没有告诉我们。可是屋壁上的留诗,成为嵩阳居士“到此一游”的痕迹,就像苏轼看见陈襄堂前小阁壁上诗,是苏轼认为蔡襄曾经“到此一游”的痕迹。蔡襄说他只记得嵩阳居士留诗的前两句,也就是说,这是一首“残诗”的剩余,失去的、遗忘的部分空白,在蔡襄醒来玩味时自己补上了,于是这成了一首虚与实相组凑的“合作诗”。

       这首“合作诗”“虚中有虚”,“虚中有实”。所谓“虚中有虚”,诗的前两句,作者是嵩阳居士,却又不是真实时空里的嵩阳居士;所谓“虚中有实”,诗句不是出自嵩阳居士之口(声音),而是写在屋壁上(视觉),蔡襄不是“听见”诗句,是“看见”诗句,唯其是“看见”,故而有“实(体)”。“虚中有虚”和“虚中有实”,都是包围在“梦”这个“大虚”之中。

       因着这奇异的“梦中得句”(62),蔡襄不但接续了残诗,还写了一组十首的长作,苏轼没有提蔡襄的组诗,他最欣赏的,应该就是组诗的第一首。“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情致迷离变幻,这是乌云致雨,雨过天青,依时间顺序的天象转化?还是“东山日出西山雨”,晴雨并置天空的景观?蔡襄梦觉,思想“嵩阳居士今何在”,明明嵩阳居士不在眼前,那么“青眼看人”的是谁呢?是蔡襄自己吗?由于自己用善意的眼光看待世界,则人间处处有情,非仅有情,且情牵万里,在万里之遥的嵩阳居士,是否也能感受得到?

       和蔡襄〈梦游洛中十首〉的其它九首相比,第一首不像其它九首的蔡襄自注,有具体的怀旧地点,例如“绿竹堂”、“白马寺”。第一首的“楼前红日”是梦中之楼;“照山明”是梦中之山;隐者“嵩阳居士”是梦中之人,承接不知从何而起的“万里情”,奇趣之意,概或在此。

 

       结语

       本文从宋人的著录中考察,得知今本《天际乌云帖》的两个段落可能本来分属两幅,大约在元代时合为一幅,在明代被摹刊,存世的三种版本均为摹本。

       将两个段落的轶事合为一幅,之所以未显突兀,可能两则轶事都联系到蔡襄,使人认为苏轼藉此帖记叙两则蔡襄的轶事,记事兼怀人。不过细读文本,可发现第二则轶事的主角是周韶,以及周韶的友人,同为杭州营妓的胡楚和龙靓,蔡襄是作为周韶善斗茶的陪衬人物。再仔细注意此帖中出现的文人,蔡襄、苏颂和陈襄,他们都是福建人;苏轼说“杭人多慧(惠)”,三位营妓即使不是杭州人,生活和活动在杭州,便被视为杭人风情。

       随着《天际乌云帖》的流传,加之翁方纲大量的题跋和考订,使得《天际乌云帖》中的诗篇作者和诗意被误解。《天际乌云帖》第一段落的两首作者不明诗,第一首“约绰新娇生眼底”,苏轼由笔迹判断是蔡襄诗,于是清代厉鹗《宋诗纪事》便直接纳入蔡襄的诗作中。第二首“长垂玉筋残妆脸”,苏轼说“不知谁作”,到了查慎行的批注,却被收为苏轼诗,因而讹传。

       《天际乌云帖》的第二个段落,周韶落籍确有其事,也可以查出时间的范围,翁方纲在探索《天际乌云帖》的书写时间时,把苏轼作于熙宁七年的〈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作为参考坐标,结果画蛇添足,不但误认苏轼诗中的“雪衣”即周韶诗的“雪衣女”,还曲解了苏轼诗的本意,影响了后人对于苏轼诗的解读。

       仅从文字文本讨论,《天际乌云帖》还是颇具研究的价值,在行文形式方面,和《东坡志林》、《东坡题跋》等收录苏轼丛语的笔记相似。在内容方面,显示苏轼对蔡襄的推崇,以及他对蔡襄书法的肯定;佐证宋代营妓与地方官员的关系。在记存知名与不知名作者作品的文献意义方面,显现并落实了苏轼“好奇尚趣”、“反常合道”的艺文观念。

 

       注释:

       ①廖学隆:《苏轼书法艺术研究》,第246-254页,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年。

       ②《金石书画》第13期,1935年1月25日,见姜亚沙等主编:《民国画报汇编——综合卷》,第14卷,第56-64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7年。

       ③有关杨氏丰华堂,详参刘蔷:《杭州丰华堂藏书考》,《清华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④马子云:《快雪堂法帖校后记》,《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3期。王连起:《快雪堂法书帖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4期。阎浮、赵小平:《快雪堂法帖》,《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

       ⑤徐邦达先生认为翁方纲藏本是清朝顺治、康熙至乾隆年间的临摹本。见徐邦达:《苏轼《天际乌云帖》卷(即嵩阳帖)》,《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4期。

       ⑥翁方纲认为写于熙宁十年(1077)至元祐二年(1087)之间。此说较常被引用,例如张伟生:《〈苏轼天际乌云帖〉简介》,见中国墨迹经典编委会编:《苏轼天际乌云帖》,第1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一说写于熙宁八年(1076)至九年(1077),见周倜主编:《中国墨迹经典大全》,第5集,第28页,京华出版社,1998年。

       ⑦张然:《迷离梦事的续接——〈天际乌云帖〉及其题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15期,2009年7月。

       ⑧徐邦达:《苏轼〈天际乌云帖〉卷(即嵩阳帖)》。

       ⑨除前述徐邦达、王连起诸先生之外,李志贤先生对“吴江史氏本”、“快雪堂本”及“翁方纲藏本”做了比对,认为翁方纲的判断完全错误。见李志贤:《也说〈天际乌云帖〉》,文物出版社编:《第六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225-251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⑩(宋]赵令畴撰,孔凡礼点校:《侯鲭录》,收于:《侯鲭录·墨客挥犀·续墨客挥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第7卷,第1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1)(宋)周密:《云烟过眼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卷,第55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12)(13)(14)(15)容庚:《丛帖目》,第1158页,第1161页,第1147页,第1168页,台北:华正书局有限公司,1984年。

       (16)(元)虞集:《道园学古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卷,第5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17)(元)张雨:《句曲外史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卷,第35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18)(元)倪瓒:《清閟阁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卷,第28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19)(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二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卷,第59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20)(明)赵琦美编:《铁网珊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卷,第36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按:《铁网珊瑚》旧题明代朱存理编,庄申教授已辨其为非,笔者亦有解释,详参衣若芬:《观看·叙述·审美—唐宋题画文学论集》,第162页,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

       (21)(宋)朱长文编:《墨池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卷,第911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22)李日华云:“成弘间有士人白麟,专以伉壮之笔恣为苏米、黄三家伪迹。人以其自纵自由,无规拟之态,遂信以为真。此所谓居之不疑而售欺者。”(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三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卷,第73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23)“明”字作“明”。

       (24)“士”、“在”字残损。

       (25)“陈”、“古”字残损。

       (26)“合”字当为“阁”。

       (27)“春”字残损。

       (28)蒋维锬系此诗于庆历七年九月,见《蔡襄年谱》,第8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何冠环教授已辨其非,见何冠环:《将门学士:杨家将第四代传人杨畋生平考述》,李裕民主编:《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究会论文集》,第31-68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又,蔡襄《端明集》中为杨畋写的诗文还有:第1卷《杨叔武北堂夜话》、《送安思正之蜀·临字思正》。第6卷《因书答河东转运杨乐道》。第8卷《过杨乐道宅西桃花盛开》、《和杨龙图芦雁屏》与《和杨龙图獐猿屏》、第12卷《太常博士直史馆知光化军杨畋可屯田员外郎依前直史馆知邠州制》等。

       (29)李立明:《苏轼与陈襄之情谊研究》,《东吴中文研究集刊》第14期,2007年6月,第111-128页。

       (30)《论君谟书》,第2181页。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于军民:《论苏轼对蔡襄书法的推重》,《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1期。

       (31)苏轼:《评杨氏所藏蔡欧书》:“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收于: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第19册,第7828-782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苏轼:《王文甫达轩评书》:“惟近日蔡君谟天资既高,而学亦至,当为本朝第一。”《苏轼全集校注》,第19册,第7831页。苏轼:《杂评》:“蔡君谟为近世第一。”《苏轼全集校注》,第19册,第7830页。

       (32)《跋君谟飞白》,同上注。

       (33)《论君谟书》,第2181页。

       (34)《跋君谟书赋》,第2182页。

       (35)虞集《道园学古录》由其子于1341年协同虞集的门人搜集整理而成,元代即有刊本。今流通之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四部丛刊初编》本,为明代景泰七年(1456)翻印自元刊本。

       (36)(宋)蔡襄:《端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卷,第38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37)(宋)蔡襄:《端明集》,第5卷,第376页。

       (38)“落”字残损。

       (39)“笔”字作“茟”。

       (40)“落”字残损。

       (41)“桃”字残损。

       (42)“陵”字残损。

       (43)孔凡礼:《苏轼年谱》,上册,第12卷,第250页,中华书局,1998年。

       (44)常建华:《论宋代“营妓”》,《历史月刊》1997年1月号。

       (45)(宋)赵令畴:《侯鲭录》,第8卷,第199页。

       (46)(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第10卷,第126页,中华书局,1981年。

       (47)《苏轼全集校注》,第11卷,第1115页。

       (48)陈襄:《和子瞻沿牒京口忆西湖寒食出游见寄》二首之二,《古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5卷,第70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49)宋代张师正《倦游录》、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第10卷,都提过开笼放生雀鸽为祝寿。唐代薛能〈送浙东王大夫〉诗:“远源过晋史,甲族本缑笙。”“缑笙”喻王子晋。

       (50)(宋)苏轼:〈十八大阿罗汉颂〉,《苏轼全集校注》,第12册,第20卷,第2248页。

       (51)(宋)苏轼:《新年五首》之二,《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40卷,第4708-4709页。

       (52)(宋)苏轼:《次韵秦少章和钱蒙仲》,《苏轼全集校注》,第31卷,第3431页。

       (53)(宋)李昉:《太平广记》,第460卷,第395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54)吴玉贵:《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颂经图”考》,《文物》1990年第2期。

       (55)《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第24卷,第14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56)(梁)萧统编:《文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卷,第233页。

       (57)苏轼:《生日蒙刘景文以古画松鹤为寿且贶佳篇次韵为谢》。

       (58)(宋)陈师道:《后山诗话》,据辑古阁本影印,第1卷,第18叶;收于(明)毛晋辑:《增补津逮秘书》,第4册,第2707页,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年。

       (59)(宋)张先:《张子野词》,补遗上,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排印,《丛书集成初编》,第2646册,第49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60)衣若芬:《苏轼“李白仙诗卷”探研》,《宋代文哲研究集刊》第1期,2011年6月,第153-196页。

       (61)《书鬼仙诗》,《苏轼文集》,第68卷,第2140-2141页。

       (62)浅见洋二:《关于“梦中得句”——中国诗学中的“内”与“外”、“己”与“他”》,浅见洋二著,金程宇、冈田千穗译:《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第413-4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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