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善最乐|浙博举办近代慈善文物文献展,看不同时代的善人善举

梦妮  发表时间:2018-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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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9月5日是第三个中华慈善日,浙江省博物馆特别推出“为善最乐:浙江近代慈善文物文献展”,以文物与文献为载体,从个体、组织、官民合作等多个角度进行梳理,为观众勾勒和呈现晚近变局中的浙江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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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浙江有着悠久慈善传统,春秋以来,历朝历代都留下了不少慈善史迹,追寻这些史迹,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群体、慈善组织和官方机构在浙江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既有以吴越钱氏、浦江郑氏和永康芝英义庄等为代表的宗族慈善,也涌现出陈龙正、丁丙、经元善等慈善人物,还有清代以来逐渐遍及浙江各地的善会善堂以及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世界红卍字会在浙所办慈善事业。

展览现场

从展览展出的文物文献中,可以找到不少人们熟悉的历史人物,他们因为慈善在展览中“相聚”。比如展厅里有一幅明代所绘范仲淹像,范仲淹是大家所熟知的北宋时期政治家和文学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在杭州做官,并为百姓做了不少善事。据史料记载,皇佑二年时曾发生一次大饥荒,当时范仲淹在杭州为官,他调发国家仓库粮食,募集民间所存的钱物来赈济灾民。同时通过兴建木土工程为灾民创造工作机会,“以工代赈”,既赈济了饥荒,又趁荒年与民兴利。

还有与文澜阁颇有渊源的丁申、丁丙兄弟,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他们组织人抢救《四库全书》。战争结束后,丁丙又以总董身份和胡雪岩、应宝时等人惨淡经营育婴堂、普济堂、同善堂,以及由迁善所、三仓、粥厂、保甲局、粮仓、丐厂、义渡局、掩埋局等慈善组织组成的“杭州善举联合体”。在此期间,还主持重修文澜阁、白苏二公祠、拱宸桥等,在恢复和稳定杭州秩序以及保存文化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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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除了文物和文献,展览还通过影像资料、模拟场景等多种形式展现“为善最乐”的精神。其中有两段视频难得一见,一段是1946年杜月笙为救济苏北水灾组织选美比赛的视频,一段是上海嘉定育婴堂里的实景视频,通过这些黑白的画面,观众可以直观了解不同时代的善人善举。

据悉,展览将展至12月21日。


【作品欣赏】


1. 慈善的个体化及再造

1.1传统的宗族慈善

清“积善余庆”匾额-东阳市博物馆藏

清朱鼎书“为善最乐“拓片-浙江省博物馆藏

《钱氏家乘》中的宗族慈善-浙江图书馆藏

学者吕思勉认为,赈济义务最初是由宗族承担的。宗族慈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主张同一宗族内部扶危济困,互帮互助。浙江历史上,吴越钱氏、浦江郑氏以及永康芝英义庄等宗族实践表明,宗族慈善在家风家训中占据重要地位,有助于避免宗族成员因贫困或灾荒流离失所,维系了宗族的繁衍和稳定。也有些人超越宗亲范围,将慈善的目光投向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群,“为善最乐”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


1.2丁丙与杭州慈善公益

清丁丙编《乐善录》-杭州图书馆藏

清俞樾撰《丁君松生家传》-浙江图书馆藏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丁丙和兄长丁申已组织人抢救《四库全书》。战后,以总董身份和胡雪岩、应宝时等人惨淡经营由“三善堂”(育婴堂、普济堂、同善堂合称)以及迁善所、三仓、粥厂、保甲局、粮仓、丐厂、义渡局、掩埋局等慈善组织组成的“杭州善举联合体”。在此期间,还主持重修文澜阁、白苏二公祠、拱宸桥等,在恢复和稳定杭州秩序以及保存文化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


1.3民国时期的慈善群体

民国八年王震荷花翠鸟吴昌硕篆书成扇 -浙江省博物馆藏

民国时期王震绘《流民图》-中国美术学院藏

民国西湖放生被拓片-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民国以来,在西方慈善理念的影响下,随着各种慈善机构的不断设立和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慈善事业内容越来越丰富,重要表现是一大批工商业者和书画从业者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同时慈善活动更具组织和计划性,个体化慈善活动逐渐呈现出群体化特征,这在包括浙江在内的江南地区表现较为明显。


2. 慈善组织的新动向

2.1变化中的宗教慈善

民国二十一年印《三圣经灵验图注》-南通中华慈善博物馆藏

民国时期温岭县动员委员会救济工作队佛教会分队证章-临海市公安局藏

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秉持“大慈大悲”以及“善恶因果业报”,从事济贫赈灾,施医给药等;作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倡导行善积德,济世利人;伊斯兰教宗教慈善则分为宗教功课慈善和伦理道德慈善。这些宗教随着近代以来基督教教会医疗、教育婴慈幼、救济等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也在不断谋求改观。


2.2善会善堂的普遍设立

民国时期景善堂自制款紫泥粉浆刻字喜上梅梢葵瓣圆形花盆-温州博物馆藏

清光绪二十五年乌程县同善堂地漕版串执照-浙江省博物馆藏

清同治八年杭州府给同善堂为验尸手续告示拓片-浙江省博物馆藏

中国善堂善会可追溯到创立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河南虞城的同善会,稍后移植到江南地区。清政府鼓励民间慈善行为,到民国时期,浙江各地已普遍设立各种善会善堂。在此过程中,善堂善会的内容也发生了改变,由之前的“养济为主”变为“教养兼施”。


2.3跨区域发展的慈善机构

华洋义赈会“哀鸿图”壹分红、蓝色印花税票-杭州博物馆藏

华洋义赈总会“十字放光图”壹分红、蓝色印花税票-杭州博物馆藏

华洋义赈会“十字放光图”壹分蓝黑色印花税票-杭州博物馆藏

随着清末新型民间慈善事业兴起,中国慈善救济范围不断扩大,日益跨越原来亲缘、地缘和业缘的界限。“丁戊奇荒”期间,包括经元善在内的江南士绅义赈河南、山西旱灾。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世界红卍字会等全国性慈善组织成立以后,广泛参与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地的慈善救济活动,甚至 逐步跨出国境, 将慈善救济延伸到了海外。


3.官民合作与慈善救济

3.1唐宋以来的浙江善政

明绘范仲淹像(范仲淹,北宋时期政治家和文学家,曾”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青州市博物馆藏



清嘉庆元年皇极殿太上皇帝御赐养老银牌-宁波博物馆藏

浙抚杨昌濬奏报查宁波海口及回省日期折和浙省遭风雹受灾上谕抄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自春秋越国“振贫吊死”以来,唐宋时期浙江善政发展到成熟阶段。浙江自然灾害频发,也使社会救济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明清以来,浙江社会救济在继承前代基础上有所进展,对民间慈善事业发展也有示范和带动作用。


3.2浙江省区救济院的兴衰

民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浙江分署证章-宁波市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浙江省区救济院贷款所报告

浙江省区救济院概况

民国以来,北洋政府通过运用法律手段,鼓励和规范慈善事业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浙江省民政厅将民办慈善组织“同善堂”改组为浙江省区救济院,各市县也相继设置救济机构。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救济院处于停办状态或被改为临时难民收容所。浙江难民局、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浙江分署等也基于战时环境而成立。


3.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救济

民国十四年印《中国济难会发起旨趣书》-浙江省博物馆藏

民国二十四年红军“互济会六大任务”抄件-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藏

1949年《浙东行政公署减租减息增资条例》-浙江省博物馆藏

本文资料来源:浙江省博物馆

梦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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