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1844年9月12日出生于浙江湖州安吉县，1927年11月29日逝世于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从苦于生计的乡村秀才、一官如虱的“酸寒尉”，到领衔海上的艺坛耆宿，其一生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而至民国，游学、游宦、游艺的足迹辗转湖州、杭州、嘉兴、苏州、上海等地，更曾远赴京津、北上山海关。

吴昌硕

吴昌硕中年时作有《怀人诗》、《十二友诗》记其青壮年时代的好友知己，又回忆生平交游，列文二十余篇，记与己有金石交谊者，结集为《石交录》，自谓在黯淡仕途的“风尘奔走”中，“德业不加进，每思之未当不悔。独幸所遇贤豪长者，往往契合，非伏处岩穴所能庶几，此则差足自慰矣”，从中颇可体会师友之谊在其人生阅历中的意义和对其艺术成长、成熟所产生的影响。及至晚年，吴昌硕更以开放的心态活跃于各种诗会、印社、书画团体，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逐步拓展自己的艺术影响力，确立起艺坛领袖的地位。

作为集四艺于一身，承前启后的艺坛巨匠，吴昌硕所亲历的，恰亦是一个于动荡中众星云集，大师辈出的时代。在他的友朋中，有着诸多声名显赫的积学大儒、高官大吏、收藏世家和工商巨子，也多狷介清寒的畸人墨客、在时代的潮流中安身立命并寻求突破的职业画人。8月16日至10月7日，“吴昌硕与他的‘朋友圈’”展于浙江省博物馆开展，展出了吴昌硕与友人们的诗文唱和、印篆题跋、书画酬答和往来书札共  件，它们承载着彼此间的契合提挈与相互砥砺，也折射出晚清至民国这一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社会、艺术思潮的传承与新变，或可为管窥吴昌硕其人其艺提供另一种视角。

展览海报

吴昌硕的父亲吴辛甲系咸丰辛亥举人，善诗，亦喜篆刻，吴昌硕正是从他那里得到了为学为艺的最初启蒙。1860年，太平天国的战火蔓延至吴昌硕的家乡安吉鄣吴，17岁的吴昌硕流亡避乱，“流离转徙，学殖荒落”，历五年方得与父亲重逢返乡。

吴昌硕《七十自寿》诗云“我祖我父称通儒，可怜无福授我书”，对少年时被迫中断的随父读书生涯充满伤悼之情。动荡的时代和家庭的变故使他的艺术未得早熟，将届而立方才初现雏形，在他青年时代的艺文发轫中，家乡的学官潘喜陶和同里诗人施旭臣都留下了印痕。

吴辛甲诗稿手迹并陈三立、诸宗元题跋

私人收藏

遗稿是吴昌硕的父亲吴辛甲四十九岁那年为他的朋友、当时的汪姓地方官所绘“秋山策蹇圖”所作题诗。吴辛甲于吴昌硕廿六岁时病逝，所有遗墨散尽。1913年吴昌硕于家乡坊间觅得此稿，格外珍视，特请身边民国诗坛两大名家“一老一少”陈三立与诸宗元以笔墨记录此一等幸事，并将三文共同装帧一轴。

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修水人，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之子，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其子陈衡恪（师曾）师承吴昌硕画意，自命书斋“染苍室”。

诸宗元（1875-1932），字贞长，别字贞壮、号大至，绍兴人。曾入同盟会与南社，民国后曾任水利局总裁张謇秘书等职。有《中国画学浅说》、《大至阁诗》。

诸宗元与吴昌硕相识于1909年，又于1910年同游武汉、北京，二人后虽分处沪、杭两地，但往来诗札历十数年不断。在故交沈汝瑾去世后，诸宗元是吴诗文最主要的切磋与修改人。1914年，诸宗元作《缶庐先生小传》刊于《神州国光》第二期，系吴昌硕第一篇较为系统全面的传记。

潘喜陶（1823-1900），字芝畦，号燕池，海宁硖石人，曾在安吉、永康、平阳、象山等地担任教职，1865年出任安吉校官，在其敦促下，吴昌硕于是年补考因战乱而终止的庚申（1860）科院试，得中秀才，故吴昌硕于《石交录》中称自己“出海宁潘先生门”。

潘喜陶擅画，吴昌硕谓其画梅“无倔彊枒槎气，而清风远韵，具雪后水边之致”，虽没有确凿的记录，但对吴昌硕生平的述及，往往以他在家乡从潘喜陶习画梅作为其涉足绘画的开端。

施浴升（?-1890），字旭臣，又字紫明，一署子明，安吉人。吴昌硕自谓与其“交最深，自始学诗，从受诗法，每成一篇，即以质就”。由于两人又曾同窗杭州诂经精舍，故吴昌硕称施浴升与自己的关系“在师友之间”，直至中年时给妻弟施为的信中，依然感喟自己能“稍解吟弄者，皆十年前得自子明夫子之教悔”。

吴昌硕 园丁墨戏 2.4×2.4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1869年，26岁的吴昌硕首度赴杭州，求学诂经精舍，从名儒俞樾学习小学及辞章。

诂经精舍地处孤山南麓，嘉庆六年（1801）由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所辟，后几度兴废，于同治五年（1866）重建，一度为浙省最高学府。

俞樾（1821-1907），字荫甫，晚号曲园居士，德清人。曾官河南学政，后以“试题割裂经义”被劾，罢官后潜心学术，于经史、文字学、音韵训诂皆有精深造诣，一时称朴学之宗。

俞樾

俞樾于1868年出任诂经精舍山长，主掌精舍讲席达三十一年，其掌教强调“由训诂而名物、而义理，以通圣人之遗经”，并以为“其以应举文诗课士者，则有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在。至诂经精舍则专课经义，即旁及词章，亦专收古体，不涉时趋”，故精舍以学术严谨而与专意科举的书院形成鲜明对比。吴昌硕在诂经精舍的这段治学经历，对他于金石学的理解和篆刻书法的探索具有重要影响。

俞樾一生兴趣广泛，其著作涉及诗、词、曲、赋乃至小说、传奇，他又精研汉碑，尤擅写隶书，以沉厚含蓄的风格见称。其晚年往还于苏、杭之间，1874年更在苏州建曲园，因此吴昌硕负笈诂经精舍的时间虽不长，却得以在其后的岁月里与俞樾时有过从，在问学之余，也多得老师的人脉之助。

俞樾、杨伯润、汤经常等《篆云轩印存》跋

浙江省博物馆藏

此册是 俞樾、杨伯润、汤经常、吴淦、金树本、杨昌珠，金寿伯等人为吴昌硕《篆云轩印存》所作的跋文。俞樾文末未署年款，杨伯润、汤经常、吴淦均题于同治十二年（1873）。金寿伯题于同治十三年（1874）。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老师俞樾外，杨伯润、汤经常和吴淦三人都是1870年代在海上书画市场广受欢迎，润格较高的画家或书家，由此可见吴昌硕在30岁前后初赴上海时，便与海上名家有了颇为广泛的交往，而他携印谱访名家，亦当有借印艺立足海上艺苑的考虑。

吴昌硕游学、游艺的同、光年间，由乾嘉考据学发展而来的金石学日益成为知识精英竞相追逐的学术主流，并由此而为篆刻和书画艺术带来新的审美参照。以印人起步的吴昌硕，在青年时代于湖州、杭州等地的游历中就开始了对金石碑版文字的研习，他曾于1875年寄寓湖州收藏家陆心源潜园，协助其整理文物，由是得见陆氏搜罗的大量汉晋古砖，及至中年留居苏州，更借助印艺得以与一批江南学术、收藏圈中的显赫世家相交。

吴云致吴昌硕信札

浙江省博物馆藏

这组信札共有二十六页，大部份未署纪年，一页署“甲戌秋七月三日”（1874），由信文可知早在此年前，吴昌硕已为吴云刻有“听枫山馆”等多方印，是时，吴云又请其为刻“师酉二敦之斋”两方及“平斋晚号退楼”、“第一江山作郡来”印。 另多通信札，内容亦为嘱托刻印，吴云在印作完成前后提出了细致的意见与点评，有以自己辑录的《两壘轩彝器图释》相赠。信中种种，颇能体现吴云的古文字与印学思想，以及令吴昌硕一生铭感的知遇之恩。

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晚号退楼，湖州人，官至苏州知府。工书、印，精鉴好古，收藏富且精。因藏有各种旧拓《兰亭序》二百多本，故名其室为“二百兰亭斋”，又先后收得阮元及苏州曹氏所藏齐侯壘两件，因颜其居曰“两壘轩”。吴云还以收藏古玺印著称，所蓄先秦两汉以来官私印多得自东南故家，仅从张廷济后人手中就购得四百钮，为一大宗。

吴昌硕于1872年初游苏州时造访了这位乡前辈，1880年更曾坐馆吴云府中，得与吴云时相过从并综观其收藏，其《石交录》感慨“封翁（吴云）假馆授餐，情意甚挚，因此得纵观法物，于摹印作篆稍有进境，封翁之惠居多矣”。

潘祖荫

潘祖荫（1830-1890），字东镛、伯寅，号郑盦，苏州人。历官侍读学士，工部、刑部、兵部尚书。通经史，精楷法，所藏金石、图书甲于吴下，有《攀古楼彝器图释》，并辑有《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等。

1883年，在家乡丁父忧的潘祖荫从族兄潘钟瑞处见吴昌硕所刻印章，颇为欣赏，遂请吴为己治印，二人由此结识。潘祖荫于光绪九年七月至光绪十一年《日记》中，多次记录了与吴昌硕的金石往来：“（光绪九年）七月初二日，吴苍石复刻‘井西书屋’印，好。”“初五日，仓石来，赠拓本廿五纸。”“初六日，仓石名俊卿，从九，刻印、行草、诗文俱好，湖州人。”与这些记录所对应的，是吴昌硕于《石交录》中对潘祖荫的回忆:“潘郑庵宫保，硕德清望，为世名臣。顾好奖借寒畯，有一善，称道如不及。癸未春，读礼家居，偶见余篆刻，有过誉，遂以印托其族瘦羊先生命刻，先后凡数十方，皆称善。以分隔云泥，久未晋谒。宫保先使人致意，并贻古铜器拓本多种，始一往见。宫保以通经学古为勖。又谓余篆书入古。余谢不敏。盖余学刻印有年，未能自信，即篆书亦人罕许可，闻宫保言，不觉有感。非敢引公自重，然不可谓非受知。”

岘致吴昌硕信札

浙江省博物馆藏

杨岘（1819-1896），字见山，又字季仇，号庸斋、藐翁、迟鸿轩主等，湖州人。咸丰五年举人，应会试不中，遂以幕僚身份辗转各地，曾入曾国藩幕，后官常州、松江知府，晚年被劾罢职后寓居苏州，读书著述，以卖字为生。

吴昌硕《怀人诗》有“藐翁先生”一首，写杨岘“奇诗动似春葩吐，古隶书成乱发团”，《石交录》更以为杨岘的隶书“自成一家”，“于汉碑遗貌取神，著笔欲飞，而古茂之气溢于槠墨”，另《缶庐集》中有多首诗系为杨岘而作。

1882年，吴昌硕以捐纳在苏州谋得一小吏之职，举家定居苏州，得与杨岘比邻，几次欲拜这位同乡前辈为师，杨岘却回信以为师生之称未免落俗，提议不妨以兄弟相称，“师生尊而不亲，弟兄则尤亲矣”。

吴昌硕旧藏 汉三老碑初拓本并杨岘、徐康、方濬益题跋轴

东汉三老忌日碑有“浙东第一石”之称，咸丰二年（1852）出土，初为余姚名士周世熊（清泉）所有，由传拓高手僧六舟拓数十纸，此为其中一纸。

杨岘、方濬益题跋均作于1883年。

此碑原石后为丹徒陈氏所有，1921年，有日商欲以重金购之运往国外，时任西泠印社社长的吴昌硕倡印社同仁书画义卖，筹得重金将之赎回，并于印社筑石室保存。

作为隶书名家，杨岘熟稔汉碑，而其书用笔明快爽利，墨色亦多变化，在以沉厚为尚的风气中极具个性特色，却也往往被诟病为偏离古意。但杨岘显然并不以为意，就在二人以兄弟定交的信函中，杨岘便以读书作文为例，劝勉吴昌硕“不必过事高古，惟古书不可不读，使知宇宙间原有高古文字”，这种以古为用的艺术观，与吴昌硕后来“古人为宾我为主”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杨岘对吴昌硕的影响还在其浪漫的诗人情性，散落在诸多的诗文往还，书画题跋之中，贯穿吴昌硕四、五十岁间的艺事探索与人生走向。

杨岘 行书质寿镜片 1888年

私人收藏

杨岘七十寿辰之日应吴昌硕之请而作，由吴昌硕珍藏。杨岘题记对传统意义上的“寿”,不拘一格提出了质疑。文中信笔援引东汉蔡邕之《独断》，西汉小戴注的《礼记》及《诗经》的名句，又以老寿星作譬，形象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精神强固”身心安康才是长寿的前提。其人的不入凡俗、不拘成法的鲜明个性跃然纸上。

1872年，29岁的吴昌硕初次赴沪，结识了书画家高邕和其时海上画坛的领袖人物胡公寿。翌年，他再度赴沪，请已在上海书画市场取得成功的画家杨伯润、书家汤经常和吴淦为自己的《篆云轩印存》分别作序。在此后的数年中，他与上海画人的联系日益密切，至1883年，他更在上海结识了对自己的绘画产生深刻影响的师友任伯年。

任伯年

任伯年（1840-1895），名颐，号小楼，浙江萧山人。早年随族中长辈任熊、任薰习画，并曾于土山湾画馆学习素描、水彩。其作题材广泛，而以花鸟、人物成就最高。

任伯年为吴昌硕作蕉荫纳凉图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

吴昌硕与任伯年相识于1883年，任伯年从吴昌硕尚显稚嫩的画作中看到长年书法、篆刻磨练的笔墨功力，对他青眼有加。二人虽未定下师生名分，却从此成为至交。

任任伯年曾为吴昌硕作过多幅肖像，包括1883年《芜青亭长像》，1886《饥看天图》年、1887年《棕阴纳凉图》、1888年《酸寒尉图》。《蕉荫纳凉图》画上未署纪年，吴昌硕之孙吴长邺在年谱中将其列为1888年绘，另有一说谓此作于1892年。

吴昌硕对此画极珍爱，任伯年去世后，他常睹画思人。1904年，他在画上写下了一首长诗，诗中感慨了自己并不顺遂的人生，并以雨打芭蕉的意境，传达了对故人的思念。此作曾被窃，令吴昌硕痛惜不已，1907年，它被吴昌硕的好友，词人郑文焯在上海发现，得以物归其主。郑氏题跋对画作的失而复得作了说明。

而从1880年寄寓吴云两壘轩，1882年又举家迁居苏州始，吴昌硕在苏州的交游亦日渐广泛。自1880年代开始，到1912年正式定居上海，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吴昌硕在往来苏、沪的双城生活中度过了他的壮年时代。

作为开埠后远东的第一大城市，上海繁荣的经济和活跃多元的市民文化催生出巨大的书画市场，吸引着江、浙、皖等地的文人墨客。于此同时，文化积淀深厚的古城苏州，则拥有深厚的艺术收藏传统和士绅阶层艺术评判的主流话语权，二者皆为人才辐辏之地，且彼此间往来互动极为密切。吴昌硕正是在这种互为融通的文化氛围中进入了其艺术的全面开拓期。师友们的诗酒文会、金石品评、艺事探讨成为吴昌硕黯淡仕途奔波中的慰藉，亦赋予了他开阔的视野，他们的艺术得失和人生百态，都成为了可资汲取的借鉴。

吴谷祥为吴昌硕作树石秋林寄兴图卷1882年

私人收藏

吴谷祥（1848-1903），字秋农，嘉兴人。山水远宗文、沈，近法戴熙，亦擅花卉、仕女。同治年间就在上海鬻艺，是当时上海著名的书画社团“蘋花书画会”的骨干成员，也是后来苏州怡园画社的重要成员。

画中所绘人物即吴昌硕，在卷尾，吴昌硕自题七言诗一首，款署“昌硕”，这也是目前所见他最早用“昌硕”这一名号。

1882年，吴昌硕结识虞山诗人沈石友，二人由对金石、吟咏的共同嗜好结下了维系终生的深厚友谊。

沈石友（1858-1917），名如瑾，字公周、梦痕，出身常熟望族，学而不仕，精于篆刻、诗词，更以富藏古砚名世。

吴昌硕曾有诗谓“石友介于石，镌肝淘俗尘”，极言沈石友狷介脱俗的个性，更以为沈石友作古体诗和五言近体诗分别堪比南朝鲍照和中唐刘长卿。在两人逾三十年的书信往来中，多涉诗文的切磋，吴昌硕常请沈石友为自己的题画诗斟酌修改，进而代笔，对以“石友先生”相称的好友充满了感佩与信任。

鉴赏古砚，题琢砚铭，是两位至交探讨最多的赏心乐事，在《沈氏砚林》所收录的一百五十八方沈石友藏砚中，有相当一部分留下了吴昌硕的深刻烙印。

与沈石友的友情，使吴昌硕与常熟文士多有交集，这其中，便有身为两代帝师的翁同龢。

吴昌硕曾于1894年赴北京，经友人引荐拜访翁氏，并以印章书画相赠。两人的另一次交集，则是在四年后的1898年，吴昌硕赴常熟沈家小住，再次往谒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返乡的翁同龢，却未得相遇。虽仅一面之缘，但翁氏有诗“黄陈而后数吴公，不愧沧江白石翁”，以对吴昌硕印艺的高度评价答谢其惠赠。而吴昌硕，则有“魑魅喜人吟不和，忧时直与杜陵同”和“想见西风斜照里，倚楼独听万株松”等诗句，表达了对翁同龢政治命运的同情和隐忧。

吴昌硕 灯梅图轴 1891年

私人收藏

这件作品是吴昌硕1891年所绘， 吴大澂在1892年作了篆书题跋。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愙斋，苏州人。历官陕甘学政，左副都御史，广东、湖南巡抚等，吴大澂对先秦金石文字有开拓性的研究，擅篆书，有《说文古籀补》、《愙斋诗文集》。

1889年，吴大澂与顾麟士等人发起成立怡园画社，并任社长，其主要成员包括顾沄、顾潞、金心兰、倪田、陆恢、吴谷祥等人，中年时期与画社成员的交流切磋，对吴昌硕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吴大澂题跋谓：君画如我篆，象形会意殊草草。我篆类君画，落花满地随风扫。两人相对一灯青，笔酣墨舞同怀抱。此中真趣勿为外人道。并在诗后钤盖了吴昌硕为其所刻的两方印“白云山樵”、“愙斋诗书画记”。字里行间，颇有将吴昌硕引为知己之意。

1911年夏，68岁的吴昌硕赁屋吴淞，正式开始了职业书画家的生涯。他于1912年起定居上海，1913年，又在王震的盛邀下搬入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在成就艺术巅峰的晚年岁月，他与王震成为了情同父子的忘年至交。

王震（1867-1938），字一亭，号白龙山人，湖州人。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日清汽船会社买办，华商电器公司董事、上海总商会主席等，加入同盟会参与了辛亥革命上海起义，并资助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王震早年曾随任伯年学画，有扎实的笔墨功底，二次革命失败后，从国民党上海分部部长任上急流勇退，于书画一途锐意进取。在吴昌硕尚未于海上书画市场打开局面时，他以大量的书画订购给予了吴昌硕最有力的经济支持，并以自身在商界、政界的地位，而成为吴昌硕艺术盛名远播的重要推手。

任伯年墨竹、王震补绘吴昌硕小像轴

私人收藏

1914年，任伯年之女任霞检父亲遗作墨竹，由王震于其上补绘吴昌硕小像。吴昌硕于画上题跋谓“画中之竹，廿年前伯年先生所作，一亭王君为余画像其中，呼之欲出。一亭予友也，先生（任伯年）在师友之间也，道所在而缘亦随之”。这段题跋，加之王震自题中“回首师门”之语，成为了后来研究者关于三人亦师艺友关系的最好说明。

王震曾自谓“四十后，与安吉吴先生论画敲诗无虚日”，除了艺术的切磋砥砺，吴昌硕与王震的身影也频繁地出现于各种书画社团的雅集、展览、慈善赈灾活动中，“王画吴题”一时有“海上双璧”之誉。二人的携手合作，对民国时期海上书画家群体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和海派艺术的发展走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吴昌硕行书八十自寿十言联 1923年

浙江省博物馆

1923年九月初一（10月10日），海上艺苑众多友朋借座北山西路茧业公所为吴昌硕贺寿，10月7日《时报》预刊文《寿人寿世之吴昌硕》，谓“此次以文字书画颂翁者，琳琅满壁”，“届时海上名流，济楚一堂，定必各及一时之盛”。此前，八月初一（9月11日）寿诞之日，周庆云、潘飞声、康有为等有诗文贺之。

席间吴昌硕作有大量自寿联，用以答赠亲朋好友。

民国初年，一批曾以仕宦为正途的旧朝士大夫在时代的激变中选择寓居上海，以学问自遣，并以鬻艺谋求生计，这一“遗老”群体的艺术实践，对民初海上艺苑的风格走向和文化标高深具影响。厕身其中的吴昌硕，晚年友朋也多这一群体中人。如他与学识宏博，并以融合碑帖的行草书开一代宗风的沈曾植便颇多艺文往还，与时称词坛宗匠的朱祖谋，诗、书兼备的郑孝胥更为密友，另与陈三立、曾熙、李瑞清等也多有交集。

在活跃于艺苑的“遗老”群中，1844年出生的吴昌硕已然最年长者，但在共有的文化身份认同外，吴昌硕却以其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开拓精神而尤具身份转型的现代意识。如他在1914年，便率先举办了近代史上的首个个人书画篆刻展览会，他的身影还频繁出现在代表沪上新兴美术团体的“天马会”等社团活动中，他的友朋，也有错综多样的身份，由此亦可见这一时期社会和文艺形态新旧交杂的复杂面貌。

诸闻韵、潘天寿为吴昌硕作八十寿像轴1923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诸文韵 (1894-1940)，原名文蕴,号汶隐,别号天目山民，安吉人。曾任上海美专教授、新华艺专国画系主任等职。于1919年首次拜访吴昌硕，开始追随其学艺，并于1923年将自己在上海美专的同事，日后成为一代艺术大师的潘天寿 （1897－1971，字大颐，号寿者，又号雷婆头峰寿者，宁海人）引见给吴昌硕。

晚年的吴昌硕，虽然并不笃信佛教，但每天晨起，都要对着一尊弥勒像燃香静坐，藉以构思，并平静心灵，也许正是这种习惯，促使他的两个弟子在这件肖像中把他描绘成禅宗祖师达摩的形象。这件作品应是由诸闻韵绘吴昌硕面部肖像，再由潘天寿添画披着袈裟的身体和蒲团。

这种二人合作，并参用中西，结合写实与写意的肖像画法，在晚清到民国期间并不少见。但像这件作品中过于大胆的强烈对比却是鲜见的，吴昌硕欣然接受了这件生日礼物，并在画上题写了一首小诗，由此或可见出这位耄耋老者所怀有的一种开放的心态，这件肖像也像当时上海文艺的一个缩影，新与旧，中与西，在尚未成熟的变革与融汇中，也孕育着多样的可能性。

1913年，古稀之年的吴昌硕被推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稍后，他又成为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会长，这无疑都标志着吴昌硕已渐成为海上艺坛的领衔者，同时，这两个社团也成为了吴昌硕发挥公众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吴昌硕晚年于艺林中的声望，在其八十寿辰的盛况中颇可见一斑。此外，他四艺合一的深厚涵养和仁厚宽和的长者风范也使其晚年弟子和私淑者众，吴派艺术由此而成时代之音的最佳代表，并在其身后依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力。

王震 缶庐讲艺图轴 1932年

西泠印社藏

吴昌硕去世五年后，子东迈遵遗命将其安葬于超山宋梅亭畔，吴昌硕众门生请吴昌硕晚年的挚交王震作此图，并勒石墓侧以志纪念，沙孟海作有碑记。

图上所绘五人，分别是吴昌硕与他四个早逝的弟子：次子吴涵、陈师曾、李苦李和刘玉庵。

（本文资料来源：浙江省博物馆）